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十七岁的少年王瑞锋来到济南，开启了大学生活。毕业后，他怀揣新闻理想，辗转北京、成都、广州等地，先后就职于《新京报》《南方周末》等媒体。无数个新闻现场，无数奔波在路上的苍凉背影，成就了一个坚定的新闻勇士。十二年后，回忆起与新闻相伴的人生，他想起2008年露宿街头的那个晚上。2016年，恰逢其当初就读的大学新闻系迎来三十周年系庆，个人学习、工作生涯与三十年中国新闻史激烈碰撞，一个人的逃离裹挟了时代的飘摇——一个人、一所学校、一个时代，因八年前的那次仰望星空而汇流到一起。
　　八年后的今天，坐在广州温润的街头，光哥还能清晰地讲起我与他惜别济南火车站时那个清寒伤感的傍晚。
　　彼时，他应聘进省城一家党报做记者，从事广告特刊之类的写作，字字成金，但这并非是其心中所属，于是辞职。
　　我们所在的广播电视新闻班是文学院初创专业，教授课程为文学、报纸、电视广播的杂糅，所获学位又是文学学士。本以为是个在“塞纳河边走”的专业，不成想毕业后只能“黄河浪里游”（校党委书记诗）：既不能参加新闻学的校园招聘，也不能报考中文或汉语言文学的公务员考试，就业前景堪忧。
　　严峻的是，山东省内的核心新闻单位已将省内的新闻学子拒之门外，大部分同学难以从事与新闻有关的工作，四年专业弃如敝履，脚踏实地，各找活路。
　　光哥决意逃离济南，认为广州是做新闻不错的地方，决然南下，寻找他的新闻理想之地。正是八年前的这一天，喝过姜晓辉、李卿、刘鹏的送行酒后，我乘公交车送他到济南火车站，凄然话别，各奔未卜的新闻前程。
　　我当时的境况更加窘迫。因为喜欢文字写作，打算找一份报纸工作，毕业前夕我辞去了省内电视台的工作。终于在毕业后的第16天，沦落到街头露宿的地步。
　　当时也是没心没肺，一个露宿街头的人还要对露宿在哪里精挑细选，倒像是在做采访提纲一样：网吧包夜要花钱，划不来，泉城广场的露天躺椅不遮雨，银行自助取款机的小房间倒是不错，被乞讨者先占了，睡在一起不够体面……
　　唯一体面的憩息地，便是刚刚毕业搬离的山师校园。千挑万选之后，我选择在广场雕像前的台阶上过夜，这里白天光照充足，夜晚的石板会散发出日光的余温，温暖舒适。
　　前一秒这里是我的象牙塔，一转身我成了这里的流浪汉。如今回忆此事，难免会掺杂忆苦思甜、痛说家史的矫情，但那确是令人难忘的一夜。2012年冬，我在《新京报》工作时暗访救助站，扮成流浪者模样横躺在雪地里，仍然想起了校园那一夜。
　　是夜夜半，校园巡逻的保安把我叫醒，查验身份，示意不能在雕塑下睡觉。保安的一脸诧异终于把我残存的最后一丝尊严撕裂，我躲进广场旁边的观月亭，一脸茫然。
　　观月亭，几株白杨环绕，毕业前常于亭内研读报纸诗歌。那一夜，寂寞葱郁的校园内，一个仓皇无依的毕业生借枕石板，蜷缩一团，仰望星空。
　　仰望星空，想的是什么，想的是回杞国（新泰）老家，如何谋一个体面糊口的差事，还是继续做未卜的新闻。
　　后来只要有人提起仰望星空和新闻理想这些猛词，总会让我自嘲苦笑一番，觉得太过矫情，也十分辛苦。
　　一夜经历，恐怕比四年所学都要坚实。
　　不久之后，我在省内一本人物杂志没有通过试用期，更没什么脸面待在济南，认为北京是做新闻的地方，便决然北上，又是喝过姜晓辉、李卿、刘鹏的送行酒，成为第二个逃离者，踏上开往北京的火车。
　　有了校园过夜的经历，到北京的我显然比在济南时大气。抵京的早晨五点，我躺在北京站广场，用绳子把行李系在身上，呼呼大睡，怡然自得。
　　现在看来，这些因窘困而迫不得已的行为，算是作为记者入门的第一堂课：脸皮厚。2011年初我接受《新京报》培训时，在本子上记下了业界前辈的这句教诲：不惜代价不计成本，脸皮厚敢玩命。
　　南下的光哥一开始帮土豪老板卖麻将桌，聊以糊口，几经打拼，摇身一变成为《广州日报》和屏幕里一本正经的评论员李千帆，沉舟侧畔，病树前头，指点江山，一副道貌岸然状。2014年9月，他忽然厌倦了话不由心的日子，逃离了新闻。
　　此时的新闻业已是风雨飘摇，一个新闻事件发生后，群媒蜂拥而至的情景早已不复存在，长袖难舞，同行们纷纷逃离，进入转型创业的大潮。
　　从2004年的那个夏天开始，我们就像是一直在逃离，从家乡逃离，从济南逃离，从北京逃离，从每一个新闻现场逃离，从每个采访对象的苦难逃离，从白纸黑字中逃离……
　　2015年，我终于厌倦了北京的拥堵和雾霾，厌倦了繁华和落寞，在天坛路的天桥上徘徊一夜，仰首已看不到的星空，决心逃到广州，进入大学时代梦寐以求的新闻圣殿，唾面自干，默默无闻。
　　这几日，借系庆三十周年之际，我挖空心思努力回忆四年的大学时光，从北院、长清到老校，试图寻找可圈可点的印记，却只寻得些模糊不清的片段，没有优异的学识，没有异人的特长，没有刻骨的爱恋，没有怀念的课堂，唯独对毕业几天后的那一夜孤独，刀剜在心，如影随形。
　　那一夜，我也曾仰望星空。
　　（作者系《南方周末》记者，山东师范大学新闻系2004级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