宗教信仰与地理环境有关系吗？是的。传统观点认为是地理环境为宗教提供了几乎所有的想象和崇拜的素材，在炎热的印度，人们在疲懒的状态下更容易静心思考，于是产生了喜欢冥想的佛教和印度教；在中亚沙漠地区的耶路撒冷，人们在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又无力改变的时候更容易寄希望于神祗，于是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应运而生。而且，专家们都认为，相同或者相似的地理环境更容易接受同一种宗教信仰的理论，以伊斯兰教为例，它主要分布在北纬10度到北纬50度这条狭长的地带，其中就有我国的新疆地区。在伊斯兰教扎根之前，新疆曾经是佛教的天下，但是那里的地理环境与中亚地区更为相似，结果那里的人们逐渐认同了同样来自沙漠地区的伊斯兰教。
　　而新的研究发现，宗教信仰也同样改变了一个地方的地理风貌。
　　基督教让城市兴起
　　在宗教产生的早期，大自然一直是宗教企图“示好”的最主要的对象，风雨雷电、山川河流等等自然地理现象统统被赋予了神格，印度教和佛教都认为洪水、暴雨以及干旱等灾害是天经地义的，是因为人间有人闯下了祸事或者造了冤孽，是上天的惩罚，只能听之任之，人们不能做出任何改变自然的举措，因为那不仅无济于事，还有可能因得罪大自然而受到更加严厉的惩罚。
　　而基督教则不一样，它认为宇宙间唯一的真神是耶和华，自然万物都是耶和华为人类创造出来的，是为人类服务的。因此，改造地理环境、使人类生活更舒适，是上帝赋予人类的计划之一。相对于印度教和佛教那种勇于承受“惩罚”的心态不同，基督徒在信仰的指引下，主动采取措施努力减少灾害的损失，这种传统延续到现在，就成了西方世界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驱动力。
　　正是在这种驱动力的引导下，中世纪的欧洲开始了大规模的城镇建设，宗教团体也纷纷加入其中，他们是森林砍伐和新农区建设的主力军，按照基督教的教义，他们相信只要崇拜神，承认神对大自然的所有权，那么基督徒就有作为神的雇农，利用自然的神圣权利。因此在中世纪欧洲进行土地开发也不完全是迫于生存的压力，很大程度上是践行教义的同时改善生存环境。
　　而且，基督教改变地理环境的最大兴趣点在于建设城市，关于天堂的描述就是有富丽堂皇的教堂，而不同于伊斯兰教的“天国”里是水、乳、酒、蜜四条河流的向往。基督教鼓励人们对地理环境进行大改造，城市无疑比乡村改造的力度更大。
　　城市化建设让欧洲更加活跃，不仅在世界上最早开始萌发资本主义，也在地理大发现的大航海时代有一番作为。
　　佛教让绿树成荫
　　与基督教鼓励信徒砍伐森林建设城市不同，佛教出于对自然的敬畏，强调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并与其处于和谐的一体中，因此，佛教徒提倡的不是改造自然，而是保护自然。在西藏，藏传佛教对周围的山水都很崇拜，许多山水被封为神山、圣湖，他们认为神山和圣湖不可得罪（当然更不能触碰）。我国有句俗话叫“天下名山僧占多”，一些以自然风光取胜的山川都成了宗教圣地，如我国四大佛山：五台山、普陀山、峨眉山和九华山。
　　山能得到佛教徒的青睐，是因为他们认为神祗居住的地方一定有被赋予了神圣性的一面，而且普通人难以到达，山川河流风景秀丽，人烟罕至，正是人类接近神的一条途径，而其中的一草一木都有灵性，也许经过几百上千年可以幻化成精灵也未可知。于是，我国有了九华山、五台山等佛教名山，印度有了久负盛名的恒河，这些名山大河都成了佛教徒眼中的圣地，而在西域和南亚地区，还有许多山洞、岩穴都成了得道高僧修行的场所。
　　佛教信徒不仅保护已有的自然环境，还喜欢建造更多的自然景观，尤其喜欢植树造林，以我国的佛寺为例，每一座寺庙都有自己的园林。佛教认为树木是有灵性的精灵，种植树木是行善积德，是修行的一部分，同时树木也可在寺庙的环境熏陶下增长灵识。
　　公元11世纪，佛教进入我国云南傣族地区，许多佛经故事中常常描绘出一种绿树环绕、花繁似锦、洁净清爽、人物和谐的佛国世界，这对傣族村寨的建设影响最大，它让傣族村寨建成了绿树掩映的园林。在傣族文化中，很多植物被视为佛树，尤其是大青树，它在傣族被视为神树，不仅不能砍伐，就连落在地上的枯枝亦不能拾走。如此一来，种植大青树被视作一种善举，因为它树冠长开之后很大，可以供行人休息纳凉，所以谁种了大青树就可以受佛祖庇佑，村寨的路口、中心、佛寺旁必有大青树群出现，是村寨的守护神。
　　在佛教思想的长期熏陶下，傣族形成了“林、水、田、粮、人”的尊卑排序，他们对自然环境的尊重程度由此可见一斑。倘若有人不能遵守这个排序或是没有把自己的家建造成绿树环绕的形态，那么这是对他自己道德和能力的否定，将为整个村落所排斥。
　　宗教虽然只是一种文化或者思想，但是却能影响所到之处的地理面貌，让自然环境大变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