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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自媒体时代背景下，人人都是麦克风。每个人都是信息传播的中心，都可能成为舆论的制造者，因此，如何面对自媒体时代带来的新形势、新挑战，有效运用传播心理学，成为舆情工作面临的一项新课题。本文结合当前的舆情现状，从传播心理学的理论角度提出应对建议，以期促进舆情应对科学化、规范化。
关键词：自媒体;传播心理学;舆情应对
一、自媒体时代的界定
1.1自媒体的定义
自媒体，英文表示是We Media，又称“公民媒体”或“个人媒体”，是指私人化、平民化、普泛化、自主化的传播者，以现代化、电子化的手段，向不特定的大多数或者特定的单个人传递规范性及非规范性信息的新媒体的总称。自媒体平台包括：博客、微博、微信、百度官方贴吧、论坛、BBS等网络社区。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日常生活中常用的微博、微信、QQ即时交流工具等都属于自媒体的范畴。
1.2自媒体时代下的特征
自媒体时代是一个以个人传播为主的媒介时代，其基本的特征就是人人都拥有麦克风，人人都有“话语权” 。同传统媒体严格的“把关人”体制相比，自媒体这种媒介的背景下，由于其存在的交互性、自主性等特征，新闻自由度有了显著的提高。
自媒体时代，群体中的个人因为收到群体暗示和群体感染会表现出“低智商”，滋生出“法不责众”的心理，极易产生舆情事件。比如：例如随着冠状疫情的新情况新变化，群体出现了不同的情绪和变化，特别是在微博上的各个热点爆发出来之后，人们的关注点也随着变化，从而带动不同行为的发生。随着疑似人员和确诊病人的提升，人们的紧张感也随即提升，在武汉封城、31省市一级响应，WHO将此次事件列为国际健康紧急事件的几个关键时间点后，群体都作出了不同程度的反应。一面是抗疫一线的武汉协和医院防疫物资告急，医护人员不得不自己制作简陋的防护口罩，用垃圾袋做隔离服，领物资必须联系卫健委持介绍信到武汉红十字会仓库焦急等待按名单领取;一面是武汉红十字会仓库堆积如山，给武汉协和医院的只发放了3000个未标注型号的口罩，而被媒体称为“莆田系医院”的武汉仁爱医院却分到了1.8万个标注为KN95型号的口罩。频繁报料的背后反映出市民对解决问题的急切心理，相关问题若迟迟得不到有效改善，容易激发市民的不满导致舆情产生。
二、當前舆情现状分析
网络舆情上，“法不责众”体现于责任分散心理。虚拟世界，人与人间不知底细，为敞开心扉、畅所欲言提供条件，导致责任感降低，放松自我约束。网络匿名会诱发本我的释放，激发人性中原始的欲望。比如：在这次疫情中，因为很多专家学者处于群体中，并未发挥应有的作用，造成群体更容易形成集体的主流意识，我们一会认为事态并不严重，一会又马上形成恐慌，封路、歧视、谩骂等，似乎有一种意识在主导，有种被催眠的感觉。疫情仅次于武汉的黄冈，卫计委主任面对央视镜头一问三不知被问责。因此，很多大众发散思维，否定更多官员和公务员人，甚至被某些别有用心的人员进行煽动。
“延宕情绪”是有效公关手段，强烈的负面情绪通过拖延等待的方式可以得到淡化和转移，公众的愤怒也可以变为期待。传播学的休眠效果假说也支持这一公关方式，在公众的遗忘过程中，对信源的信任或怀疑造成的说服效果差异逐渐消失，此时传播内容本身的说服力逐渐显现。但在实际的传播过程中，从“武汉八人造谣”到“李文亮仍在抢救”，信息发布不及时、不准确、不可信会直接导致信任崩塌。政府简单的“选择性发布”，不仅不能让民众信服，而且会让质疑更加密集。
对于一件普通的社会事件，政府处置不当、稍有疏漏都有可能滑向“塔西佗陷阱”，全国上下都在密切关注国家和政府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抗“疫”硬仗中的智慧与战斗力，如果肆意妄为、漏洞百出，极易让人怀疑政府的治理能力。
三、自媒体时代传播心理学视角下的抗“疫”舆情应对建议
“塔西佗陷阱”也倒逼着社会管理创新，推动着政府部门的自我革新，提升工作效率，增加反应速度，拉近与民众的距离。自从疫情爆发以来，谎言与真相交织，造谣和澄清四起，如何避免“塔西佗陷阱”？可以从传播心理学出发：
（一）及时公布真相。在信息爆炸的网络时代，“真相”的价值就更加凸显。破除信任危机的第一要义就是真实。唯有真实，才能加固诚信体系，才能令民众信服。质疑并不可怕，事实真相能经得住一切质疑。有关部门应对公共事件时，更应该实事求是，实话实说，才能获得公众的信任。同时公布真相的时间和速度都非常重要，谣言和有害信息总会跑在前面。在疫情爆发前就应当第一时间启动相应的媒介预警机制，发布第一手消息以解除公众的疑虑，而不是遮遮掩掩直到东窗事发无法自洽。反馈理论要求及时回应公众关切，给予民众发声的权利和获取信息的条件，向外界迅速、透明、及时地公布信息。
（二）培养意见领袖。信源会直接影响传播效果，意见领袖具有更强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具备较强综合能力和较高的社会地位，在社交网络比较活跃，通晓特定专业议题并乐于传播相关信息，因此更被特定群体所信任。政府注重与网络意见领袖的关系维护以及正能量“大V”的培养，可以让他们在关键时刻配合政府积极回应公众的信息诉求，引领突发事件网络舆论的发展方向。在此次疫情期间，钟南山和李兰娟两位院士为政府疫情防控建言献策的同时，还承担了回应民众关切问题的重任，为大众科普疫情、传达思想、动员民众配合工作等。意见领袖在于凝聚共识、增强认同上的作用已经显现。
（三）敢于自我批评。传播效果研究显示双面说服比单面说服更有信服力，双面说服就是指在阐明观点时一并指出相反的观点和自己主张的缺陷的说服方法，也就是心理学里讲的，万事万物不必追求尽善尽美，有一些小瑕疵会让人感觉更真实、更可信、更易接近，这就是为什么敢于自黑自嘲的人更受欢迎。传播学有这样一个类似于防疫的理论——“预防接种理论”，有时候我们为了强化受众的“免疫力”，可以使用滋养法让受众事先接种一种弱性的反面观点，来刺激其防卫这种反面观点从而接受正面观点。在突如其来的瘟疫灾难面前，谁也不能要求政府有绝对完美的应对策略，在这巨大的挑战面前，争取更多的包容和认同更为重要，因此政府不要怕犯错，而是敢于纠错，借此转变行政思维，提高行政效率。
（四）化解刻板印象。社交媒体时代，政府部门应提高与公众沟通互动的技巧与能力，信息发布的真实性和及时性、对话姿态的真诚度和主动性、调查结果的专业性和科学性，都可以为政府的公信力加分，修复此前的“信任故障”。在本次抗“疫”舆情应对上，地方政府官员应当加强自身的媒介素养，避免使用重复无意义的官话套话，充分体恤民情了解民意，不卑不亢地向公众传达政府处理问题的决心和方案，最大限度地争取民众的支持和理解。
总体来说，在自媒体时代，对信息了解快速，言论交流便利，综合互联网舆情可以迅速了解民意，可以分析出舆情的爆发原因并解决舆情。因此，对网络舆情进行深度分析研究，合理利用其结论，有利于引导出健康向上的舆论，有助于社会的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1]疫情防控期间网络舆情的引导和管理[J]. 孙一奇，李峰. 财富时代. 2020（05）
[2]从心理学角度谈媒体在舆情疏导中的作用与责任[J]李新苓.廊坊日报社. 2020年08期 第65-66页
[3]从新冠肺炎疫情看当下网络舆情应对新变革[J]潘维华、林静、孙秀芸.新闻研究导刊. 2020年19期 第140-141页
[4]自媒体时代的网络舆情应对[J]高晓峰.新闻传播. 2020年21期 第100-102页
[5]大数据时代疫情防控中的网络舆情应对[J]孙雅坤.青年记者. 2020年23期第16-17页
[6]从新冠肺炎疫情看当下网络舆情应对新变革[J]. 潘维华，林静，孙秀芸. 新闻研究导刊. 2020（19）
关键词：自媒体;传播心理学;舆情应对
一、自媒体时代的界定
1.1自媒体的定义
自媒体，英文表示是We Media，又称“公民媒体”或“个人媒体”，是指私人化、平民化、普泛化、自主化的传播者，以现代化、电子化的手段，向不特定的大多数或者特定的单个人传递规范性及非规范性信息的新媒体的总称。自媒体平台包括：博客、微博、微信、百度官方贴吧、论坛、BBS等网络社区。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日常生活中常用的微博、微信、QQ即时交流工具等都属于自媒体的范畴。
1.2自媒体时代下的特征
自媒体时代是一个以个人传播为主的媒介时代，其基本的特征就是人人都拥有麦克风，人人都有“话语权” 。同传统媒体严格的“把关人”体制相比，自媒体这种媒介的背景下，由于其存在的交互性、自主性等特征，新闻自由度有了显著的提高。
自媒体时代，群体中的个人因为收到群体暗示和群体感染会表现出“低智商”，滋生出“法不责众”的心理，极易产生舆情事件。比如：例如随着冠状疫情的新情况新变化，群体出现了不同的情绪和变化，特别是在微博上的各个热点爆发出来之后，人们的关注点也随着变化，从而带动不同行为的发生。随着疑似人员和确诊病人的提升，人们的紧张感也随即提升，在武汉封城、31省市一级响应，WHO将此次事件列为国际健康紧急事件的几个关键时间点后，群体都作出了不同程度的反应。一面是抗疫一线的武汉协和医院防疫物资告急，医护人员不得不自己制作简陋的防护口罩，用垃圾袋做隔离服，领物资必须联系卫健委持介绍信到武汉红十字会仓库焦急等待按名单领取;一面是武汉红十字会仓库堆积如山，给武汉协和医院的只发放了3000个未标注型号的口罩，而被媒体称为“莆田系医院”的武汉仁爱医院却分到了1.8万个标注为KN95型号的口罩。频繁报料的背后反映出市民对解决问题的急切心理，相关问题若迟迟得不到有效改善，容易激发市民的不满导致舆情产生。
二、當前舆情现状分析
网络舆情上，“法不责众”体现于责任分散心理。虚拟世界，人与人间不知底细，为敞开心扉、畅所欲言提供条件，导致责任感降低，放松自我约束。网络匿名会诱发本我的释放，激发人性中原始的欲望。比如：在这次疫情中，因为很多专家学者处于群体中，并未发挥应有的作用，造成群体更容易形成集体的主流意识，我们一会认为事态并不严重，一会又马上形成恐慌，封路、歧视、谩骂等，似乎有一种意识在主导，有种被催眠的感觉。疫情仅次于武汉的黄冈，卫计委主任面对央视镜头一问三不知被问责。因此，很多大众发散思维，否定更多官员和公务员人，甚至被某些别有用心的人员进行煽动。
“延宕情绪”是有效公关手段，强烈的负面情绪通过拖延等待的方式可以得到淡化和转移，公众的愤怒也可以变为期待。传播学的休眠效果假说也支持这一公关方式，在公众的遗忘过程中，对信源的信任或怀疑造成的说服效果差异逐渐消失，此时传播内容本身的说服力逐渐显现。但在实际的传播过程中，从“武汉八人造谣”到“李文亮仍在抢救”，信息发布不及时、不准确、不可信会直接导致信任崩塌。政府简单的“选择性发布”，不仅不能让民众信服，而且会让质疑更加密集。
对于一件普通的社会事件，政府处置不当、稍有疏漏都有可能滑向“塔西佗陷阱”，全国上下都在密切关注国家和政府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抗“疫”硬仗中的智慧与战斗力，如果肆意妄为、漏洞百出，极易让人怀疑政府的治理能力。
三、自媒体时代传播心理学视角下的抗“疫”舆情应对建议
“塔西佗陷阱”也倒逼着社会管理创新，推动着政府部门的自我革新，提升工作效率，增加反应速度，拉近与民众的距离。自从疫情爆发以来，谎言与真相交织，造谣和澄清四起，如何避免“塔西佗陷阱”？可以从传播心理学出发：
（一）及时公布真相。在信息爆炸的网络时代，“真相”的价值就更加凸显。破除信任危机的第一要义就是真实。唯有真实，才能加固诚信体系，才能令民众信服。质疑并不可怕，事实真相能经得住一切质疑。有关部门应对公共事件时，更应该实事求是，实话实说，才能获得公众的信任。同时公布真相的时间和速度都非常重要，谣言和有害信息总会跑在前面。在疫情爆发前就应当第一时间启动相应的媒介预警机制，发布第一手消息以解除公众的疑虑，而不是遮遮掩掩直到东窗事发无法自洽。反馈理论要求及时回应公众关切，给予民众发声的权利和获取信息的条件，向外界迅速、透明、及时地公布信息。
（二）培养意见领袖。信源会直接影响传播效果，意见领袖具有更强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具备较强综合能力和较高的社会地位，在社交网络比较活跃，通晓特定专业议题并乐于传播相关信息，因此更被特定群体所信任。政府注重与网络意见领袖的关系维护以及正能量“大V”的培养，可以让他们在关键时刻配合政府积极回应公众的信息诉求，引领突发事件网络舆论的发展方向。在此次疫情期间，钟南山和李兰娟两位院士为政府疫情防控建言献策的同时，还承担了回应民众关切问题的重任，为大众科普疫情、传达思想、动员民众配合工作等。意见领袖在于凝聚共识、增强认同上的作用已经显现。
（三）敢于自我批评。传播效果研究显示双面说服比单面说服更有信服力，双面说服就是指在阐明观点时一并指出相反的观点和自己主张的缺陷的说服方法，也就是心理学里讲的，万事万物不必追求尽善尽美，有一些小瑕疵会让人感觉更真实、更可信、更易接近，这就是为什么敢于自黑自嘲的人更受欢迎。传播学有这样一个类似于防疫的理论——“预防接种理论”，有时候我们为了强化受众的“免疫力”，可以使用滋养法让受众事先接种一种弱性的反面观点，来刺激其防卫这种反面观点从而接受正面观点。在突如其来的瘟疫灾难面前，谁也不能要求政府有绝对完美的应对策略，在这巨大的挑战面前，争取更多的包容和认同更为重要，因此政府不要怕犯错，而是敢于纠错，借此转变行政思维，提高行政效率。
（四）化解刻板印象。社交媒体时代，政府部门应提高与公众沟通互动的技巧与能力，信息发布的真实性和及时性、对话姿态的真诚度和主动性、调查结果的专业性和科学性，都可以为政府的公信力加分，修复此前的“信任故障”。在本次抗“疫”舆情应对上，地方政府官员应当加强自身的媒介素养，避免使用重复无意义的官话套话，充分体恤民情了解民意，不卑不亢地向公众传达政府处理问题的决心和方案，最大限度地争取民众的支持和理解。
总体来说，在自媒体时代，对信息了解快速，言论交流便利，综合互联网舆情可以迅速了解民意，可以分析出舆情的爆发原因并解决舆情。因此，对网络舆情进行深度分析研究，合理利用其结论，有利于引导出健康向上的舆论，有助于社会的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1]疫情防控期间网络舆情的引导和管理[J]. 孙一奇，李峰. 财富时代. 2020（05）
[2]从心理学角度谈媒体在舆情疏导中的作用与责任[J]李新苓.廊坊日报社. 2020年08期 第65-66页
[3]从新冠肺炎疫情看当下网络舆情应对新变革[J]潘维华、林静、孙秀芸.新闻研究导刊. 2020年19期 第140-141页
[4]自媒体时代的网络舆情应对[J]高晓峰.新闻传播. 2020年21期 第100-102页
[5]大数据时代疫情防控中的网络舆情应对[J]孙雅坤.青年记者. 2020年23期第16-17页
[6]从新冠肺炎疫情看当下网络舆情应对新变革[J]. 潘维华，林静，孙秀芸. 新闻研究导刊. 20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