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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面前的这本上、下两册的简体字版《中国抗战画史》听说已经上了新浪二月好书榜第四名了，这是我始料不及的。我终于长长地吐出了一口气。
曾是审判日本战犯的佐证
六十五年前，抗日战争胜利了，这本《中国抗战画史》（以下简称《画史》）文字部分的作者——我的父亲曹聚仁刚结束了八年的战地记者生活，从江西回到了上海。那时，我只有五岁。在我幼年生活的记忆中，那时候的父亲除了出去教书，在家的时候总是趴在书桌前不停地写啊写。后来我才知道，他写的就是这本中国抗战的历史，他要在这些材料所带来的战争硝烟味还没有散去，文字还留有战火余热时把它们记录下来，因为他认为中国人民是永远不能也不应该忘记这八年的苦战和这场伟大战争的。与他合作的是后来任教复旦大学的新闻摄影教授舒宗侨先生。这本书虽不是儿童读物，却成了我和弟弟们儿时翻得最多的“图书”。
一九四七年五月，这本书首版发行，一年中曾销售了两万五千册，出版前预约的就有六千册。可见这本《画史》的分量和影响。当年《申报》评说《画史》是“中国抗战八年的史诗”；著名教授朱自清给曹聚仁的信中说：“画史取材翔实，图片更为珍贵，一定费了两位编者很大的心力……早就想我们应该有这么一部画史，现在居然看到了！真是高兴！真是感谢！……”北京大学史学系主任、著名历史学家杨人楩先生写了一万两千字的长文，在天津《大公报》整版发表，高度评价这本《画史》。而一九四八年八月十四日，舒宗侨先生参与审判日本战犯冈村宁次的采访时，看到在审判长石美瑜的桌上，就放着这本《画史》。
出版《中国抗战画史》的起念
说起出版这本书最初的想法，父亲在他那篇《关于《〈抗战画史〉》的短文（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曹聚仁作品系列”《书林三话》）写道：“我着笔写《抗战画史》，那是一九四七年的事。……友人舒宗侨兄那时把在重庆时期办得有声誉的《联合画报》移到上海来，他编刊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画史》，销行得颇不错。他要我和他合作，由我写史，由他配图片。便赶着在一九四八年（应是一九四七年，恐怕作者记忆有误。——雷注）出版了。”
而舒宗侨先生的女儿舒似茵在《史实的证明——〈中国抗战画史〉再版回想》一文中回忆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画史》的热销中，曾是父亲在复旦新闻系求学时选修课的老师曹聚仁先生，来到画报社，建议再出一本《中国抗战画史》，这也正是父亲当时的意愿。曹先生是当时的名记者，文笔好，熟悉抗战中各战役的具体情况，两位历经抗战风云的有心人，一拍即合，由曹先生草拟了合同，曹先生负责文字部分，父亲负责图片编辑、出版、印刷等事宜。……花了不到一年时间（即一九四七年五月）《中国抗战画史》即出版了。”而我父亲文中说，他只用了七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文字部分。
促使他们两人合作，而且一拍即合，并非偶然，那是因为他们都有共同的心愿。正像《画史》扉语“我们的献词”中所说：“我们中国，八年长期抗战的程途，是崎岖艰苦的。我们在抗战初期，也曾用血肉躯体来和敌人的飞机大炮相抗拒；也曾从肉搏中争取小胜，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也曾临到失败的边沿上坚忍支持，兀立不屈；我们所付出的代价，所受敌人摧残、破毁的程度，远过于这次大战中任何国家。我们抵抗暴力，比任何国家都早；有一段时期，几乎被若干国家所出卖；又有一段时期，我们独立支持东亚战争的局面，替盟邦争取准备反攻的时机。可是战争结束了，胜利到来了，大家震于原子弹的威力，几乎忘记了我们千百万将士在战线上所付出的代价，抹消了我们中国这次战争中所受的牺牲，甚至有人本于‘民族自卑的心理’，竟否定了我们对于争取胜利的一切贡献，好似‘胜利’的成因，全由于‘原子弹’。”
正因为这样的因素，两位有社会责任心的新闻工作者要出这样一本《画史》，他们说：“我们所写的虽是关于战争的纪录，但希望由此而闪出增进人类幸福，促成世界和平的光辉。”
八年的积累和准备
此书成书时间不足一年，但四十万字，一千两百张照片、六十幅地图，可以说，作者准备了八年！父亲在文中回忆：“‘八一三’战事一发生，我便走出书室，上战场去做战地记者；一上战场，我便准备写战史。我在四行仓库那两个月，可以说是唯我独尊（指只有他在报道战况——雷注）；……我写战史，几乎完全抛开报刊所载军事新闻，另起炉灶，重新搜集战地史料，事事从头写过。……我并没说，我所写的战史，完全真实，却可以说是‘近于真实’；至少比台湾‘国防部’所刊的‘抗日战史’真实得多。因为他们把八路军在华北、新四军在苏北对日军的苦斗经过，除了平型关一战外，几乎完全抹杀了。我当时（指写《画史》时——雷注）限于政治环境，未能畅所欲言，却多少保留了一些实情。八路军办事处供给我们的四千张图片，采用许多很真实的镜头。即如许多报刊所刊的日军在南京大屠杀的照片，便是新四军军长叶挺将军送给我的……
“战时处处动乱，交通又那么阻梗，保存史料实在太困难了。淞沪战役，我军从闸北撤退时，八十八师和七十四军军部史料，我托外父保存在怡和洋行保险柜中的，太平洋战争发生那一天早晨，都毁掉了。次年，我们从洛阳归武汉时，两只网篮托郑州车站托运到汉口，也就在混乱中丢失了。其他，一部分失于长沙大火，一部分失于光泽，一部分失于赣州；幸而最重要的史料，我们总是随身带着的，总算保全下来。抗战胜利，我回到上海，在南京、上海、杭州大量收集日军留下的史料；日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他们‘供给’我一些最珍贵的图片；我身边还有一把陈仪将军送给我的日本将领的军刀，孙连仲将军送给我的一批日本官兵的日记（军刀和日记都毁于“文革”中）。如今看看台湾出版的《抗日战史》、《国民革命史》和日本《朝日新闻》的《太平洋战史》，觉得我所保留的战时史料，实在太可宝贵。……写现代中国史，要人人看了满意是很难的，我只能求心之所在，在那环境中，只能那么写。我并不曾说我写得十分真实，只是比较真实。知我罪我，听之而已！”
就我所知，舒宗侨先生在搜集图片资料上也费了很多心血。日本刚投降，他从重庆一回到上海，就去原日本人在上海的集居区虹口，在战时日军指挥所和虬江路的旧货摊上，觅到不少仓促撤退的日军和回国的日本居民临走前扔下的图书、照片；加上他战时在重庆，就职于美国新闻处下属的在华机构，有机会第一时间获得来自美、英等新闻社和苏联塔斯社、国民党中央社等多方面的抗战图片、信息。这些真实的形象资料让他刻骨铭心地感受到战火带给中国和人民的国恨家仇。也让他产生了要把这些资料保存下来、公之于众的强烈愿望（可惜的是，舒先生的许多珍贵的照片底片也都在“文革”中被毁了，以致这次重版无法得到更清晰的图片——雷注）。
《画史》虽然很快出版了，销售得也很不错，可当时已到了国民党政权摇摇欲坠之时，物价一日三涨，印刷厂要十条黄金来付付印费；纸价也节节飞升，原定的稿酬显得十分微薄，还不如推销员。舒宗侨先生曾感叹说：“要从生意人角度考虑，老早该收摊了！”但是，这两位编者却仍为书能出版而感到欣慰，甚至欢欣鼓舞。作为新闻工作者，他们终于完成了这一项历史使命！
在海外屡遭盗版
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后，我父亲到了香港。他曾想将《画史》在港重版，但是当时的香港没有私人承担得了这样一大部书的出版。父亲只得将《画史》中上半部的文字单独成书（有文无图），取名《采访本记》，先后由太平洋书店和创垦出版社刊印出版（已收入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曹聚仁作品系列”中——雷注）。
不料，《画史》却被海外的盗版书商青睐，至少在香港就出了三种盗版。盗版商怕打了“曹聚仁”的名字进不了台湾地区、马来西亚、菲律宾（当时，那些地方认为曹聚仁‘偏左’。——雷注），竟将作者名字也篡改了。这样的盗版书还堂而皇之出现在香港书业界举办的图书文具展览会上，有四个摊位出售，半月中卖掉了两百本，创下了展览会的纪录。原来那已是大陆的“文革”期间，“文革”以前出的书，成了西方人士的搜求对象，书价在香港一下涨了几十倍，美国的各大图书馆也都在搜寻这本《中国抗战画史》，书价从原来的三十港元涨到一千港元，这就引得盗版商垂涎起来。父亲也曾想依靠法律的力量打一场官司，但是律师费就得两千港元，父亲一时无从筹措，也只得作罢。他在文中说：“香港出版界，十分之三以上靠偷印盗版为业，由来久矣。我的《国学概论》海外版，原由‘创垦社’刊行，目前香港有了偷印版，台北也有了偷印版。……在香港，卖稿子的实在太可怜，于今，秀才碰到贼，连喊也没有用呢！”
一九八八年，北京的中国书店曾将《画史》影印出版过。发行了五千册。但是限于当时内地的影印技术尚较落后，纸张也不够好，这一版《画史》的质量甚至不如六十年代香港的盗版。
不料到了八十年代末，台湾的书商杨某也打起这本《画史》的主意来。他将《画史》全部影印，却偷换了书名，改成《中国抗日战争大画史》，还找陈立夫题写了书名（可是原书每一页书眉上的小字书名他改不掉，仍是《中国抗战画史》。同时，他还盗印了舒宗侨先生和魏守忠先生合作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画史》，同样改名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大画史》）。他把作者名字换成他自己的名字，还在正文前加上了他的小传，吹嘘他当年怎么收集了书中这些资料，而掐指算来，抗战时他不过是个中学生！他的盗版当时以每本三千新台币标价，并远销到美国。杨某野心很大，竟想把这本盗版书推销到大陆来，此事被舒宗侨先生的学生得知，转告了舒先生。当时，两岸关系还相当隔膜，到海峡对岸去“抓贼”是不可能的事，好在舒教授桃李满天下，通过他在台湾当律师的学生，向杨某提出控告。迫于压力，杨某只得做了敷衍性的赔礼认错，并对上述两本《画史》做出了些许赔偿。
这本《画史》屡屡被盗版，虽然使作者受到了种种侵害和损失，但是也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画史》在它诞生后的几十年中仍不断有它的价值和地位。
我欣喜地看到这本《画史》的简体字版首发。也十分感谢促使这次首发成功的姚恋女士，正是她对这本《画史》的珍爱并以不懈的努力，才能让《画史》以新的面貌来到我们面前。
（《中国抗战画史》，曹聚仁编著，文史出版社二○一○年版，88.00元）
曾是审判日本战犯的佐证
六十五年前，抗日战争胜利了，这本《中国抗战画史》（以下简称《画史》）文字部分的作者——我的父亲曹聚仁刚结束了八年的战地记者生活，从江西回到了上海。那时，我只有五岁。在我幼年生活的记忆中，那时候的父亲除了出去教书，在家的时候总是趴在书桌前不停地写啊写。后来我才知道，他写的就是这本中国抗战的历史，他要在这些材料所带来的战争硝烟味还没有散去，文字还留有战火余热时把它们记录下来，因为他认为中国人民是永远不能也不应该忘记这八年的苦战和这场伟大战争的。与他合作的是后来任教复旦大学的新闻摄影教授舒宗侨先生。这本书虽不是儿童读物，却成了我和弟弟们儿时翻得最多的“图书”。
一九四七年五月，这本书首版发行，一年中曾销售了两万五千册，出版前预约的就有六千册。可见这本《画史》的分量和影响。当年《申报》评说《画史》是“中国抗战八年的史诗”；著名教授朱自清给曹聚仁的信中说：“画史取材翔实，图片更为珍贵，一定费了两位编者很大的心力……早就想我们应该有这么一部画史，现在居然看到了！真是高兴！真是感谢！……”北京大学史学系主任、著名历史学家杨人楩先生写了一万两千字的长文，在天津《大公报》整版发表，高度评价这本《画史》。而一九四八年八月十四日，舒宗侨先生参与审判日本战犯冈村宁次的采访时，看到在审判长石美瑜的桌上，就放着这本《画史》。
出版《中国抗战画史》的起念
说起出版这本书最初的想法，父亲在他那篇《关于《〈抗战画史〉》的短文（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曹聚仁作品系列”《书林三话》）写道：“我着笔写《抗战画史》，那是一九四七年的事。……友人舒宗侨兄那时把在重庆时期办得有声誉的《联合画报》移到上海来，他编刊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画史》，销行得颇不错。他要我和他合作，由我写史，由他配图片。便赶着在一九四八年（应是一九四七年，恐怕作者记忆有误。——雷注）出版了。”
而舒宗侨先生的女儿舒似茵在《史实的证明——〈中国抗战画史〉再版回想》一文中回忆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画史》的热销中，曾是父亲在复旦新闻系求学时选修课的老师曹聚仁先生，来到画报社，建议再出一本《中国抗战画史》，这也正是父亲当时的意愿。曹先生是当时的名记者，文笔好，熟悉抗战中各战役的具体情况，两位历经抗战风云的有心人，一拍即合，由曹先生草拟了合同，曹先生负责文字部分，父亲负责图片编辑、出版、印刷等事宜。……花了不到一年时间（即一九四七年五月）《中国抗战画史》即出版了。”而我父亲文中说，他只用了七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文字部分。
促使他们两人合作，而且一拍即合，并非偶然，那是因为他们都有共同的心愿。正像《画史》扉语“我们的献词”中所说：“我们中国，八年长期抗战的程途，是崎岖艰苦的。我们在抗战初期，也曾用血肉躯体来和敌人的飞机大炮相抗拒；也曾从肉搏中争取小胜，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也曾临到失败的边沿上坚忍支持，兀立不屈；我们所付出的代价，所受敌人摧残、破毁的程度，远过于这次大战中任何国家。我们抵抗暴力，比任何国家都早；有一段时期，几乎被若干国家所出卖；又有一段时期，我们独立支持东亚战争的局面，替盟邦争取准备反攻的时机。可是战争结束了，胜利到来了，大家震于原子弹的威力，几乎忘记了我们千百万将士在战线上所付出的代价，抹消了我们中国这次战争中所受的牺牲，甚至有人本于‘民族自卑的心理’，竟否定了我们对于争取胜利的一切贡献，好似‘胜利’的成因，全由于‘原子弹’。”
正因为这样的因素，两位有社会责任心的新闻工作者要出这样一本《画史》，他们说：“我们所写的虽是关于战争的纪录，但希望由此而闪出增进人类幸福，促成世界和平的光辉。”
八年的积累和准备
此书成书时间不足一年，但四十万字，一千两百张照片、六十幅地图，可以说，作者准备了八年！父亲在文中回忆：“‘八一三’战事一发生，我便走出书室，上战场去做战地记者；一上战场，我便准备写战史。我在四行仓库那两个月，可以说是唯我独尊（指只有他在报道战况——雷注）；……我写战史，几乎完全抛开报刊所载军事新闻，另起炉灶，重新搜集战地史料，事事从头写过。……我并没说，我所写的战史，完全真实，却可以说是‘近于真实’；至少比台湾‘国防部’所刊的‘抗日战史’真实得多。因为他们把八路军在华北、新四军在苏北对日军的苦斗经过，除了平型关一战外，几乎完全抹杀了。我当时（指写《画史》时——雷注）限于政治环境，未能畅所欲言，却多少保留了一些实情。八路军办事处供给我们的四千张图片，采用许多很真实的镜头。即如许多报刊所刊的日军在南京大屠杀的照片，便是新四军军长叶挺将军送给我的……
“战时处处动乱，交通又那么阻梗，保存史料实在太困难了。淞沪战役，我军从闸北撤退时，八十八师和七十四军军部史料，我托外父保存在怡和洋行保险柜中的，太平洋战争发生那一天早晨，都毁掉了。次年，我们从洛阳归武汉时，两只网篮托郑州车站托运到汉口，也就在混乱中丢失了。其他，一部分失于长沙大火，一部分失于光泽，一部分失于赣州；幸而最重要的史料，我们总是随身带着的，总算保全下来。抗战胜利，我回到上海，在南京、上海、杭州大量收集日军留下的史料；日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他们‘供给’我一些最珍贵的图片；我身边还有一把陈仪将军送给我的日本将领的军刀，孙连仲将军送给我的一批日本官兵的日记（军刀和日记都毁于“文革”中）。如今看看台湾出版的《抗日战史》、《国民革命史》和日本《朝日新闻》的《太平洋战史》，觉得我所保留的战时史料，实在太可宝贵。……写现代中国史，要人人看了满意是很难的，我只能求心之所在，在那环境中，只能那么写。我并不曾说我写得十分真实，只是比较真实。知我罪我，听之而已！”
就我所知，舒宗侨先生在搜集图片资料上也费了很多心血。日本刚投降，他从重庆一回到上海，就去原日本人在上海的集居区虹口，在战时日军指挥所和虬江路的旧货摊上，觅到不少仓促撤退的日军和回国的日本居民临走前扔下的图书、照片；加上他战时在重庆，就职于美国新闻处下属的在华机构，有机会第一时间获得来自美、英等新闻社和苏联塔斯社、国民党中央社等多方面的抗战图片、信息。这些真实的形象资料让他刻骨铭心地感受到战火带给中国和人民的国恨家仇。也让他产生了要把这些资料保存下来、公之于众的强烈愿望（可惜的是，舒先生的许多珍贵的照片底片也都在“文革”中被毁了，以致这次重版无法得到更清晰的图片——雷注）。
《画史》虽然很快出版了，销售得也很不错，可当时已到了国民党政权摇摇欲坠之时，物价一日三涨，印刷厂要十条黄金来付付印费；纸价也节节飞升，原定的稿酬显得十分微薄，还不如推销员。舒宗侨先生曾感叹说：“要从生意人角度考虑，老早该收摊了！”但是，这两位编者却仍为书能出版而感到欣慰，甚至欢欣鼓舞。作为新闻工作者，他们终于完成了这一项历史使命！
在海外屡遭盗版
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后，我父亲到了香港。他曾想将《画史》在港重版，但是当时的香港没有私人承担得了这样一大部书的出版。父亲只得将《画史》中上半部的文字单独成书（有文无图），取名《采访本记》，先后由太平洋书店和创垦出版社刊印出版（已收入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曹聚仁作品系列”中——雷注）。
不料，《画史》却被海外的盗版书商青睐，至少在香港就出了三种盗版。盗版商怕打了“曹聚仁”的名字进不了台湾地区、马来西亚、菲律宾（当时，那些地方认为曹聚仁‘偏左’。——雷注），竟将作者名字也篡改了。这样的盗版书还堂而皇之出现在香港书业界举办的图书文具展览会上，有四个摊位出售，半月中卖掉了两百本，创下了展览会的纪录。原来那已是大陆的“文革”期间，“文革”以前出的书，成了西方人士的搜求对象，书价在香港一下涨了几十倍，美国的各大图书馆也都在搜寻这本《中国抗战画史》，书价从原来的三十港元涨到一千港元，这就引得盗版商垂涎起来。父亲也曾想依靠法律的力量打一场官司，但是律师费就得两千港元，父亲一时无从筹措，也只得作罢。他在文中说：“香港出版界，十分之三以上靠偷印盗版为业，由来久矣。我的《国学概论》海外版，原由‘创垦社’刊行，目前香港有了偷印版，台北也有了偷印版。……在香港，卖稿子的实在太可怜，于今，秀才碰到贼，连喊也没有用呢！”
一九八八年，北京的中国书店曾将《画史》影印出版过。发行了五千册。但是限于当时内地的影印技术尚较落后，纸张也不够好，这一版《画史》的质量甚至不如六十年代香港的盗版。
不料到了八十年代末，台湾的书商杨某也打起这本《画史》的主意来。他将《画史》全部影印，却偷换了书名，改成《中国抗日战争大画史》，还找陈立夫题写了书名（可是原书每一页书眉上的小字书名他改不掉，仍是《中国抗战画史》。同时，他还盗印了舒宗侨先生和魏守忠先生合作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画史》，同样改名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大画史》）。他把作者名字换成他自己的名字，还在正文前加上了他的小传，吹嘘他当年怎么收集了书中这些资料，而掐指算来，抗战时他不过是个中学生！他的盗版当时以每本三千新台币标价，并远销到美国。杨某野心很大，竟想把这本盗版书推销到大陆来，此事被舒宗侨先生的学生得知，转告了舒先生。当时，两岸关系还相当隔膜，到海峡对岸去“抓贼”是不可能的事，好在舒教授桃李满天下，通过他在台湾当律师的学生，向杨某提出控告。迫于压力，杨某只得做了敷衍性的赔礼认错，并对上述两本《画史》做出了些许赔偿。
这本《画史》屡屡被盗版，虽然使作者受到了种种侵害和损失，但是也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画史》在它诞生后的几十年中仍不断有它的价值和地位。
我欣喜地看到这本《画史》的简体字版首发。也十分感谢促使这次首发成功的姚恋女士，正是她对这本《画史》的珍爱并以不懈的努力，才能让《画史》以新的面貌来到我们面前。
（《中国抗战画史》，曹聚仁编著，文史出版社二○一○年版，8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