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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温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2009年政府工作重在四点：第一扩内需，第二调结构，第三重改革，第四促民生。可以说，一段时间内摇摆的“市场中国”有了更明晰的方向，已经超越了狭隘的“保增长”。社会各界也应该从最初应对危机的紧张、慌乱中走出来，一起夯实下一个30年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一场日益蔓延的经济危机，除了增长下滑、失业增多、以劳资关系和官民关系为核心的社会矛盾加剧，对于一个在市场化道路上已经行进了30年的大国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决策层一直在呼吁民众的信心，那么所谓危中之机又是什么?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没有什么比一次深刻的经济危机，能够让人们更清楚地看清自己。
如果作一次不太严谨的梳理的话，那么就可以发现，从1978年开始，每10年时间，经济领域总会发生大事，1988年价格闯关失败，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则是美国爆发金融危机蔓延至几乎全世界。前两次经济领域的大事，以及党政和社会各界的应对，可以说相当程度上决定了后面的发展道路。这一次似乎也不例外。
其中最为关键的拷问就是：政治虽然相当多的时候服从于“权宜之计”，但对可能种下的“祸根”必须保持警觉。毫不奇怪的是，在应对此次经济危机的过程中，对于采取何种措施，社会各界存在着大量的争执和分歧。
偏重于基建，还是偏重于民生；哪个行业该“振兴”，哪个行业不该被“振兴”，哪个行业甚至该被振出局；限制裁员，还是限制劳工的社会权利(至少是暂缓)；政府更渴望“强势”，还是应该坚定不移向公共服务型方向转变；房地产开发商主动降价，还是政府出来救市；如此等等。我们不能期望在公开和具体的政策宣言中面面俱到就可以化解分歧。政策总有偏向性，而可分的蛋糕并不是无限大。
在此次经济危机之前，“科学发展”的脉络本来已经日益清晰：通过经济结构调整以化解资源、环境等承受能力的恶化趋势；通过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转变以释放经济和社会活力；通过对过度市场化的矫正以提高社会事业水平和民众受保障程度；通过降低国有企业对若干服务业的垄断(而不是用对民间资本的投机性炒作的不干预)来激活民间资本等等。但所有这一切都有可能随着政府大规模基建投资和“保出口、保增长”的政策取向而停滞、甚至倒退。更健康的“市场中国”会因为全社会对经济下滑的焦虑而陷入摇摆的境地，而不仅仅是因为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
当然，这并不是说在经济危机的背景下仍然要“不顾企业(民众)死活”。毋宁说，在应对经济危机的时候，仍有必要以极大精力反思具体政策的得失。经济危机至少有一个好处，人们有空间来公开议论和检讨一些地方政府以“科学发展”名义作出的具体政策，而不必担心遭到报复。并且，在经济危机时一个地方政府作出具体政策尤其需要慎重。比如说，当一省决心输出1000万农民工，而一个劳动力输入大省却决定减少劳动力输入数量，以减轻经济结构调整和社会管理的巨大压力，矛盾自然就产生了。
从本轮经济危机中走出来，将是一个较长的过程。因此，认清“市场中国”的摇摆境地，仍是一件必要、合时宜的工作。
自由贸易的大旗
经济危机下贸易保护主义自然抬头。美国出台了“只买美国货”法案，欧洲工会排斥外来产品等等。尽管遭受各种“操纵”说(如操控利率、各种补贴等)的指控，但无疑，这个时候，中国反而成为“自由贸易”最坚定的捍卫者。只是，在别人日子更难过的时候，中国也不得不派出不少大额订单。而挥舞着采购订单在政治上讨价还价的插曲，也就再现了。
全国“两会”刚开，为出口企业鼓与呼的声音立马出现。3月4日上午，政协大会经济界别小组讨论中，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部长张小济，以极高的分贝呼吁各界关注出口企业。根据他提供的数字，我国制造业中20％产品是出口型企业生产的，而其就业率却占制造业的40％。我国出口企业大概有七八千万人就业。
而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参加讨论时就明确表示，保出口、保就业的政策至少会保持“不止10年”。一方面是要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另一方面是保持劳动力密集产业的优势。在经济危机背景下，对后者的坚持再次占了上风。最直接的方法就是：退税，退税，再退税。
曾几何时，中国外向型经济的所谓“五把刀”(汇率贬值、出口退税、廉价劳动、廉价资源、廉价环境)，是揭秘中国经济奇迹背后隐秘曲线的利器。大国对外依存度过高更被看成是“大国崛起”的一大威胁。如今这一切不得不让位于最大的民生——就业。虽然决策层和高管都出来指责美国一些金融机构受利益驱动，“利用数十倍的金融杠杆进行超额融资，在获取高额利润的同时，把巨大风险留给整个世界”，但美国一有重振制造业的声音出现，最大的反对声音来自中国：制造业还是中国来，你们还是搞金融创新吧；当然，所谓主权基金向外扩张的机会是不会错过的!
中国提出内需和外需平衡已经有一些年了。如今这样的境地，也许只能说明：中国已经深深卷入国际经济分工体系中，围绕这种分工在国内形成了一整套的政治经济运作体系，这一点的改变绝非一朝一夕可以完成。一旦牵动了事关稳定的就业这根敏感神经，再伟大的愿望也不能不让出道路。这一点也许在中国8年前拥抱WTO的时候就已经注定了。
如果说经济增长是执政合法性的一个源泉，那么坚守“自由贸易”就是对外合法性的一个强大符号。利益相关者也好，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也好，“一不输出革命，二不输出饥饿和贫困”也好，这些论证合法性的言说成立的根基是中国坚持在国际经济分工中的角色。这也是“国强必霸，不适合中国”的保证。所谓“内需与外需的平衡”是一个长期的艰苦过程。类似的摇摆很难说不会再出现。
5000亿比4万亿更珍贵
每当政府大规模投资和干预经济，长期受自由市场理论熏陶的人们就会忧心忡忡。这次也不例外。只是和10年前的积极财政政策相比，今天人们的疑虑更深。一怕腐败和浪费，二怕国有经济进一步做大。于是，一种对政府大手笔花钱不信任的氛围在弥漫。有的建议把巨额外汇储备分了，有的建议把4万亿变成消费券分了，更早的建议是把国有股份分了，总之，钱掌握在政府和国企高管手里，就不让人放心。
显然，类似建议很难在博弈中胜出。反对的声音也是强有力的：即使分，谁能保证不会变成“强者更强，弱者更弱”的游戏?更何况，经济刺激计划的主要方法一开始就被框定了：政府大规模投资，而国企尤其是大国企则不会忘记“共和国长子”的重任!人们担心：“看得见的手”是否会越伸越长?十六大以后开始的由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转变进程是否会遭受挫折? “脚在市场，脑袋在政府”的各种怪物能够减少吗?
众所周知，经过30年的市场化改革，虽然政府原有的计划性功能已经大幅减少，但由于国有资本和国有事业资产大量迅速增加，再加上各级政府实际参与经济活动的力度明显增强，政府直接配置资源的功能在另一种形式上出现强化趋势；与此同时，必须增加的社会公共服务的许多功能并不到位。
显然，政府的大规模投资会固化经济建设功能，地方的各种“救市”也可能会强化已经形成的汲取资源的手段。搞城建，全国有政府控制下的360家左右的城投公司；救房市，以优惠贷款和税费政策“诱惑”民众买房，则并不触及土地财政(开发商在和消费者的价格博弈中似乎有胜出的趋势)；社会保障基金，外地农民工退保，国家财政出的部分、尤其是企业为自己出的那部分就被留在当地社保基金之中。
政府在想方设法刺激民众的消费欲望。动员行政体系联合企业搞产品下乡，派发消费券，而官方媒体则一直奋力鼓吹“花钱有底气，赚钱有信心”。让民众赚钱有信心倒是政府应该做的事情，至于“花钱有底气”，如果只是一场让民众掏腰包的腾挪游戏，其实意义不大。要说把民众的储蓄逼出来，没有什么比大约10年前的住房市场化、医疗和教育的过度“市场化”，来得更“深刻”和“到位”。今天，在整个刺激经济4万亿的大盘里也不能不在一番博弈后郑重加人“大幅度提高社会保障水平”这一句话。“出来混，总是要还的。”
现在人们担心庞大的经济刺激计划对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财政的压力。据官方智囊机构人士的估算，庞大的经济刺激计划大约需要1万亿财政直接支出。4万亿之前，中央财政2008年建设投资安排是1500多亿。此次全国“两会”将审议新中国历史上最高额的预算赤字。对于地方政府财政的压力，当事人喊一喊可以理解，毕竟“会哭的孩子有奶吃”，谁都想拿到更大的发债额度，当真就不必。因为地方政府抽取资源的能力比以前更彪悍而不是虚弱了。比如房市，地方政府不是终于等到了可以纷纷救市的一天吗?每年近万亿的收费也并没有纳入财政预算。
3月5日，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公布了一个好消息：为社会减负5000亿。初步测算，今年全面实施增值税转型，落实已出台的中小企业、房地产和证券交易相关税收优惠以及出口退税等方面政策，加上取消和停征100项行政事业性收费，可减轻企业和居民负担约5000亿元。
有专家曾说，如果增值税全面转型成功，中国的政府改革就成功了一半。温家宝总理在以前的全国“两会”上也曾表示要下决心在财税体制方面进行改革。走对路的结构性减税才是保证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型不摇摆的最大法门。一个政府会找钱不算本事，敢革和能革自己的命才是民众的福祉。这是5000亿比4万亿更珍贵的地方。
社会改革的全面启动
此次经济危机对社会改革层面的冲击也开始显现。在这方面，分歧更大。新《劳动法》要不要暂缓执行?有经济学家把新《劳动法》看成是民生工程大跃进的典型样板，认为早生了10年，甚至暗示它要对今天的大规模失业负有责任。这正如同样一个罗斯福新政，有人说社会改革特别是发挥独立工会作用延缓了经济复苏，有人说社会变革创造了走出经济危机的条件。
农民工返乡，“退路”问题就出现了，围绕户籍制度改革，官方和民间学者激烈辩论。是直接废除扭曲的户籍制度，还是从门槛的公平化和可预期性人手循序渐进，方向截然不同。一些地方甚至还讨论过削减企业对于农民工的福利负担以减轻企业压力。而高等教育的大跃进，最后并没有支撑起经济结构调整的人力资源需求，只能延缓就业，或者再次盯上广大农村这个蓄水池——大学生村官队伍越来越庞大。
在经济危机时刻，社会体制和社会结构的脆弱性暴露无遗。社会学家孙立平直接提出以重建社会来应对经济危机。值得提醒的是，现在的民生概念有泛化的趋势，种树优化环境也可以被称作民生。在一些地方政府的工作总结中，所谓民生支出往往超过半数以上。这更多的是一种数字游戏。最大的民生无疑是就业，而民生问题的根本好转取决于社会体制改革的进度。而无论是医疗、教育、户籍、社会保障，还是保障性住房，中国正处于新一轮改革全面启动的关键时期。因为经济危机，某些改革措施也许会一时阻碍增长(更准确地说是企事业单位的“利润”)，但倒退肯定不是出路。全国“两会”一开，就有医疗界委员说中国人不存在看病难、看病贵，中国人，谁信呢?
在过去的3个月里，到温家宝总理作《政府工作报告》之际，救市理念发生了重要的变化。最初似乎就是政府投资基建，以投资来保增长，现在强调“调结构”了。这里面既涉及科技和经济的结合，也包括把大量投资用于民生领域的调整。正如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里说的：“政府投资必须用在应对危机最关键的地方’用在经济社会发展的薄弱环节，绝不能用于一般加工工业。”3个月的时间，足以让人们更清楚地看到，扩大内需受制于社会改革的滞后。
在温家宝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里，2009年政府工作是四点：第一是扩内需，第二是调结构，第三是重改革，第四是促民生。可以说，一段时间内摇摆的“市场中国”有了更明晰的方向，已经超越了狭隘的“保增长”。社会各界也的确应该从最初的紧张、慌乱中走出来，一起夯实下一个30年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2009年全国“两会”，就是新30年的起点。
一场日益蔓延的经济危机，除了增长下滑、失业增多、以劳资关系和官民关系为核心的社会矛盾加剧，对于一个在市场化道路上已经行进了30年的大国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决策层一直在呼吁民众的信心，那么所谓危中之机又是什么?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没有什么比一次深刻的经济危机，能够让人们更清楚地看清自己。
如果作一次不太严谨的梳理的话，那么就可以发现，从1978年开始，每10年时间，经济领域总会发生大事，1988年价格闯关失败，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则是美国爆发金融危机蔓延至几乎全世界。前两次经济领域的大事，以及党政和社会各界的应对，可以说相当程度上决定了后面的发展道路。这一次似乎也不例外。
其中最为关键的拷问就是：政治虽然相当多的时候服从于“权宜之计”，但对可能种下的“祸根”必须保持警觉。毫不奇怪的是，在应对此次经济危机的过程中，对于采取何种措施，社会各界存在着大量的争执和分歧。
偏重于基建，还是偏重于民生；哪个行业该“振兴”，哪个行业不该被“振兴”，哪个行业甚至该被振出局；限制裁员，还是限制劳工的社会权利(至少是暂缓)；政府更渴望“强势”，还是应该坚定不移向公共服务型方向转变；房地产开发商主动降价，还是政府出来救市；如此等等。我们不能期望在公开和具体的政策宣言中面面俱到就可以化解分歧。政策总有偏向性，而可分的蛋糕并不是无限大。
在此次经济危机之前，“科学发展”的脉络本来已经日益清晰：通过经济结构调整以化解资源、环境等承受能力的恶化趋势；通过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转变以释放经济和社会活力；通过对过度市场化的矫正以提高社会事业水平和民众受保障程度；通过降低国有企业对若干服务业的垄断(而不是用对民间资本的投机性炒作的不干预)来激活民间资本等等。但所有这一切都有可能随着政府大规模基建投资和“保出口、保增长”的政策取向而停滞、甚至倒退。更健康的“市场中国”会因为全社会对经济下滑的焦虑而陷入摇摆的境地，而不仅仅是因为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
当然，这并不是说在经济危机的背景下仍然要“不顾企业(民众)死活”。毋宁说，在应对经济危机的时候，仍有必要以极大精力反思具体政策的得失。经济危机至少有一个好处，人们有空间来公开议论和检讨一些地方政府以“科学发展”名义作出的具体政策，而不必担心遭到报复。并且，在经济危机时一个地方政府作出具体政策尤其需要慎重。比如说，当一省决心输出1000万农民工，而一个劳动力输入大省却决定减少劳动力输入数量，以减轻经济结构调整和社会管理的巨大压力，矛盾自然就产生了。
从本轮经济危机中走出来，将是一个较长的过程。因此，认清“市场中国”的摇摆境地，仍是一件必要、合时宜的工作。
自由贸易的大旗
经济危机下贸易保护主义自然抬头。美国出台了“只买美国货”法案，欧洲工会排斥外来产品等等。尽管遭受各种“操纵”说(如操控利率、各种补贴等)的指控，但无疑，这个时候，中国反而成为“自由贸易”最坚定的捍卫者。只是，在别人日子更难过的时候，中国也不得不派出不少大额订单。而挥舞着采购订单在政治上讨价还价的插曲，也就再现了。
全国“两会”刚开，为出口企业鼓与呼的声音立马出现。3月4日上午，政协大会经济界别小组讨论中，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部长张小济，以极高的分贝呼吁各界关注出口企业。根据他提供的数字，我国制造业中20％产品是出口型企业生产的，而其就业率却占制造业的40％。我国出口企业大概有七八千万人就业。
而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参加讨论时就明确表示，保出口、保就业的政策至少会保持“不止10年”。一方面是要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另一方面是保持劳动力密集产业的优势。在经济危机背景下，对后者的坚持再次占了上风。最直接的方法就是：退税，退税，再退税。
曾几何时，中国外向型经济的所谓“五把刀”(汇率贬值、出口退税、廉价劳动、廉价资源、廉价环境)，是揭秘中国经济奇迹背后隐秘曲线的利器。大国对外依存度过高更被看成是“大国崛起”的一大威胁。如今这一切不得不让位于最大的民生——就业。虽然决策层和高管都出来指责美国一些金融机构受利益驱动，“利用数十倍的金融杠杆进行超额融资，在获取高额利润的同时，把巨大风险留给整个世界”，但美国一有重振制造业的声音出现，最大的反对声音来自中国：制造业还是中国来，你们还是搞金融创新吧；当然，所谓主权基金向外扩张的机会是不会错过的!
中国提出内需和外需平衡已经有一些年了。如今这样的境地，也许只能说明：中国已经深深卷入国际经济分工体系中，围绕这种分工在国内形成了一整套的政治经济运作体系，这一点的改变绝非一朝一夕可以完成。一旦牵动了事关稳定的就业这根敏感神经，再伟大的愿望也不能不让出道路。这一点也许在中国8年前拥抱WTO的时候就已经注定了。
如果说经济增长是执政合法性的一个源泉，那么坚守“自由贸易”就是对外合法性的一个强大符号。利益相关者也好，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也好，“一不输出革命，二不输出饥饿和贫困”也好，这些论证合法性的言说成立的根基是中国坚持在国际经济分工中的角色。这也是“国强必霸，不适合中国”的保证。所谓“内需与外需的平衡”是一个长期的艰苦过程。类似的摇摆很难说不会再出现。
5000亿比4万亿更珍贵
每当政府大规模投资和干预经济，长期受自由市场理论熏陶的人们就会忧心忡忡。这次也不例外。只是和10年前的积极财政政策相比，今天人们的疑虑更深。一怕腐败和浪费，二怕国有经济进一步做大。于是，一种对政府大手笔花钱不信任的氛围在弥漫。有的建议把巨额外汇储备分了，有的建议把4万亿变成消费券分了，更早的建议是把国有股份分了，总之，钱掌握在政府和国企高管手里，就不让人放心。
显然，类似建议很难在博弈中胜出。反对的声音也是强有力的：即使分，谁能保证不会变成“强者更强，弱者更弱”的游戏?更何况，经济刺激计划的主要方法一开始就被框定了：政府大规模投资，而国企尤其是大国企则不会忘记“共和国长子”的重任!人们担心：“看得见的手”是否会越伸越长?十六大以后开始的由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转变进程是否会遭受挫折? “脚在市场，脑袋在政府”的各种怪物能够减少吗?
众所周知，经过30年的市场化改革，虽然政府原有的计划性功能已经大幅减少，但由于国有资本和国有事业资产大量迅速增加，再加上各级政府实际参与经济活动的力度明显增强，政府直接配置资源的功能在另一种形式上出现强化趋势；与此同时，必须增加的社会公共服务的许多功能并不到位。
显然，政府的大规模投资会固化经济建设功能，地方的各种“救市”也可能会强化已经形成的汲取资源的手段。搞城建，全国有政府控制下的360家左右的城投公司；救房市，以优惠贷款和税费政策“诱惑”民众买房，则并不触及土地财政(开发商在和消费者的价格博弈中似乎有胜出的趋势)；社会保障基金，外地农民工退保，国家财政出的部分、尤其是企业为自己出的那部分就被留在当地社保基金之中。
政府在想方设法刺激民众的消费欲望。动员行政体系联合企业搞产品下乡，派发消费券，而官方媒体则一直奋力鼓吹“花钱有底气，赚钱有信心”。让民众赚钱有信心倒是政府应该做的事情，至于“花钱有底气”，如果只是一场让民众掏腰包的腾挪游戏，其实意义不大。要说把民众的储蓄逼出来，没有什么比大约10年前的住房市场化、医疗和教育的过度“市场化”，来得更“深刻”和“到位”。今天，在整个刺激经济4万亿的大盘里也不能不在一番博弈后郑重加人“大幅度提高社会保障水平”这一句话。“出来混，总是要还的。”
现在人们担心庞大的经济刺激计划对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财政的压力。据官方智囊机构人士的估算，庞大的经济刺激计划大约需要1万亿财政直接支出。4万亿之前，中央财政2008年建设投资安排是1500多亿。此次全国“两会”将审议新中国历史上最高额的预算赤字。对于地方政府财政的压力，当事人喊一喊可以理解，毕竟“会哭的孩子有奶吃”，谁都想拿到更大的发债额度，当真就不必。因为地方政府抽取资源的能力比以前更彪悍而不是虚弱了。比如房市，地方政府不是终于等到了可以纷纷救市的一天吗?每年近万亿的收费也并没有纳入财政预算。
3月5日，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公布了一个好消息：为社会减负5000亿。初步测算，今年全面实施增值税转型，落实已出台的中小企业、房地产和证券交易相关税收优惠以及出口退税等方面政策，加上取消和停征100项行政事业性收费，可减轻企业和居民负担约5000亿元。
有专家曾说，如果增值税全面转型成功，中国的政府改革就成功了一半。温家宝总理在以前的全国“两会”上也曾表示要下决心在财税体制方面进行改革。走对路的结构性减税才是保证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型不摇摆的最大法门。一个政府会找钱不算本事，敢革和能革自己的命才是民众的福祉。这是5000亿比4万亿更珍贵的地方。
社会改革的全面启动
此次经济危机对社会改革层面的冲击也开始显现。在这方面，分歧更大。新《劳动法》要不要暂缓执行?有经济学家把新《劳动法》看成是民生工程大跃进的典型样板，认为早生了10年，甚至暗示它要对今天的大规模失业负有责任。这正如同样一个罗斯福新政，有人说社会改革特别是发挥独立工会作用延缓了经济复苏，有人说社会变革创造了走出经济危机的条件。
农民工返乡，“退路”问题就出现了，围绕户籍制度改革，官方和民间学者激烈辩论。是直接废除扭曲的户籍制度，还是从门槛的公平化和可预期性人手循序渐进，方向截然不同。一些地方甚至还讨论过削减企业对于农民工的福利负担以减轻企业压力。而高等教育的大跃进，最后并没有支撑起经济结构调整的人力资源需求，只能延缓就业，或者再次盯上广大农村这个蓄水池——大学生村官队伍越来越庞大。
在经济危机时刻，社会体制和社会结构的脆弱性暴露无遗。社会学家孙立平直接提出以重建社会来应对经济危机。值得提醒的是，现在的民生概念有泛化的趋势，种树优化环境也可以被称作民生。在一些地方政府的工作总结中，所谓民生支出往往超过半数以上。这更多的是一种数字游戏。最大的民生无疑是就业，而民生问题的根本好转取决于社会体制改革的进度。而无论是医疗、教育、户籍、社会保障，还是保障性住房，中国正处于新一轮改革全面启动的关键时期。因为经济危机，某些改革措施也许会一时阻碍增长(更准确地说是企事业单位的“利润”)，但倒退肯定不是出路。全国“两会”一开，就有医疗界委员说中国人不存在看病难、看病贵，中国人，谁信呢?
在过去的3个月里，到温家宝总理作《政府工作报告》之际，救市理念发生了重要的变化。最初似乎就是政府投资基建，以投资来保增长，现在强调“调结构”了。这里面既涉及科技和经济的结合，也包括把大量投资用于民生领域的调整。正如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里说的：“政府投资必须用在应对危机最关键的地方’用在经济社会发展的薄弱环节，绝不能用于一般加工工业。”3个月的时间，足以让人们更清楚地看到，扩大内需受制于社会改革的滞后。
在温家宝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里，2009年政府工作是四点：第一是扩内需，第二是调结构，第三是重改革，第四是促民生。可以说，一段时间内摇摆的“市场中国”有了更明晰的方向，已经超越了狭隘的“保增长”。社会各界也的确应该从最初的紧张、慌乱中走出来，一起夯实下一个30年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2009年全国“两会”，就是新30年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