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四年（1865年），蒙古勇将僧格林沁在与捻军的交战中大败，所部七千余人被歼，自己也被捻军斩杀。长久以来，人们将僧格林沁之死归因为轻骑冒进、部队疲劳行军。其实，还有一些深层的原因。
　　一是官军内部各个派系的隔阂太深。僧格林沁是亲王，统领的是满蒙军队的精锐，以正统官军自居，一直看不起湘军、淮军这些地方团练性质的编外军队。他还借口团练大臣杜某打仗怯懦却经常扰民，弹劾了他。因此，满蒙军队与汉军之间存在严重的心理隔阂。
　　但随着僧格林沁的心腹战将接连战死，自己身边得力战将逐渐稀少。为了补充僧格林沁的军力，清廷调来湘军、淮军的著名将领。不过，因为过去的隔阂，这些将领大多持观望态度，不肯真正出力。僧格林沁也不愿意用他们。如此，僧格林沁的实力大受影响。
　　二是失掉了民心。带兵之初，僧格林沁军纪严明，严禁军队扰民。可是，僧格林沁的军队多是北方人，长时间离家远征，高度紧张的战斗，使部队损失严重。于是，为了提振士气，凝聚人心，僧格林沁也不得不放松对部队的管理，导致军队四处扰民。在进入湖北后，僧格林沁之部众淫掠残暴，大肆掠夺壮丁、妇女。更可气的是，地方士绅想要求见反映相关情况，还必须向僧格林沁身边人行贿。而当地百姓到辕门哭诉，僧格林沁竟皱着眉头说：“北方的军队离家时间太长，你们应该迁走躲避。”
　　从此，僧格林沁大失民心。当时甚至有民谣称：“不怕蚂蚱吃，不怕黄水淹，就怕僧王住一天。”本来部队就是客兵，人生地疏，很多时候要依靠当地百姓提供补给、传递消息、了解地形。失去民心后，僧格林沁的军队丧失了地方的众多支持。其后期败多胜少，这是重要的原因。
　　三是失去了将领的拥戴。僧格林沁为人质朴，愿意与士兵同甘共苦。甚至与普通士兵吃一样粗陋的食物，士兵都休息了，自己再休息。这些自然非常重要，但是对于官兵而言，用生命做赌注，升官发财是更实际的要求。
　　当时大多数的清军将领在战斗后经常夸大吹嘘属下的功劳，以使他们获得更高的官职，更丰厚的賞赐。僧格林沁凡事都从国家的角度考虑，大力杜绝这种现象。
　　在自己的军队中，他禁止额外的保举赏赐。僧格林沁本身比较勇敢，经常轻骑突进，官兵跟随他，冒着比别的军人更大的生命危险。现如今，更辛苦的行军，却获得比别人更少的赏赐，天长日久，属下自然暗生埋怨，战斗力受到影响。
　　此外，僧格林沁还经常上奏，告其他官员的黑状。他认为这些官员施恩麾下的将领，以致保举的官员太多太滥。地方官吏治废弛，州县捏造灾害，私下仍征收赋税，却导致军饷不足。
　　蒙城解围时，安徽巡抚喬松年向朝廷列出一张嘉奖名单。乔松年虽然官职比僧格林沁低，但并不是僧格林沁的下属。僧格林沁却管得太宽，对乔松年的名单进行了认真的复查，发现其中有很多冒功邀功的情况。于是乔松年被清廷降三级留任。这让周边的清军和地方官对僧格林沁日益不满。
　　终于，人困马乏之时，突然遭遇劲敌，僧格林沁带领轻骑兵率先冲入敌阵，而其他将领还未接战，便纷纷作鸟兽散。附近的各支清军在救援上也有意行动迟缓，如此一来，僧格林沁必死无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