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乡下人拥向城里，城里却有人向往乡村。广州市萝岗区帽峰山下有一处百亩田园，这里居住着九户人家，他们自称“懒人部落”，在这里怡然自得地过着自给自足的田园生活。
远离都市，返璞归真
“懒人部落”的成员一年多前开始建设自己心中的“梦想家园”。九户人家与他们占用土地所在的村子签订了租期为20年的土地租用合约，租金由“部落”成员平摊。
他们在这片土地上盖起了房子，起初是用砖瓦和树木，后来因为有蛇、虫等动物入侵就改用水泥和混凝土，再在房子外表加上一些树皮和草木，完全追求“原始部落”的形态和韵味。他们还在这儿挖了鱼塘，建了水库。
“部落”成员将这块土地分成不同的区域，面积最大的是公共种植区，种植了不同品种的果树，鱼塘里养鱼，另一些区域则喂养家禽。“部落”成员定下公约：不以盈利为目的，共同劳动，平均分配，自给自足。
除了公共种植区外，九户人家各自有一块自留地，用来种植蔬菜。“部落”成员还在广州番禺区另租了600亩土地作为半生产半休闲区，并将增城区的一处荔枝园作为纯生产区。
“部落”的种养方式以生态环保为原则，以自给自足为目标，“部落”人戏称“懒办法”：即不施化肥、不撒农药；不翻地、不除草，播下种子后任其“自生自灭”。落叶掉到田里肥沃了土地，掉到鱼塘里成为鱼的饲料，鸡鸭的粪便、果皮等也都成为肥料或饲料。
这种“懒办法”还真奏效，园子里欣欣向荣，水果蔬菜吃不完，多余的就供给附近农家，收益用来补充“部落”水电等公共开支。居住在“部落”里的人生活都很俭朴，尽量少用电器，取而代之的是大铁锅、炉灶等，吃自己种的菜、自己养的鸡鸭。
在“部落”里，随处可见其成员摇着小船去摘菜，垂着鱼钩在钓鱼，撒着菜叶喂鸡鸭，哼着小曲泡壶茶的景象。
记者以朋友的身份受邀参与了他们的几次活动。大家在劳作之余，聚在一起，泡上功夫茶，拿出字画、照片、收藏品等与其他成员分享、交流，从事文艺的成员还会在一旁拿起少数民族乐器如葫芦丝、巴乌等演奏大家熟悉的乐曲。他们还会在周末驱车到野外的某个农庄，爬爬山、作作画、拍拍照，然后一起做一顿农家饭，享受纯生态的天然美味。
这样的生活吸引了更多的人，目前入住“懒人部落”农庄的成员有十几户，有住帽峰山下的，也有住番禺区的。此外，松散型“部落”成员（非常住）约有100多人，他们可以自行到“部落”各区参加劳动休闲，也享受相应分配。
“归隐”田园非逃避现实
也许有人会认为“懒人部落”里的成员一定都是逃避现实生活的人，其实不然。在“部落”成员中有从事各种职业的人，例如：公务员、法律顾问、房地产顾问、投资顾问、媒体从业人员、医生、商人、艺术从业者……他们来到“懒人部落”，其实更多的是在经历了生活的磨砺后返璞归真的一种选择。他们大都有一些个人爱好，如萝岗区“庄主”龙先生酷爱旅游和钓鱼，“部落”发起人之一劳小姐喜爱绘画和摄影，刘小姐喜欢刺绣和乐器，新入住的成员魏先生热爱书法……
“部落”创立成员之一的劳小姐早期是电视台的新闻从业人员，之后自己开了家旅游公司，生意进入轨道后，劳小姐就有了“撒手做‘懒人’的想法”。劳小姐说，从做媒体人到开公司，一直以来自己承受的压力太大。等到各方面条件成熟后，她就常常和一帮喜欢旅游的朋友到处去旅游，但总觉得简单的快乐生活还是太少了，而她的这一想法与龙先生不谋而合。现在她常回到都市里与家人和朋友见见面，大家都很理解并尊重她的这种生活方式。
学法律的龙先生毕业后搞设备安装，开公司一干就是8年。3年前，他找了个职业经理人，自己则开始了自由自在的生活，“一星期中有3天在钓鱼”“这样结识了不少‘懒人’，于是大家想找一块地方。其实这样花的钱并不多，比如说我一年中最大的支出就是旅游，而在这里一年租地、打理等总费用平摊下来一户也就6万元左右。”龙先生说。
像劳小姐、龙先生这样的人是“部落”中较有代表性的成员。正如“部落”成员之一、从事法律顾问工作的柯先生所说，要彻底安心做“懒人”，必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第一是事业小有成就，有一定的经济积累；第二要淡化对金钱和地位的追逐。
柯先生说，“懒人部落”不欢迎年轻人，因为没有为事业奋斗过、没有完成对家庭和社会应尽的义务的人，就没有资格做“懒人”，更不能体会所谓“懒人”生活的真谛。
做“懒人部落”成员一定是“有钱人”？劳小姐说其实不然，“我觉得更多是一种生活理念和追求。我们一户人家第一笔的投入控制在6万元左右，建房子1平方米大约也就100元的建筑费用，以后的花销就是租金和维持费用。从目前的情况看，水果一年可以卖不少钱作为维持费用。说到经济压力，有些人家一个月给小孩花2000元，有的人家一个月只花200元，这只是个观念问题。”
然而，对于像新入成员魏先生这样的人而言，要想“懒”得彻底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魏先生说，人往往游离于“出世”和“入世”两种状态之间，要想完全回归“原生态”需要彻底割舍对现代社会的依赖，目前自己还不能完全做到。
“不想再参与社会竞争，不想赚更多的钱”是“懒人部落”里大多数人的共识。劳小姐说，目前有越来越多的人听说“懒人部落”后要求加入，但“部落”接受不了太多的人，它既不是组织，也不是社团，只是一群志趣相投的人慢慢聚在一起建立的一个家园，只希望按这种方式不被打扰地继续生活下去。
生活由自己作主
“‘懒人部落’的出现更多地体现为一种多元化的生活方式，是其个人自由选择的结果。”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教授李迎生说。
李迎生道出了“懒人部落”成员的心声。“懒人部落”成员对媒体的造访不太“欢迎”，他们不喜欢自己的生活受到关注，更不愿意因为这种关注而受到不必要的干扰。
李迎生认为，“懒人部落”是目前社会开放、人们追求自我之后的一种正常的社会现象。一方面这些“懒人部落”成员多为成功人士，在物质生活达到一定水平后，自然而然对精神生活产生更多的追求，更愿意按照自己的心愿去过一种更简单纯粹的生活；另一方面，这些成功人士在转型期的社会中承担着更大的压力，所以其中部分人会选择放弃更多的欲望而去过“平静”的生活，以减少压力和烦恼。
“无论如何，个人生活方式的选择应该得到尊重，但这样的生活方式不宜推而广之。因为社会还需要发展，需要大批人才做出贡献来推动发展，如果人人都选择那样的生活，很难想像社会该如何进步。”李迎生说。
事实上，不是所有有条件又想过“轻松”生活的人都会去过这样的生活。重庆市某房地产企业销售经理邓涛是个十足的追求自由的“驴友”，几年来随意行走于名山大川之间的他一直向往着无拘无束的生活，但他却表示自己不会选择加入“懒人部落”，“因为我还有很多现实的事情没有完成，供养父母、发展事业、相聚朋友都是我目前还无法割舍的。”邓涛坦言。
重庆大学社会学教授周庆行说，从“懒人部落”成员的说法中也可以看出，“部落”中也有人仍在现实生活和“懒人部落”中摇摆踌躇，毕竟一个人要割舍自己对物质和现实长久以来的维系是很难的。
远离都市，返璞归真
“懒人部落”的成员一年多前开始建设自己心中的“梦想家园”。九户人家与他们占用土地所在的村子签订了租期为20年的土地租用合约，租金由“部落”成员平摊。
他们在这片土地上盖起了房子，起初是用砖瓦和树木，后来因为有蛇、虫等动物入侵就改用水泥和混凝土，再在房子外表加上一些树皮和草木，完全追求“原始部落”的形态和韵味。他们还在这儿挖了鱼塘，建了水库。
“部落”成员将这块土地分成不同的区域，面积最大的是公共种植区，种植了不同品种的果树，鱼塘里养鱼，另一些区域则喂养家禽。“部落”成员定下公约：不以盈利为目的，共同劳动，平均分配，自给自足。
除了公共种植区外，九户人家各自有一块自留地，用来种植蔬菜。“部落”成员还在广州番禺区另租了600亩土地作为半生产半休闲区，并将增城区的一处荔枝园作为纯生产区。
“部落”的种养方式以生态环保为原则，以自给自足为目标，“部落”人戏称“懒办法”：即不施化肥、不撒农药；不翻地、不除草，播下种子后任其“自生自灭”。落叶掉到田里肥沃了土地，掉到鱼塘里成为鱼的饲料，鸡鸭的粪便、果皮等也都成为肥料或饲料。
这种“懒办法”还真奏效，园子里欣欣向荣，水果蔬菜吃不完，多余的就供给附近农家，收益用来补充“部落”水电等公共开支。居住在“部落”里的人生活都很俭朴，尽量少用电器，取而代之的是大铁锅、炉灶等，吃自己种的菜、自己养的鸡鸭。
在“部落”里，随处可见其成员摇着小船去摘菜，垂着鱼钩在钓鱼，撒着菜叶喂鸡鸭，哼着小曲泡壶茶的景象。
记者以朋友的身份受邀参与了他们的几次活动。大家在劳作之余，聚在一起，泡上功夫茶，拿出字画、照片、收藏品等与其他成员分享、交流，从事文艺的成员还会在一旁拿起少数民族乐器如葫芦丝、巴乌等演奏大家熟悉的乐曲。他们还会在周末驱车到野外的某个农庄，爬爬山、作作画、拍拍照，然后一起做一顿农家饭，享受纯生态的天然美味。
这样的生活吸引了更多的人，目前入住“懒人部落”农庄的成员有十几户，有住帽峰山下的，也有住番禺区的。此外，松散型“部落”成员（非常住）约有100多人，他们可以自行到“部落”各区参加劳动休闲，也享受相应分配。
“归隐”田园非逃避现实
也许有人会认为“懒人部落”里的成员一定都是逃避现实生活的人，其实不然。在“部落”成员中有从事各种职业的人，例如：公务员、法律顾问、房地产顾问、投资顾问、媒体从业人员、医生、商人、艺术从业者……他们来到“懒人部落”，其实更多的是在经历了生活的磨砺后返璞归真的一种选择。他们大都有一些个人爱好，如萝岗区“庄主”龙先生酷爱旅游和钓鱼，“部落”发起人之一劳小姐喜爱绘画和摄影，刘小姐喜欢刺绣和乐器，新入住的成员魏先生热爱书法……
“部落”创立成员之一的劳小姐早期是电视台的新闻从业人员，之后自己开了家旅游公司，生意进入轨道后，劳小姐就有了“撒手做‘懒人’的想法”。劳小姐说，从做媒体人到开公司，一直以来自己承受的压力太大。等到各方面条件成熟后，她就常常和一帮喜欢旅游的朋友到处去旅游，但总觉得简单的快乐生活还是太少了，而她的这一想法与龙先生不谋而合。现在她常回到都市里与家人和朋友见见面，大家都很理解并尊重她的这种生活方式。
学法律的龙先生毕业后搞设备安装，开公司一干就是8年。3年前，他找了个职业经理人，自己则开始了自由自在的生活，“一星期中有3天在钓鱼”“这样结识了不少‘懒人’，于是大家想找一块地方。其实这样花的钱并不多，比如说我一年中最大的支出就是旅游，而在这里一年租地、打理等总费用平摊下来一户也就6万元左右。”龙先生说。
像劳小姐、龙先生这样的人是“部落”中较有代表性的成员。正如“部落”成员之一、从事法律顾问工作的柯先生所说，要彻底安心做“懒人”，必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第一是事业小有成就，有一定的经济积累；第二要淡化对金钱和地位的追逐。
柯先生说，“懒人部落”不欢迎年轻人，因为没有为事业奋斗过、没有完成对家庭和社会应尽的义务的人，就没有资格做“懒人”，更不能体会所谓“懒人”生活的真谛。
做“懒人部落”成员一定是“有钱人”？劳小姐说其实不然，“我觉得更多是一种生活理念和追求。我们一户人家第一笔的投入控制在6万元左右，建房子1平方米大约也就100元的建筑费用，以后的花销就是租金和维持费用。从目前的情况看，水果一年可以卖不少钱作为维持费用。说到经济压力，有些人家一个月给小孩花2000元，有的人家一个月只花200元，这只是个观念问题。”
然而，对于像新入成员魏先生这样的人而言，要想“懒”得彻底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魏先生说，人往往游离于“出世”和“入世”两种状态之间，要想完全回归“原生态”需要彻底割舍对现代社会的依赖，目前自己还不能完全做到。
“不想再参与社会竞争，不想赚更多的钱”是“懒人部落”里大多数人的共识。劳小姐说，目前有越来越多的人听说“懒人部落”后要求加入，但“部落”接受不了太多的人，它既不是组织，也不是社团，只是一群志趣相投的人慢慢聚在一起建立的一个家园，只希望按这种方式不被打扰地继续生活下去。
生活由自己作主
“‘懒人部落’的出现更多地体现为一种多元化的生活方式，是其个人自由选择的结果。”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教授李迎生说。
李迎生道出了“懒人部落”成员的心声。“懒人部落”成员对媒体的造访不太“欢迎”，他们不喜欢自己的生活受到关注，更不愿意因为这种关注而受到不必要的干扰。
李迎生认为，“懒人部落”是目前社会开放、人们追求自我之后的一种正常的社会现象。一方面这些“懒人部落”成员多为成功人士，在物质生活达到一定水平后，自然而然对精神生活产生更多的追求，更愿意按照自己的心愿去过一种更简单纯粹的生活；另一方面，这些成功人士在转型期的社会中承担着更大的压力，所以其中部分人会选择放弃更多的欲望而去过“平静”的生活，以减少压力和烦恼。
“无论如何，个人生活方式的选择应该得到尊重，但这样的生活方式不宜推而广之。因为社会还需要发展，需要大批人才做出贡献来推动发展，如果人人都选择那样的生活，很难想像社会该如何进步。”李迎生说。
事实上，不是所有有条件又想过“轻松”生活的人都会去过这样的生活。重庆市某房地产企业销售经理邓涛是个十足的追求自由的“驴友”，几年来随意行走于名山大川之间的他一直向往着无拘无束的生活，但他却表示自己不会选择加入“懒人部落”，“因为我还有很多现实的事情没有完成，供养父母、发展事业、相聚朋友都是我目前还无法割舍的。”邓涛坦言。
重庆大学社会学教授周庆行说，从“懒人部落”成员的说法中也可以看出，“部落”中也有人仍在现实生活和“懒人部落”中摇摆踌躇，毕竟一个人要割舍自己对物质和现实长久以来的维系是很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