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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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买书难,而书又不能不读,求其次,只好去借。
  但是,阅览时间便似乎故意和你作难。你上班,它开门;你下班,它闭馆。这对于利用业余时间进行研究、自修的,不啻拒之于门外。即或得以升堂入室,交上索书卡后的那漫长的恭候时间,也十分难熬。好不容易借到了手,可以攻读了,然而又已处在闭馆铃声威胁之下。日前看了影片《并非一个人的故事》,有一个细节曾引起会心的一笑。那位科研人员为了不中断翻检资料,竟要求将要下班的管理员把他反锁在阅览室里。想来,这种愿望大概也“并非一个人”所有吧。
  六分之五时间工作,六分之一时间学习,本也无可责难。如果图书馆的服务对象只限于本机关,那更无影响。但如果面向的是一个系统、一个城市、一个地区,以至全国,那末,你的六分之一和大多数的六分之五,就会发生尖锐的矛盾。试想,那些废寝忘食以孜孜攻关者、那些千里迢迢前来查阅资料者,对你们的六分之一又要作何感想呢?人们自然会问:为什么不把图书馆员的学习时间调整一下,而偏要集中于一天呢?
  借阅图书,动辄要证明、看级别,好象读者不是来看书,而是来接受政治审查的。随后要分类,文艺、理工、农医……,犹如报考大学一样,分科精严。定某科,看某科书,不可越雷池一步。在“边缘科学”已成为尖端的今日,实有“对着干”之嫌。
  我们并不一般地反对限制,如孤本、善本,乃无价之国宝,目前又没有条件全部影印、复制,施以适当限制,本无不可。可怕的是那些“特藏书”,一当入册,不知要经过多少审批手续才得一见,简直令人望而生畏,不敢问津。“特藏”之所以必要,谓其涉及反动、黄色,或保密之需。有一友人得窥“特藏”之秘,他借的是《古文观止》,问何以“特藏”起来,原来系香港出版,真是让人啼笑皆非。难道古人书也因沾了“港气”而必须予以“特”而“藏”之吗?至于说到“反动”,其界限也颇为含糊。文化大革命期间,批一本,“特藏”一本;批一人,“特藏”一堆。弄得除去经典著作和一些样板戏、小册子之外,几无读物。这是林彪、“四人帮”制造出来的“空白”,然而,图书馆却成了禁书馆,谁还敢问其项背呢?
  图书馆面向广大读者,它是开放单位,而不是专政机关;它只能客观而又充分地提供研究参考用书(虽然不排斥为青年积极引导),却不能划定禁区。禁来禁去,已经禁成了个愚昧无知、孤陋寡闻,这一教训难道还不深刻吗?
  现在“四人帮”虽然已经打倒,图书馆的禁忌却还没有完全扫除。开放时间、分科办法等等,更是由来已久,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改革。希望各方面都来督促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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