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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众教育家相同，魏书生言必称教育幸福与师者快乐；与众教育名人不同，魏书生即使畅谈“改革创新”，念念不忘的还是“守住常识和长处”。2 000多年前孔老夫子说过的话，被他认定为万年不变的铁律，整新词儿、“掀高潮”被他说成来回折腾。
他教语文，长期不上课，不留作业，不批作文，不测验，但学生成绩在全省名列前茅。他当班主任，把各班倒数5～10名的学生“调”到自己班里，不盯、不堵。他每年外出讲课、演讲好几个月，从不请人代课、带班，而班级秩序井然。他身兼数职，语文教师、班主任、校长、局长角色独立担当，却从容自如。
“处天外遥望，地球很小；居体内细察，心域极宽”是魏书生得以“松静匀乐”的幸福辩证。信与不信，难道是师者能否离苦得乐的分水岭？
2012年5月9日，北京师范大学敬文讲堂掌声一片，腰杆笔直的魏书生结束了两个小时的演讲。在互动环节，一位大学三年级的女生不无担心地问：“魏老师，您19岁登讲台，我19岁参加高考，从教比您晚了4年……虽然我比您多了4年的大学读书经历，但我还觉得自己懂得太少，到现在还没读过什么“斯基”、什么“姆”的书，我真怕自己到时候会误人子弟啊！您说我该怎么办呀？”听众们为女孩的坦率而鼓掌。
魏书生也笑了：“怎么办？给自己找长处，守住自己的长处。你至少有20条长处适合当老师。从你的言谈举止，从你谦虚的心态，从你……你一定能跟学生相处得特别好。一个怕误人子弟的人，肯定能从他人的角度想问题，保证能当个好老师……只要跟学生一块儿商量，你指定越教越好。”
一、恪守常识——温故而知新
魏书生有一个著名的8分故事。一个学生考了8分，心里正打鼓，一想老师准是指着试卷劈头盖脸一顿：“怎么考的？就是瞎蒙也不止8分啊？”没想到新班主任魏老师满眼真诚与惊喜地说：“你一不听讲，二不写作业，三不看书，还能得8分，这是天赋哪！”谁听了不愿意验证一下“天赋”？学生来了劲，成绩一步步提高了。
魏书生说自己就这么点本事，善于把人家积极向上、乐观的情绪激发起来，爱上自己的长处，哪怕长处就是那“8分”。他说：“越批评，后进生越泰然处之，给他找优点，他反倒脸红了。”“找自己长处”这招儿，魏书生也经常用在管理教师身上。他对落后的教师恳切地说：“你肯定有至少20条长处。你要是找不着，我这个当局长的给你找。”
魏书生常说，是学生教会了他教书，是落后学生帮他提高了当班主任的能力。现在挺时兴的一句话叫“教师和学生共同成长”，这在2 000多年以前《学记》上写得明明白白，叫“教学相长”，多简单啊，这不是常识吗？
1.借鉴与创新：守住根本
有教师一下讲台就沮丧地说：“魏老师，这节课我讲失败了。”魏书生说：“你先别研究失败，先研究你的成功。”对动不动就反思的教师，魏书生说：“你先别反思，你正思。佛学里说了修行的八正道：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
关于借鉴与创新，魏书生认为，放眼世界，凯洛夫有道理，赞可夫有道理，巴班斯基有道理，苏霍姆林斯基有道理，布卢姆有道理，布鲁纳有道理。对这个“斯基”那个“姆”的理论，以及一切有道理的经验，教师要拿来为自己浇水用，千万别把人家当大斧子，咔嚓一下把自己砍死。老祖宗早就告诉我们了：怎么学？学以致用，学而时习之，循序渐进，持之以恒；怎样教？有教无类、因材施教、寓教于乐、教学相长。这些最基本的东西，古代如此，现在依然，将来再过100年也不会改变。教育，特别是基础教育，盯住了过去那些对的东西不动摇，用真心往深里做、往实里做就完事了。千万别弄得自己忘了根基，忽略了根本的东西搞所谓的创新。
从1949年到现在，在教育最根本的问题上，始终没有变化过。教什么？教人做事，教人做人。做什么人？就是要做追真、向善、求美的人。在根本的问题上是不需要创新的，静下心来守住根，本就不会变。只不过有时候用词儿有点变化，换个词儿不代表创新。比如，过去叫“大纲”，现在叫“课标”了。本来民国那时候就叫“课标”，后来到1952年，从哪儿引进来一个词叫“大纲”，那时候叫“大纲”就显得多么革命、多么进步啊！现在又不革命了，又换成“课标”了。
无论第几次课改，教师们要做的无非三个守住：守住传统常识，守住新中国经验，守住自己的长处，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守住我们正宗的根，根扎得越深，枝叶就会越繁茂，想不创新都不行。
2.民主与科学：轻松快乐
新学期开学，魏书生第一节课就问学生：“这册新书学得怎么样了？”很多学生回答：“自学完了！”魏书生问：“自学完了怎么办？”“期末考试。”魏书生又问：“什么时间考？”“明天！”就这样，每次放假学生就把新书学完了，一开学就进行“期末”考试，成绩却总是喜人。
这都是些什么样的学生？实际上都是重点中学挑剩下的学生。1979年3月，魏书生班级语文入学成绩40分以下的就有8名。但两年半以后的中考，93%的学生考入中专和高中，平均成绩比重点中学高出7.8分，连入学时仅24分的学生也升入了高中。魏书生作过统计，每个学生平均写了18万字日记，读了21 000页课外书，长跑2 190公里。
吕叔湘先生曾为此惊叹，称赞魏书生既有博大精深理论又卓有实践成效，“不是一般的教育家”，又说“如果自己再年轻一半，会拜魏书生为师”。
记者问魏书生，培养出这样的学生他是否必须日以继夜、废寝忘食？他说恰恰相反，懒教师才能培养出勤学生。他每天到点就下班，也不允许其他教师加班。他当局长，教师每天工作6小时。他一般不用个人时间干公家的事，下班时间自己支配，做自己喜欢做的事——看书、写文章、锻炼、看连续剧，一点没耽误。
如此轻松而神奇？现今一些班主任可是“苦字当头累在心”。魏书生说他用的是“长了胡子”的老办法——民主和科学。
所谓民主，就是不摆教师架子，和学生商量。魏书生当时的日记曾记下了很多这样的故事：“回校后安排学生明天看电影带凳子的问题。我的意见是到校来取凳子，大部分学生的意见是放学时就先把凳子带回家去。举手表决时，我请求把我们的意见当做10个人的意见列入我那一派中，结果大多数同学坚决不同意，只好作罢。照多数同学意见办。” 所谓科学，就是按规律定规矩，班级管理靠计划、执行、评价系统自动运转；学生自我管理，事事有人干，人人有事干。
魏书生的班级制度无所不包，30多项岗位责任制度和考核制度，形成了一整套计划系统。如班级一日常规、一月常规、一年常规。学生每天写一则格言，课前唱一支军歌，集体跑步5 000米，写一篇日记、写50字左手小楷等。每项任务，要通过5种检查，各种检查互相制约，考评细则量化便于操作。长此以往，学生的好习惯自然形成。
在魏书生的班里，普通学生能做的事班干部不做，班干部能做的事班长不做，班长能做的事班主任不做。与一些忙得一塌糊涂、叫苦叫累的班主任相比，魏书生显得很“轻闲”。班里事务，事无巨细，都有人承包。如负责桌罩的、负责养花的、负责养鱼的、负责名著的、负责白手套的……
学校规定，学生上操要戴白手套，魏书生的班总是做到一个不落。如何做到的？有一次，魏书生发现承包手套的赵文宇桌斗里有很多手套，便问：“赵文宇，你放一堆手套做什么？”“给大伙预备的，万一谁忘家了也不至于被学校扣分。”魏书生说：“你这样不把大伙管懒了吗？以后大家都向你借，怎么办？”赵文宇摇头：“不可能都向我借，借戴一次要写250字的借条呢。”“那人家不朝你借怎么办？”赵文宇胸有成竹：“那不可能，只要没戴手套还不朝我借，那他就得写500字的说明书。”
魏书生说：“学生把事管得这么好，还用我干什么呢？我又当书记又当校长，还当两个班的班主任，教两个班语文课，靠谁管班？我的副班主任。最多的时候两个班146名学生，我就有146名副班主任。”他坚信每个学生心灵深处都有善意，都是教师助手。“一个当教师的，既然没本事跟人家学生作对，就得高高兴兴走进人家的心灵世界，让人家能做事。越不管人家，人家把班级管理得越兴旺。我离家20来天，一回来学生就说，魏老师，没有你我们照样过得挺好的。运动会一班第一名，七班第二名。”
记者问：“既然课不怎么上，班也不用管，那您在学校整天干什么？”魏书生平静地说了一句：“观察和思考。我一直琢磨着我的学生还能干点什么。”
二、坚守宁静——苦行而乐修
魏书生教了3年书就被评为省先进班主任，教了6年就被评为全国优秀班主任和特级教师。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中青年有突出贡献的专家、首届“中国十大杰出青年”等荣誉也接踵而至。专业成长的速度可谓惊人。
但也有人说，魏书生的经验只适用于魏书生本人，只适合于他当时的年代，现在的人学不来，学也学不像。起码那时没有班主任津贴，他自然不会为此犯难。如果魏书生的学校也用食堂“就餐率”、校服“订购率”、保险“入保率”等指标来考评他的班主任业绩，他会怎么办？他还会怀揣民主与科学的准则，用和学生商量的眼光，培养学生良好的习惯吗？如果可以穿越时空，让20世纪80年代的魏书生穿越到当今做一回青年教师，他还会成为一代名师吗？
记者曾拿着网络文章《当前班主任的九大阵痛》与魏书生交流，以为他会评判那些叫苦叫累的班主任管理不得法，给班主任们开一剂良方、指点一二。也许出于对包容的信仰，抑或出于“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的常态，他淡然一笑：“我自己是这样管班的，这样做班主任的。有些优秀班主任事必躬亲、加班加点，也有管得很好的。我不能按自己的方法做着省劲，就说人家的方法不好。”在普通教师如何找到幸福之门的问题上，他不愿评判别人的是非，而更愿回顾和剖析自己。
1.苦行
魏书生是老三届，1968年作为第一批知青在盘锦地区新建农场落户。他在一线劳动了10个月后便来到陈家大队的红旗小学。最初，魏书生并不想当“孩子王”，但对比一里地以外的知青点来说，那所没有阶级斗争、没有人人自危的农村小学简直就是魏书生的乐土。尽管教室不足10间，除了黑板、粉笔就是破桌烂椅，尽管当时优秀教师的最好出路是被提拔成售货员，但魏书生为了能教书，竟然轻易地放弃了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回城指标。1971年在学生、家长、亲友的再三劝说下他才回城，在盘锦机电厂当了6年政工干部。在6年里，他平均以半个月一次的频率，口头和书面向领导申请150多次，坚决要求去教书。包括在被确定为厂级接班人的情况下，他仍然非要去当教师。
在那个知识分子都是“臭老九”的年代，教书有什么令人心驰神往的？魏书生曾说，如果那时工厂里的环境也和学校一样纯净和自由，他也许就不会要求回去教书了。这不禁令人思考：是时代偏爱了魏书生，让他更容易找到幸福吗？魏书生说：“幸福既可外求，也可内取。不能外求时，便要内取。也不能说我生存的环境不喧嚣，但我的内心可以说是比较宁静的。”在当时环境下，有多少人像魏书生一样不喜欢阶级斗争呢？有多少人不喜欢归不喜欢，依旧融入斗争洪流呢？喜欢世外桃源的真、善就一门心思去寻，这是个人的选择标准，魏书生执著得似乎不可思议，哪怕历经生死。
1974年魏书生因说过“对待孔夫子应一分为二”而成了“准反革命”典型，遭受了长达两年的批判，最多一天要挨批3次。专案调查组从他的日记、稿件中找出了“否定文化大革命”“攻击革命造反派”“鼓吹唯生产力论”等“反动言论”共108条，基本定论为“魏书生有一个完整的反动思想体系，绝不是一般的问题”。他在日记里曾这样记录：“由于日夜徘徊于牢狱及死亡的边缘，这时自己便很轻生，生死存亡的分量由重得不可估量变得轻飘飘的，人生的甘苦，世太的炎凉，更响亮地撞击着心灵。济世与玩世，抗争与苟安，自制与放纵，许多复杂的情感，在心灵的土地上，激烈地争夺着。”
生与死相连，一个人对死的态度是他对生的态度的总结，一个人如何面对死，便可知他如何把握着生。魏书生白天挨批，晚上还像每天一样坚持打拳练武术。看管的人查问，他说为了第二天接受批判好有劲。这个借口很管用，他没有崩溃，没有颓废，日复一日地打拳练筋骨，踏踏实实地做着快乐的囚徒。魏书生说：“我这个人好活，在哪都快乐地活着。人字，一撇一捺，既有上坡之日，也有下坡之时。无论生活的大浪把咱冲上高峰或抛入谷底，咱都高高兴兴地活着。” 记者曾问及魏书生对于生死问题的思考始于何时。魏书生说，他15岁时开始思考生之何来，死之何去。从此生命被哲学照亮，痴迷于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纲要》和一本哲学讲义。18岁下乡时食不果腹、劳动量超负荷的劳动生活，让他有了真切的人生感受。那时知青们挑着一两百斤的担子走二三里路去劳动，饿得头晕眼花，随时可能昏倒。魏书生说：“我有一位同学，各方面条件都非常好，和我一起下乡到同一个生产队。刚下乡108天，为了拦住惊马，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多年来，我经常和他比，于是觉得该珍惜这延长了的生命。”
一个人总要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能够在那个饱受饥饿和艰难困苦的年代顽强地活下来，恐怕不仅仅因为身强体壮，或许更在于“只要死得重于泰山就比什么都值得”的人生信念。在“奔着死去活”“活着就是便宜”“当班主任更是占了大便宜”的思想支配下，还有什么东西能让他因为非要得到而茫然、而愤懑、而抱怨、而沮丧、而犯难呢？非但不犯难，魏书生还舍弃了许多常人认为的本该所得。
当年，知青回城，他不走；工厂推荐读工农兵大学，他把名额让给别人；1977年恢复高考，已经体检报名了，得知当教师有了眉目，坚决放弃读正规大学的机会，在1978去读自考；职称，从来不申报。
魏书生的生活成本很低，头发自己理，穿衣都省颜色。一看他穿黑蓝，冬天来了；一看他着白衫，夏天到了。作报告从来都不坐，只喝白开水，只吃盒饭工作餐。讲完就走人，坚决不吃请、不请吃，烟酒糖茶不沾，鸡鸭鱼肉不尝。这是他的“苦行”吗？
魏书生说人的幸福有两种：一是满足“欲望”，而欲望永无止境；二是制服“欲望”，不为物役，精神自由。20世纪80年代“倒爷”下海，周围的人也有爆发成“万元户”的，魏书生认为心有波澜属正常，但心中有宁静，幸福就不会远。浙江台州“书生学校”是他创办的全国第一家教育股份制学校，他任校长。学生优秀远近闻名，学校发展迅猛，经济实力也与日俱增，但他只当他的校长，不计报酬。
魏书生的上衣总会别着周恩来总理的像，他说：“我崇敬雷锋，把为人民服务当做最大幸福，也崇敬马克思为全人类服务的开阔胸怀，更崇敬周总理把最后一口丝都吐出来献给人民的伟大人格。尽管我经过毕生的努力也达不到他们的境界，但朝着这种境界攀登，本身就是一种进步，就会产生一种幸福感，一种自豪感。”
有人认为，调子太高了，真假不让人怀疑吗？现实条件太恶劣，前景不让人怀疑吗？《人民日报》评论部主任卢新宁在北大中文系2012年毕业典礼上对学弟学妹们说：“我唯一的害怕，是你们已经不相信了——不相信规则能战胜潜规则，不相信学场有别于官场，不相信学术不等于权术，不相信风骨远胜于媚骨……在你们走向社会之际，我想说的只是……在这个怀疑的时代，我们依然需要信仰。”梁漱溟先生的父亲自杀前三天曾问儿子：“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先生毫不含糊地说：“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
会有人相信，一个像魏书生一样好活的人，今生就是来多做事的人，执著于信仰的人，无论穿越到哪个年代，到哪个学校教书，都会是名师。
2.乐修
有的教师说：“我相信教育的‘追真、向善、求美’，但感觉只有特级教师、名师才是幸福的。他们头顶荣耀的光环，附带最实惠的工资晋级，对普通教师来说，特级教师的光环遥不可及。”从来没有申报过职称的魏书生说，他没想过追求卓越，他想的是总能高高兴兴地活着。如何做到的？关键在于“视觉调焦”和“心灵保健”。
魏书生说，人面对着三个世界：外在的大世界、内在的自我世界，第三个就是本职工作。在他放眼三个世界的时候，绝对不用固定“焦距”去观察：“我们算啥呀，不就是茫茫宇宙中一个小小星星上的‘微’生物吗？”这是天文望远镜中的视野，连渺小短暂的生命都踪迹全无，哪里还有“微”生物的荣辱得失呢？多么卓越都微不足道，多么功利都枉费心机，不妨甘于平凡；“一个淘气的学生，往我跟前一站，哟，这不是一个宏大的世界吗？”这是电子显微镜下的视野。“这个地球上任何一份平凡的工作都是一个宏大的世界，都有无穷无尽的学问。当你进入舍身忘我的境界，你钻研起来当然有无穷无尽的乐趣。”
魏书生在盘锦市教师笔记本上都印上这么一句话：“学习、工作、尽职、铸人是享受。”教育局连续多年的“工作计划”的结束语都是号召大家用平平常常的心态，多做平平常常的事情，结尾是句号而不是感叹号。魏书生说：“我觉着人在平常里感觉快乐是最便宜的一件事，因为别人没有办法让你不平常。在平常中品尝人生的快乐，找到自己施展才能的舞台，发现自己学习研究的方向，那你不就是一个天天快乐的人吗？人生最大的痛苦就是总想把自己说了不算的事说了算。只有对自己说了不算的事，不攀比，不埋怨，不懈怠，不折腾，才能高高兴兴注意脚下，寻找当下的幸福和快乐。”
有人说这是阿Q的心理自慰，有人说这是精神催眠。人们距真正的快乐到底有多远？魏书生认为，幸福快乐只是一种感觉，与贫富无关，同内心相连。孔夫子能够教给我们的快乐秘诀，就是如何去找到内心的安宁。如同佛门的“四禅八定”，只有在生活中勤修定力，开发潜能，才能在禅定中改变人生，魏书生幸福辩证的法眼源于“视觉变焦”。
比如，魏书生每天带学生早上跑步，跑了20多年。有人说，“魏老师你何必自己跑，多累啊。”魏书生说：“不累啊，我这是用公家的时间在锻炼自己的身体啊。”结果他几十年没吃过药、没打过针、没请过假，真占了大便宜。
再如，面对逆境，他说“人这一辈子，遇到压力、打击，最好躲开它、绕开它、钻过去。这个倒霉的事绕不过了，就得想通过这个倒霉事，我能赚点什么便宜呢？要活在哪，爱在哪。提高素质，等待机遇。哪怕练了十年内功了，机遇还不来，那也不吃亏——就好比是一头“大”马拉着一辆“小”车，不是悠哉游哉的挺轻松吗？多逍遥自在啊！”
魏书生不仅时时保持着“视觉调焦”，而且坚持“心灵保健”。他和学生的“道德长跑”日记一天不落，“松静匀乐”的注意力体操一天不停。魏书生说：“我管写日记叫作道德长跑。那些年复一年坚持长跑的人，身体都变得健康、强壮。我觉得写日记如果长年坚持，就能使人心灵健康。因为绝大部分人写日记时都说心里话、说真话，这便起到了教人求真的作用；一般都劝自己上进向善、助人改过，在日记中针砭丑恶、赞扬美善，这便起到了教人向善、爱美的作用。学生要‘学中求乐，苦中求乐’，我让他们写日记，写《谈学习是享受》之一、之二、之三……直到之一百。为什么？这是第一要紧的事。一旦学习成了享受，还怕他不学习吗？”
魏书生班的教室很特别，后面有100张空椅子，欢迎随时听课。学生每天都唱歌。唱歌时大家不仅站直，双眼还聚焦于黑板中间点，并把这个点看做是电视，边唱边想像出歌曲内容。唱“大海啊！故乡”，这个点就是大海，唱“跨过高山，走过平原”，这个点就是高山平原。这就是魏书生常说的“松静匀乐”注意力体操。松，身体松；静，心灵静；匀，呼吸匀；乐，情绪乐。魏书生认为，当浮躁、冷漠、旁观成为社会流行病时，唯有训练自己闹中求静、苦中求乐、忙中求闲、失中求得的能力，才能在面对挫折、磨难、打击，面对误会、指责、毁谤时，坚守住追真、向善、求美的领地，随时随地处于一种“松静匀乐”的状态。
魏书生的学生桌斗中必备名人传记，桌上有自己偶像的名言，学生不仅能背诵名言，讲述偶像人物的生平轶事，还时时冥想自己成为心中偶像的彼情彼景。和学生们的每日精神修炼一样，魏书生家里有五尊像：中间是周恩来，两边有孔子、关羽和观世音、圣母玛利亚。想必偶像无论凡俗，无论古今中外，无论神仙圣人，凡代表着“追真、向善、求美”的精神追求，都进入了他“温故而知新”的日常功课。
普通教师的幸福何来？遍学名师，是招式模仿还是信仰追随？
（责任编辑：林静）
他教语文，长期不上课，不留作业，不批作文，不测验，但学生成绩在全省名列前茅。他当班主任，把各班倒数5～10名的学生“调”到自己班里，不盯、不堵。他每年外出讲课、演讲好几个月，从不请人代课、带班，而班级秩序井然。他身兼数职，语文教师、班主任、校长、局长角色独立担当，却从容自如。
“处天外遥望，地球很小；居体内细察，心域极宽”是魏书生得以“松静匀乐”的幸福辩证。信与不信，难道是师者能否离苦得乐的分水岭？
2012年5月9日，北京师范大学敬文讲堂掌声一片，腰杆笔直的魏书生结束了两个小时的演讲。在互动环节，一位大学三年级的女生不无担心地问：“魏老师，您19岁登讲台，我19岁参加高考，从教比您晚了4年……虽然我比您多了4年的大学读书经历，但我还觉得自己懂得太少，到现在还没读过什么“斯基”、什么“姆”的书，我真怕自己到时候会误人子弟啊！您说我该怎么办呀？”听众们为女孩的坦率而鼓掌。
魏书生也笑了：“怎么办？给自己找长处，守住自己的长处。你至少有20条长处适合当老师。从你的言谈举止，从你谦虚的心态，从你……你一定能跟学生相处得特别好。一个怕误人子弟的人，肯定能从他人的角度想问题，保证能当个好老师……只要跟学生一块儿商量，你指定越教越好。”
一、恪守常识——温故而知新
魏书生有一个著名的8分故事。一个学生考了8分，心里正打鼓，一想老师准是指着试卷劈头盖脸一顿：“怎么考的？就是瞎蒙也不止8分啊？”没想到新班主任魏老师满眼真诚与惊喜地说：“你一不听讲，二不写作业，三不看书，还能得8分，这是天赋哪！”谁听了不愿意验证一下“天赋”？学生来了劲，成绩一步步提高了。
魏书生说自己就这么点本事，善于把人家积极向上、乐观的情绪激发起来，爱上自己的长处，哪怕长处就是那“8分”。他说：“越批评，后进生越泰然处之，给他找优点，他反倒脸红了。”“找自己长处”这招儿，魏书生也经常用在管理教师身上。他对落后的教师恳切地说：“你肯定有至少20条长处。你要是找不着，我这个当局长的给你找。”
魏书生常说，是学生教会了他教书，是落后学生帮他提高了当班主任的能力。现在挺时兴的一句话叫“教师和学生共同成长”，这在2 000多年以前《学记》上写得明明白白，叫“教学相长”，多简单啊，这不是常识吗？
1.借鉴与创新：守住根本
有教师一下讲台就沮丧地说：“魏老师，这节课我讲失败了。”魏书生说：“你先别研究失败，先研究你的成功。”对动不动就反思的教师，魏书生说：“你先别反思，你正思。佛学里说了修行的八正道：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
关于借鉴与创新，魏书生认为，放眼世界，凯洛夫有道理，赞可夫有道理，巴班斯基有道理，苏霍姆林斯基有道理，布卢姆有道理，布鲁纳有道理。对这个“斯基”那个“姆”的理论，以及一切有道理的经验，教师要拿来为自己浇水用，千万别把人家当大斧子，咔嚓一下把自己砍死。老祖宗早就告诉我们了：怎么学？学以致用，学而时习之，循序渐进，持之以恒；怎样教？有教无类、因材施教、寓教于乐、教学相长。这些最基本的东西，古代如此，现在依然，将来再过100年也不会改变。教育，特别是基础教育，盯住了过去那些对的东西不动摇，用真心往深里做、往实里做就完事了。千万别弄得自己忘了根基，忽略了根本的东西搞所谓的创新。
从1949年到现在，在教育最根本的问题上，始终没有变化过。教什么？教人做事，教人做人。做什么人？就是要做追真、向善、求美的人。在根本的问题上是不需要创新的，静下心来守住根，本就不会变。只不过有时候用词儿有点变化，换个词儿不代表创新。比如，过去叫“大纲”，现在叫“课标”了。本来民国那时候就叫“课标”，后来到1952年，从哪儿引进来一个词叫“大纲”，那时候叫“大纲”就显得多么革命、多么进步啊！现在又不革命了，又换成“课标”了。
无论第几次课改，教师们要做的无非三个守住：守住传统常识，守住新中国经验，守住自己的长处，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守住我们正宗的根，根扎得越深，枝叶就会越繁茂，想不创新都不行。
2.民主与科学：轻松快乐
新学期开学，魏书生第一节课就问学生：“这册新书学得怎么样了？”很多学生回答：“自学完了！”魏书生问：“自学完了怎么办？”“期末考试。”魏书生又问：“什么时间考？”“明天！”就这样，每次放假学生就把新书学完了，一开学就进行“期末”考试，成绩却总是喜人。
这都是些什么样的学生？实际上都是重点中学挑剩下的学生。1979年3月，魏书生班级语文入学成绩40分以下的就有8名。但两年半以后的中考，93%的学生考入中专和高中，平均成绩比重点中学高出7.8分，连入学时仅24分的学生也升入了高中。魏书生作过统计，每个学生平均写了18万字日记，读了21 000页课外书，长跑2 190公里。
吕叔湘先生曾为此惊叹，称赞魏书生既有博大精深理论又卓有实践成效，“不是一般的教育家”，又说“如果自己再年轻一半，会拜魏书生为师”。
记者问魏书生，培养出这样的学生他是否必须日以继夜、废寝忘食？他说恰恰相反，懒教师才能培养出勤学生。他每天到点就下班，也不允许其他教师加班。他当局长，教师每天工作6小时。他一般不用个人时间干公家的事，下班时间自己支配，做自己喜欢做的事——看书、写文章、锻炼、看连续剧，一点没耽误。
如此轻松而神奇？现今一些班主任可是“苦字当头累在心”。魏书生说他用的是“长了胡子”的老办法——民主和科学。
所谓民主，就是不摆教师架子，和学生商量。魏书生当时的日记曾记下了很多这样的故事：“回校后安排学生明天看电影带凳子的问题。我的意见是到校来取凳子，大部分学生的意见是放学时就先把凳子带回家去。举手表决时，我请求把我们的意见当做10个人的意见列入我那一派中，结果大多数同学坚决不同意，只好作罢。照多数同学意见办。” 所谓科学，就是按规律定规矩，班级管理靠计划、执行、评价系统自动运转；学生自我管理，事事有人干，人人有事干。
魏书生的班级制度无所不包，30多项岗位责任制度和考核制度，形成了一整套计划系统。如班级一日常规、一月常规、一年常规。学生每天写一则格言，课前唱一支军歌，集体跑步5 000米，写一篇日记、写50字左手小楷等。每项任务，要通过5种检查，各种检查互相制约，考评细则量化便于操作。长此以往，学生的好习惯自然形成。
在魏书生的班里，普通学生能做的事班干部不做，班干部能做的事班长不做，班长能做的事班主任不做。与一些忙得一塌糊涂、叫苦叫累的班主任相比，魏书生显得很“轻闲”。班里事务，事无巨细，都有人承包。如负责桌罩的、负责养花的、负责养鱼的、负责名著的、负责白手套的……
学校规定，学生上操要戴白手套，魏书生的班总是做到一个不落。如何做到的？有一次，魏书生发现承包手套的赵文宇桌斗里有很多手套，便问：“赵文宇，你放一堆手套做什么？”“给大伙预备的，万一谁忘家了也不至于被学校扣分。”魏书生说：“你这样不把大伙管懒了吗？以后大家都向你借，怎么办？”赵文宇摇头：“不可能都向我借，借戴一次要写250字的借条呢。”“那人家不朝你借怎么办？”赵文宇胸有成竹：“那不可能，只要没戴手套还不朝我借，那他就得写500字的说明书。”
魏书生说：“学生把事管得这么好，还用我干什么呢？我又当书记又当校长，还当两个班的班主任，教两个班语文课，靠谁管班？我的副班主任。最多的时候两个班146名学生，我就有146名副班主任。”他坚信每个学生心灵深处都有善意，都是教师助手。“一个当教师的，既然没本事跟人家学生作对，就得高高兴兴走进人家的心灵世界，让人家能做事。越不管人家，人家把班级管理得越兴旺。我离家20来天，一回来学生就说，魏老师，没有你我们照样过得挺好的。运动会一班第一名，七班第二名。”
记者问：“既然课不怎么上，班也不用管，那您在学校整天干什么？”魏书生平静地说了一句：“观察和思考。我一直琢磨着我的学生还能干点什么。”
二、坚守宁静——苦行而乐修
魏书生教了3年书就被评为省先进班主任，教了6年就被评为全国优秀班主任和特级教师。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中青年有突出贡献的专家、首届“中国十大杰出青年”等荣誉也接踵而至。专业成长的速度可谓惊人。
但也有人说，魏书生的经验只适用于魏书生本人，只适合于他当时的年代，现在的人学不来，学也学不像。起码那时没有班主任津贴，他自然不会为此犯难。如果魏书生的学校也用食堂“就餐率”、校服“订购率”、保险“入保率”等指标来考评他的班主任业绩，他会怎么办？他还会怀揣民主与科学的准则，用和学生商量的眼光，培养学生良好的习惯吗？如果可以穿越时空，让20世纪80年代的魏书生穿越到当今做一回青年教师，他还会成为一代名师吗？
记者曾拿着网络文章《当前班主任的九大阵痛》与魏书生交流，以为他会评判那些叫苦叫累的班主任管理不得法，给班主任们开一剂良方、指点一二。也许出于对包容的信仰，抑或出于“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的常态，他淡然一笑：“我自己是这样管班的，这样做班主任的。有些优秀班主任事必躬亲、加班加点，也有管得很好的。我不能按自己的方法做着省劲，就说人家的方法不好。”在普通教师如何找到幸福之门的问题上，他不愿评判别人的是非，而更愿回顾和剖析自己。
1.苦行
魏书生是老三届，1968年作为第一批知青在盘锦地区新建农场落户。他在一线劳动了10个月后便来到陈家大队的红旗小学。最初，魏书生并不想当“孩子王”，但对比一里地以外的知青点来说，那所没有阶级斗争、没有人人自危的农村小学简直就是魏书生的乐土。尽管教室不足10间，除了黑板、粉笔就是破桌烂椅，尽管当时优秀教师的最好出路是被提拔成售货员，但魏书生为了能教书，竟然轻易地放弃了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回城指标。1971年在学生、家长、亲友的再三劝说下他才回城，在盘锦机电厂当了6年政工干部。在6年里，他平均以半个月一次的频率，口头和书面向领导申请150多次，坚决要求去教书。包括在被确定为厂级接班人的情况下，他仍然非要去当教师。
在那个知识分子都是“臭老九”的年代，教书有什么令人心驰神往的？魏书生曾说，如果那时工厂里的环境也和学校一样纯净和自由，他也许就不会要求回去教书了。这不禁令人思考：是时代偏爱了魏书生，让他更容易找到幸福吗？魏书生说：“幸福既可外求，也可内取。不能外求时，便要内取。也不能说我生存的环境不喧嚣，但我的内心可以说是比较宁静的。”在当时环境下，有多少人像魏书生一样不喜欢阶级斗争呢？有多少人不喜欢归不喜欢，依旧融入斗争洪流呢？喜欢世外桃源的真、善就一门心思去寻，这是个人的选择标准，魏书生执著得似乎不可思议，哪怕历经生死。
1974年魏书生因说过“对待孔夫子应一分为二”而成了“准反革命”典型，遭受了长达两年的批判，最多一天要挨批3次。专案调查组从他的日记、稿件中找出了“否定文化大革命”“攻击革命造反派”“鼓吹唯生产力论”等“反动言论”共108条，基本定论为“魏书生有一个完整的反动思想体系，绝不是一般的问题”。他在日记里曾这样记录：“由于日夜徘徊于牢狱及死亡的边缘，这时自己便很轻生，生死存亡的分量由重得不可估量变得轻飘飘的，人生的甘苦，世太的炎凉，更响亮地撞击着心灵。济世与玩世，抗争与苟安，自制与放纵，许多复杂的情感，在心灵的土地上，激烈地争夺着。”
生与死相连，一个人对死的态度是他对生的态度的总结，一个人如何面对死，便可知他如何把握着生。魏书生白天挨批，晚上还像每天一样坚持打拳练武术。看管的人查问，他说为了第二天接受批判好有劲。这个借口很管用，他没有崩溃，没有颓废，日复一日地打拳练筋骨，踏踏实实地做着快乐的囚徒。魏书生说：“我这个人好活，在哪都快乐地活着。人字，一撇一捺，既有上坡之日，也有下坡之时。无论生活的大浪把咱冲上高峰或抛入谷底，咱都高高兴兴地活着。” 记者曾问及魏书生对于生死问题的思考始于何时。魏书生说，他15岁时开始思考生之何来，死之何去。从此生命被哲学照亮，痴迷于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纲要》和一本哲学讲义。18岁下乡时食不果腹、劳动量超负荷的劳动生活，让他有了真切的人生感受。那时知青们挑着一两百斤的担子走二三里路去劳动，饿得头晕眼花，随时可能昏倒。魏书生说：“我有一位同学，各方面条件都非常好，和我一起下乡到同一个生产队。刚下乡108天，为了拦住惊马，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多年来，我经常和他比，于是觉得该珍惜这延长了的生命。”
一个人总要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能够在那个饱受饥饿和艰难困苦的年代顽强地活下来，恐怕不仅仅因为身强体壮，或许更在于“只要死得重于泰山就比什么都值得”的人生信念。在“奔着死去活”“活着就是便宜”“当班主任更是占了大便宜”的思想支配下，还有什么东西能让他因为非要得到而茫然、而愤懑、而抱怨、而沮丧、而犯难呢？非但不犯难，魏书生还舍弃了许多常人认为的本该所得。
当年，知青回城，他不走；工厂推荐读工农兵大学，他把名额让给别人；1977年恢复高考，已经体检报名了，得知当教师有了眉目，坚决放弃读正规大学的机会，在1978去读自考；职称，从来不申报。
魏书生的生活成本很低，头发自己理，穿衣都省颜色。一看他穿黑蓝，冬天来了；一看他着白衫，夏天到了。作报告从来都不坐，只喝白开水，只吃盒饭工作餐。讲完就走人，坚决不吃请、不请吃，烟酒糖茶不沾，鸡鸭鱼肉不尝。这是他的“苦行”吗？
魏书生说人的幸福有两种：一是满足“欲望”，而欲望永无止境；二是制服“欲望”，不为物役，精神自由。20世纪80年代“倒爷”下海，周围的人也有爆发成“万元户”的，魏书生认为心有波澜属正常，但心中有宁静，幸福就不会远。浙江台州“书生学校”是他创办的全国第一家教育股份制学校，他任校长。学生优秀远近闻名，学校发展迅猛，经济实力也与日俱增，但他只当他的校长，不计报酬。
魏书生的上衣总会别着周恩来总理的像，他说：“我崇敬雷锋，把为人民服务当做最大幸福，也崇敬马克思为全人类服务的开阔胸怀，更崇敬周总理把最后一口丝都吐出来献给人民的伟大人格。尽管我经过毕生的努力也达不到他们的境界，但朝着这种境界攀登，本身就是一种进步，就会产生一种幸福感，一种自豪感。”
有人认为，调子太高了，真假不让人怀疑吗？现实条件太恶劣，前景不让人怀疑吗？《人民日报》评论部主任卢新宁在北大中文系2012年毕业典礼上对学弟学妹们说：“我唯一的害怕，是你们已经不相信了——不相信规则能战胜潜规则，不相信学场有别于官场，不相信学术不等于权术，不相信风骨远胜于媚骨……在你们走向社会之际，我想说的只是……在这个怀疑的时代，我们依然需要信仰。”梁漱溟先生的父亲自杀前三天曾问儿子：“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先生毫不含糊地说：“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
会有人相信，一个像魏书生一样好活的人，今生就是来多做事的人，执著于信仰的人，无论穿越到哪个年代，到哪个学校教书，都会是名师。
2.乐修
有的教师说：“我相信教育的‘追真、向善、求美’，但感觉只有特级教师、名师才是幸福的。他们头顶荣耀的光环，附带最实惠的工资晋级，对普通教师来说，特级教师的光环遥不可及。”从来没有申报过职称的魏书生说，他没想过追求卓越，他想的是总能高高兴兴地活着。如何做到的？关键在于“视觉调焦”和“心灵保健”。
魏书生说，人面对着三个世界：外在的大世界、内在的自我世界，第三个就是本职工作。在他放眼三个世界的时候，绝对不用固定“焦距”去观察：“我们算啥呀，不就是茫茫宇宙中一个小小星星上的‘微’生物吗？”这是天文望远镜中的视野，连渺小短暂的生命都踪迹全无，哪里还有“微”生物的荣辱得失呢？多么卓越都微不足道，多么功利都枉费心机，不妨甘于平凡；“一个淘气的学生，往我跟前一站，哟，这不是一个宏大的世界吗？”这是电子显微镜下的视野。“这个地球上任何一份平凡的工作都是一个宏大的世界，都有无穷无尽的学问。当你进入舍身忘我的境界，你钻研起来当然有无穷无尽的乐趣。”
魏书生在盘锦市教师笔记本上都印上这么一句话：“学习、工作、尽职、铸人是享受。”教育局连续多年的“工作计划”的结束语都是号召大家用平平常常的心态，多做平平常常的事情，结尾是句号而不是感叹号。魏书生说：“我觉着人在平常里感觉快乐是最便宜的一件事，因为别人没有办法让你不平常。在平常中品尝人生的快乐，找到自己施展才能的舞台，发现自己学习研究的方向，那你不就是一个天天快乐的人吗？人生最大的痛苦就是总想把自己说了不算的事说了算。只有对自己说了不算的事，不攀比，不埋怨，不懈怠，不折腾，才能高高兴兴注意脚下，寻找当下的幸福和快乐。”
有人说这是阿Q的心理自慰，有人说这是精神催眠。人们距真正的快乐到底有多远？魏书生认为，幸福快乐只是一种感觉，与贫富无关，同内心相连。孔夫子能够教给我们的快乐秘诀，就是如何去找到内心的安宁。如同佛门的“四禅八定”，只有在生活中勤修定力，开发潜能，才能在禅定中改变人生，魏书生幸福辩证的法眼源于“视觉变焦”。
比如，魏书生每天带学生早上跑步，跑了20多年。有人说，“魏老师你何必自己跑，多累啊。”魏书生说：“不累啊，我这是用公家的时间在锻炼自己的身体啊。”结果他几十年没吃过药、没打过针、没请过假，真占了大便宜。
再如，面对逆境，他说“人这一辈子，遇到压力、打击，最好躲开它、绕开它、钻过去。这个倒霉的事绕不过了，就得想通过这个倒霉事，我能赚点什么便宜呢？要活在哪，爱在哪。提高素质，等待机遇。哪怕练了十年内功了，机遇还不来，那也不吃亏——就好比是一头“大”马拉着一辆“小”车，不是悠哉游哉的挺轻松吗？多逍遥自在啊！”
魏书生不仅时时保持着“视觉调焦”，而且坚持“心灵保健”。他和学生的“道德长跑”日记一天不落，“松静匀乐”的注意力体操一天不停。魏书生说：“我管写日记叫作道德长跑。那些年复一年坚持长跑的人，身体都变得健康、强壮。我觉得写日记如果长年坚持，就能使人心灵健康。因为绝大部分人写日记时都说心里话、说真话，这便起到了教人求真的作用；一般都劝自己上进向善、助人改过，在日记中针砭丑恶、赞扬美善，这便起到了教人向善、爱美的作用。学生要‘学中求乐，苦中求乐’，我让他们写日记，写《谈学习是享受》之一、之二、之三……直到之一百。为什么？这是第一要紧的事。一旦学习成了享受，还怕他不学习吗？”
魏书生班的教室很特别，后面有100张空椅子，欢迎随时听课。学生每天都唱歌。唱歌时大家不仅站直，双眼还聚焦于黑板中间点，并把这个点看做是电视，边唱边想像出歌曲内容。唱“大海啊！故乡”，这个点就是大海，唱“跨过高山，走过平原”，这个点就是高山平原。这就是魏书生常说的“松静匀乐”注意力体操。松，身体松；静，心灵静；匀，呼吸匀；乐，情绪乐。魏书生认为，当浮躁、冷漠、旁观成为社会流行病时，唯有训练自己闹中求静、苦中求乐、忙中求闲、失中求得的能力，才能在面对挫折、磨难、打击，面对误会、指责、毁谤时，坚守住追真、向善、求美的领地，随时随地处于一种“松静匀乐”的状态。
魏书生的学生桌斗中必备名人传记，桌上有自己偶像的名言，学生不仅能背诵名言，讲述偶像人物的生平轶事，还时时冥想自己成为心中偶像的彼情彼景。和学生们的每日精神修炼一样，魏书生家里有五尊像：中间是周恩来，两边有孔子、关羽和观世音、圣母玛利亚。想必偶像无论凡俗，无论古今中外，无论神仙圣人，凡代表着“追真、向善、求美”的精神追求，都进入了他“温故而知新”的日常功课。
普通教师的幸福何来？遍学名师，是招式模仿还是信仰追随？
（责任编辑：林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