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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12月28日晚，一年一度的“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评选”在北京揭晓。中星微电子集团董事长邓中翰获得了2005年度中国经济年度人物大奖。他的获奖评语这样写道：“一个海外学子成为一名爱国创业者，他将闪亮的中国“芯”成功植入世界盯银河，微米的小空间是他创新的大舞台——“中国创造”星光无限。
邓中翰博士，清华大学兼职教授、国家863项目评审专家、中国科协全国委员。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UCBerkeley)电子工程学博土、经济管理学硕士、物理学硕士。曾任职于美国硅谷SunMierosystem，参与研发世界上计算速度最快的中央处理器ul—traSPARCI第一代CPU。之后任职于美国IBM进行单磁子Peta-Flop超大规模量子计算机研究。后在美国硅谷创建半导体公司Pixim，任首任董事长，领导研制高端数码成像半导体传感器，用于监控、卫星、外太空探测等高尖端应用。1999年至今，与国家信息产业部共同在北京中关村创建了北京中星微电子有限公司，任董事长，领导研发“星光”系列“中国芯”，并成功实现了产品“星光一号”、“星光二号”、“星光三号”、“星光四号”、“星光五号”的产业化。“星光中国芯”目前已被三星、飞利浦、惠普、富士通、联想等国际知名企业大批量采用，覆盖了欧美日韩等16个国家和地区，成功占领了计算机图像输入芯片市场世界第。1的市场份额，市场占有率达60％以上。彻底结束了“中国无芯”的历史。
2005年3月28日，在庄严肃穆的人民大会堂。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亲自向邓中翰颁发了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从中科大到伯克利
邓中翰从小就对星空十分迷醉。
罗大佑的歌词曾经给了少年时代的邓中翰无穷的遐思，随着时间的流逝、年龄的增长，邓中翰的问题就深入到了时间、空间和宇宙。1987年，邓中翰以优异的成绩从家乡南京考上中国科技大学，科大当年的分数线超过了清华。
邓中翰沉醉于探求知识的过程，大学三年级开始尝试用量子物理的理论来解释地质问题，论文在《科学通报》上发表并且获得了共青团中央及中国科协颁发的“全国大学生科技竞赛挑战杯奖”。
如同那个时代的许许多多学子中的精英一样，1992年，从中科大毕业的邓中翰来到了美国加州伯克利分校读书，他读的是物理学，继续追求大学与少年时代探寻世界奥秘的梦想。
如果没有另一个选择，邓中翰可能会成为—位优秀的物理学家。而邓中翰有了那个新选择的最好解释就是信息时代的大潮几乎将世界上最优秀的人才都卷了进来，何况伯克利分校就在硅谷的旁边。尽管邓中翰所求助的一位导师并不赞成他的想法，但邓中翰还是向学校申请了转到电子工程系，从基础知识结构来说，物理学和电子工程并不十分兼容，但邓中翰的执著与坚韧又一次让他最终实现了自己的愿望——他用短短的时间完成了知识结构的转型，顺利通过考试，并以其独立设计和实验课题的能力“征服”了老师。
而这个时候的邓中翰没有停止对跨学科知识的渴求，他选修了经济管理学。选择学经济管理学的动机，据说是1995年邓中翰随导师去日本参加学术会议，因签证问题滞留日本一周而产生的一种强烈想法。邓中翰不是书呆子，而是一个有着强烈“人世”思想的人，他每时每刻都想有所作为，他非常明白，在当今这个世界上，经济能力说明了一切，否则物理学足够消耗他所有的智力与精力。至此，邓中翰在伯克利也创造了奇迹，他成为伯克利130年历史中第一位拿到物理学硕士、电子工程博士和经济学硕士3个横跨理、工、商学位的人，也让所有人明白了，不能小看了华人的智慧。邓中翰的幸运在于他的经济学的老师中有两位在上世纪90年代获得诺贝尔奖，邓中翰沉浸在这些知识精英们的思想和氛围里感到幸福得不能自拔。的确，在伯克利，想平凡都是困难的。
正是对经济学的研究，邓中翰对美国经济、世界经济有了深刻的认识，理解到经济与政治如何发挥作用，美国如何用自己的实力让其他国家为其“打工”，他还认识到一个企业如何在这些时代的洪流和大势中获利等等。邓中翰所有的这些积淀，对于后来诞生的中星微显得那么的宝贵和必要。
“那个念头来得如此迅猛和强烈”
面对考官的“计算机肢术的极限是什么”的提问，邓中翰的回答是没有极限。
这是在IBM的一次面试中的场景，邓中翰用海森堡的“测不准原理”加以解说，结果邓中翰被录用了。事实上，1997年，邓中翰在伯克利求学之时，便加入了商业公司进行实践工作。邓中翰每在一个地方，便成为这个地方的焦点人物，不管在伯克利，还是IBM、Sun公司，他都做到极至，作为IBM的高级研究员负责超大规模CMOS集成电路设计研究，邓中翰申请了多项发明专利，获得过“IBM发明创造奖”。如今，在北京的北四环边上他的董事长办公室里，仍保存着他在Sun参与设计制造的芯片，邓中翰说这种芯片现在还广泛地应用在一些CPU上。
适度的、真诚的谦逊让邓中翰有了十分优良的人缘，人缘背后便是机遇。伯克利分校的校长田长霖，学术造诣精深，能有机会遇见这样的导师，真是邓中翰的造化，更重要的是，田长霖将自己最得意的学生推荐给中国科协主席周光召，周光召访问伯克利期间和邓中翰有过多次深谈，结为忘年交。后来，周光召又将邓中翰介绍给信息产业部，这就是他最终成为“星光中国芯工程”总指挥的原始起点。
1998年，正值中国IT市场蓬勃发展，国际巨头纷纷加强其中国市场投入，而中国企业亦努力寻求国际IT市场地位之时，赴美考察的信息产业部副部长曲维枝通过周光召的介绍，会见了邓中翰博士。曲维枝和邓中翰深入探讨了国际及国内IT业的情况，邓中翰对IT市场的深刻见解和他对祖国的一片赤子之情给曲维枝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99年10月，邓中翰受国务院之邀回国参加建国50周年国庆观礼。当时的邓中翰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并为李岚清等中央负责科技工作的领导讲述了硅谷及国际汀界的现状和前景。其间，邓中翰与各级领导进行了广泛的交流，祖国的巨大变化和勃勃生机强烈地吸引着他，党和各级政府的爱才、惜才之心深深地打动着他。
就是在这次庆典上，邓中翰下了回国创业的决心，“那个念头来得如此迅猛和强烈，让人难以招架，渴求得让人心悸，现在好像没有机会去体味那种激情了，有点怀念”。邓中翰说。
邓中翰萌生了成立一家中国本土芯片设计公司的设想。在信息产业部和各级相关领导的支持下，1999年10月，他的想法成为了现实，邓中翰与来自朗讯贝尔实验室的张辉、惠普的杨晓东等人放弃了在美国的事业与成就归国，借鉴硅谷模式成立 厂 中星微电子公司。一批志同道合的伙伴组成了今天中星微的核心领导团队，他们之间的团结和默契令人称羡。
然而，在邓中翰选择回国创业之前，邓中翰曾经在硅谷创立集成电路公司Pixim，市值很快达到1．5亿美元，邓中翰已经达到了像他这样的莘莘学子难以达到的事业高度，对其回国创业的真实原因，邓中翰用爱国来解释，很多人未必能够真正理解，但这确实是他的思想原貌。“我们的团队都是‘海归’，对为什么回国创业私下里我们发现至少有三点共识，首先是爱国，很多人可能觉得这是唱高调，那我劝劝他出国走一趟，最好是到美国，只有到了外国，你才能知道什么是‘中国心’；其次是事业心，我和我的伙伴们都是有‘野心’的，不甘心在硅谷，在别人的地盘干一辈子；还有一点可能就是我们技术工作人员的‘老毛病’了，追求将一流的技术转化为一流的生产力，自己创业，做自己的技术，做自己的企业是最直截了当也最有挑战性的工作”。邓中翰说，“我们这些人，当初出去就是为了回来的。”
中星微开始启动，无形地划分了中国芯片业的一个时代。
“很艰难也很幸福”
中星微电子成立之初，他们与信息产业部领导一起，多次沟通、探讨，决定借鉴微软的做法，从世界市场空白点着手进行公司主要产品的战略布局。相对通用CPU、存储器(Memory)芯片已经有Intel、三星这样的国际霸主领域，或如ARM、MIPS在嵌入式处理器市场上确定强势地位，对于缺乏人才和市场运作经验的小公司，要向它们挑战似乎有些“以卵击石”，甚至功亏一篑。而被全球普遍注目的数字多媒体芯片领域仍处于群雄混战局面，且未来无论PC或移动通信业务，还是3C整合时代的消费类电子等应用，数字多媒体芯片均将担当“心脏”角色。邓中翰认为，“借以庞大市场需求，中国厂商联手攻克数字多媒体芯片领域，便如同美国攻占通用CPU、韩国攻占Memory芯片一样，完全有机会成功”。
于是，中星微切入市场的点定位以CMOS数码技术为依托，研发百万门级超大规模专用数码摄像处理芯片。因为这种芯片的应用领域涉及个人消费的数码相机和工业上的质量检测、生产监控及天文器械、医疗设备，还可应用在交通、银行、视觉玩具、通讯等方方面面，市场容量大。最主要的，邓中翰看到了未来3C合一的趋势下数码摄像处理芯片的市场将更加广阔，占据了数码摄像处理芯片的市场高点，就有可能占据产业链的高端。中国的芯片产业就会在同世界的互动中壮大起来。
从芯片定义到设计、流片、量产大概需要1年多的时间。2001年3月11日，中星微电子推出中国首枚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百万门超大规模数字多媒体芯片“星光一号”，其集成度达到奔腾系列的水平，一个纽扣大小的空间里集成数百万个晶体管，光刻尺度达0．25微米。中星微已经走在数码摄像处理芯片的领先位置。随后，中星微与微软建立战略伙伴关系，成功开发Pc多媒体数码拍摄系统所需要的全部数码图像处理、压缩、存储和高速传输的单芯片。
邓中翰博士，清华大学兼职教授、国家863项目评审专家、中国科协全国委员。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UCBerkeley)电子工程学博土、经济管理学硕士、物理学硕士。曾任职于美国硅谷SunMierosystem，参与研发世界上计算速度最快的中央处理器ul—traSPARCI第一代CPU。之后任职于美国IBM进行单磁子Peta-Flop超大规模量子计算机研究。后在美国硅谷创建半导体公司Pixim，任首任董事长，领导研制高端数码成像半导体传感器，用于监控、卫星、外太空探测等高尖端应用。1999年至今，与国家信息产业部共同在北京中关村创建了北京中星微电子有限公司，任董事长，领导研发“星光”系列“中国芯”，并成功实现了产品“星光一号”、“星光二号”、“星光三号”、“星光四号”、“星光五号”的产业化。“星光中国芯”目前已被三星、飞利浦、惠普、富士通、联想等国际知名企业大批量采用，覆盖了欧美日韩等16个国家和地区，成功占领了计算机图像输入芯片市场世界第。1的市场份额，市场占有率达60％以上。彻底结束了“中国无芯”的历史。
2005年3月28日，在庄严肃穆的人民大会堂。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亲自向邓中翰颁发了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从中科大到伯克利
邓中翰从小就对星空十分迷醉。
罗大佑的歌词曾经给了少年时代的邓中翰无穷的遐思，随着时间的流逝、年龄的增长，邓中翰的问题就深入到了时间、空间和宇宙。1987年，邓中翰以优异的成绩从家乡南京考上中国科技大学，科大当年的分数线超过了清华。
邓中翰沉醉于探求知识的过程，大学三年级开始尝试用量子物理的理论来解释地质问题，论文在《科学通报》上发表并且获得了共青团中央及中国科协颁发的“全国大学生科技竞赛挑战杯奖”。
如同那个时代的许许多多学子中的精英一样，1992年，从中科大毕业的邓中翰来到了美国加州伯克利分校读书，他读的是物理学，继续追求大学与少年时代探寻世界奥秘的梦想。
如果没有另一个选择，邓中翰可能会成为—位优秀的物理学家。而邓中翰有了那个新选择的最好解释就是信息时代的大潮几乎将世界上最优秀的人才都卷了进来，何况伯克利分校就在硅谷的旁边。尽管邓中翰所求助的一位导师并不赞成他的想法，但邓中翰还是向学校申请了转到电子工程系，从基础知识结构来说，物理学和电子工程并不十分兼容，但邓中翰的执著与坚韧又一次让他最终实现了自己的愿望——他用短短的时间完成了知识结构的转型，顺利通过考试，并以其独立设计和实验课题的能力“征服”了老师。
而这个时候的邓中翰没有停止对跨学科知识的渴求，他选修了经济管理学。选择学经济管理学的动机，据说是1995年邓中翰随导师去日本参加学术会议，因签证问题滞留日本一周而产生的一种强烈想法。邓中翰不是书呆子，而是一个有着强烈“人世”思想的人，他每时每刻都想有所作为，他非常明白，在当今这个世界上，经济能力说明了一切，否则物理学足够消耗他所有的智力与精力。至此，邓中翰在伯克利也创造了奇迹，他成为伯克利130年历史中第一位拿到物理学硕士、电子工程博士和经济学硕士3个横跨理、工、商学位的人，也让所有人明白了，不能小看了华人的智慧。邓中翰的幸运在于他的经济学的老师中有两位在上世纪90年代获得诺贝尔奖，邓中翰沉浸在这些知识精英们的思想和氛围里感到幸福得不能自拔。的确，在伯克利，想平凡都是困难的。
正是对经济学的研究，邓中翰对美国经济、世界经济有了深刻的认识，理解到经济与政治如何发挥作用，美国如何用自己的实力让其他国家为其“打工”，他还认识到一个企业如何在这些时代的洪流和大势中获利等等。邓中翰所有的这些积淀，对于后来诞生的中星微显得那么的宝贵和必要。
“那个念头来得如此迅猛和强烈”
面对考官的“计算机肢术的极限是什么”的提问，邓中翰的回答是没有极限。
这是在IBM的一次面试中的场景，邓中翰用海森堡的“测不准原理”加以解说，结果邓中翰被录用了。事实上，1997年，邓中翰在伯克利求学之时，便加入了商业公司进行实践工作。邓中翰每在一个地方，便成为这个地方的焦点人物，不管在伯克利，还是IBM、Sun公司，他都做到极至，作为IBM的高级研究员负责超大规模CMOS集成电路设计研究，邓中翰申请了多项发明专利，获得过“IBM发明创造奖”。如今，在北京的北四环边上他的董事长办公室里，仍保存着他在Sun参与设计制造的芯片，邓中翰说这种芯片现在还广泛地应用在一些CPU上。
适度的、真诚的谦逊让邓中翰有了十分优良的人缘，人缘背后便是机遇。伯克利分校的校长田长霖，学术造诣精深，能有机会遇见这样的导师，真是邓中翰的造化，更重要的是，田长霖将自己最得意的学生推荐给中国科协主席周光召，周光召访问伯克利期间和邓中翰有过多次深谈，结为忘年交。后来，周光召又将邓中翰介绍给信息产业部，这就是他最终成为“星光中国芯工程”总指挥的原始起点。
1998年，正值中国IT市场蓬勃发展，国际巨头纷纷加强其中国市场投入，而中国企业亦努力寻求国际IT市场地位之时，赴美考察的信息产业部副部长曲维枝通过周光召的介绍，会见了邓中翰博士。曲维枝和邓中翰深入探讨了国际及国内IT业的情况，邓中翰对IT市场的深刻见解和他对祖国的一片赤子之情给曲维枝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99年10月，邓中翰受国务院之邀回国参加建国50周年国庆观礼。当时的邓中翰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并为李岚清等中央负责科技工作的领导讲述了硅谷及国际汀界的现状和前景。其间，邓中翰与各级领导进行了广泛的交流，祖国的巨大变化和勃勃生机强烈地吸引着他，党和各级政府的爱才、惜才之心深深地打动着他。
就是在这次庆典上，邓中翰下了回国创业的决心，“那个念头来得如此迅猛和强烈，让人难以招架，渴求得让人心悸，现在好像没有机会去体味那种激情了，有点怀念”。邓中翰说。
邓中翰萌生了成立一家中国本土芯片设计公司的设想。在信息产业部和各级相关领导的支持下，1999年10月，他的想法成为了现实，邓中翰与来自朗讯贝尔实验室的张辉、惠普的杨晓东等人放弃了在美国的事业与成就归国，借鉴硅谷模式成立 厂 中星微电子公司。一批志同道合的伙伴组成了今天中星微的核心领导团队，他们之间的团结和默契令人称羡。
然而，在邓中翰选择回国创业之前，邓中翰曾经在硅谷创立集成电路公司Pixim，市值很快达到1．5亿美元，邓中翰已经达到了像他这样的莘莘学子难以达到的事业高度，对其回国创业的真实原因，邓中翰用爱国来解释，很多人未必能够真正理解，但这确实是他的思想原貌。“我们的团队都是‘海归’，对为什么回国创业私下里我们发现至少有三点共识，首先是爱国，很多人可能觉得这是唱高调，那我劝劝他出国走一趟，最好是到美国，只有到了外国，你才能知道什么是‘中国心’；其次是事业心，我和我的伙伴们都是有‘野心’的，不甘心在硅谷，在别人的地盘干一辈子；还有一点可能就是我们技术工作人员的‘老毛病’了，追求将一流的技术转化为一流的生产力，自己创业，做自己的技术，做自己的企业是最直截了当也最有挑战性的工作”。邓中翰说，“我们这些人，当初出去就是为了回来的。”
中星微开始启动，无形地划分了中国芯片业的一个时代。
“很艰难也很幸福”
中星微电子成立之初，他们与信息产业部领导一起，多次沟通、探讨，决定借鉴微软的做法，从世界市场空白点着手进行公司主要产品的战略布局。相对通用CPU、存储器(Memory)芯片已经有Intel、三星这样的国际霸主领域，或如ARM、MIPS在嵌入式处理器市场上确定强势地位，对于缺乏人才和市场运作经验的小公司，要向它们挑战似乎有些“以卵击石”，甚至功亏一篑。而被全球普遍注目的数字多媒体芯片领域仍处于群雄混战局面，且未来无论PC或移动通信业务，还是3C整合时代的消费类电子等应用，数字多媒体芯片均将担当“心脏”角色。邓中翰认为，“借以庞大市场需求，中国厂商联手攻克数字多媒体芯片领域，便如同美国攻占通用CPU、韩国攻占Memory芯片一样，完全有机会成功”。
于是，中星微切入市场的点定位以CMOS数码技术为依托，研发百万门级超大规模专用数码摄像处理芯片。因为这种芯片的应用领域涉及个人消费的数码相机和工业上的质量检测、生产监控及天文器械、医疗设备，还可应用在交通、银行、视觉玩具、通讯等方方面面，市场容量大。最主要的，邓中翰看到了未来3C合一的趋势下数码摄像处理芯片的市场将更加广阔，占据了数码摄像处理芯片的市场高点，就有可能占据产业链的高端。中国的芯片产业就会在同世界的互动中壮大起来。
从芯片定义到设计、流片、量产大概需要1年多的时间。2001年3月11日，中星微电子推出中国首枚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百万门超大规模数字多媒体芯片“星光一号”，其集成度达到奔腾系列的水平，一个纽扣大小的空间里集成数百万个晶体管，光刻尺度达0．25微米。中星微已经走在数码摄像处理芯片的领先位置。随后，中星微与微软建立战略伙伴关系，成功开发Pc多媒体数码拍摄系统所需要的全部数码图像处理、压缩、存储和高速传输的单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