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深圳中学豪华教师阵容曝光”这类话题经常上“热搜”：名牌中学招聘的教师清一色地毕业于国内外名校，其中博士占了四成，甚至体育、艺术这些人们传统观念里的“副科”老师也不例外。这几年，名校学霸当中小学老师好像已经不再是什么稀奇的事。
　　这是一种“卷”吗，还是一种个人选择？这是教育资源的浪费吗，又或是教育的本质已经发生改变？

决定

　　“导师听到我做了这个决定，当场脸就黑了下来。”
　　韩仙森是当年陕西省安康市的高考文科状元，没什么悬念地考进了北京大学中文系。进了大学以后，他的成绩依然很好，其他人可能早早开始考虑去职场发展，他本科毕业后顺利直博。“没想那么多，反正会读书，那就再往上读。”韩仙森说。北大有太多“神”级学霸，和他抱有同样想法的学生也不在少数。
　　导师从大二開始带他，彼此都有很深的信任。师门里，他是最受喜爱的学生之一：成绩好，有天分，多年以来，又由导师亲自栽培。他的学术之路本来是清晰可见的：发论文、进高校、做研究——直到他决定接下中学语文老师的录用通知。
　　做了决定的当晚，韩仙森给导师发了很长的信息。他知道导师对自己的期待，觉得有必要给导师一些合理的解释。
　　他讲了自己和许多青年研究者的困境与困惑，讲了自己所需要面对的生活。对他而言，那条大家都看好的路，其实并不好走。
　　韩仙森记得，刚开始读博的时候，论文的开题让他苦不堪言，虽然后来进展得还算顺利，预答辩时也获得了很高的评价，但是那种一开始的痛苦和自我怀疑的感觉始终没有真正离开他。“如果我进高校做研究，这种痛苦大概会变成我的日常感受吧。”他说。
　　最主要的原因，当然是当下的学术圈对年轻学者并不友好。国内高校的门槛越来越高、资源越来越少已经是不争的事实，韩仙森身在圈子里，无论往前还是往后看，都只觉得越来越灰心。
　　除了时间上的巨大消磨，高校青年教师的学术之路也并不平坦。那些德高望重的学者发论文、申请课题、拿经费都很容易，但越是被这些指标压迫的新人，越难获得这些资源，压力就越大。这些年，高校青年教师的离职率非常高，很多人都因为顶不住压力选择离开。
　　“如果说拿着高学历去中学教书是一种‘内卷’，在高校内部，又何尝不是被‘卷’呢？”
　　因为这样的事情看得太多，韩仙森认为自己的前景并不乐观。学术理想是一回事，现实生活却是另一回事。
　　韩仙森所在的北京大学中文系直博班级里一共10个人，在一切尘埃落定以后，有5个人选择去当中学老师。
　　不知道他们各自的导师都有何感想，但或许只能接受这样的现实。今时不同往日，这些优秀的年轻人，已经有不太一样的路可走。
　　“你们不要觉得这是学术资源的浪费。我可以很直白地讲，国内的学术圈现在已经非常饱和了，就算少我一个，或是少了我们几个，也一点儿都不可惜。”韩仙森说。

选择

　　韩仙森入职的中学对他非常重视，班主任和校长都陆续找他谈过话，并且非常积极地开出优厚的条件。户口自不待言，住房也一并解决了，再加上可观的收入，北漂的年轻人最为之头痛的难题，这份工作都帮他一一解决了。
　　如果进高校，他可能很难获得这样的礼遇和重视。
　　韩仙森说，那所学校同期还招了3个语文老师，都是从海内外名校毕业的硕士、博士，并且，“本科都是北大的”——在顶级学府那条隐形的鄙视链里，这一点很重要。
　　“其实现在重点中学对于老师的学历要求都很高。但这也不奇怪，这些学校的学生本来是有潜力上清华、北大的，让毕业于清华、北大的老师来教并不为过。而且很多这样的中学都很重视学生的综合发展，在教学上也并不是一味地强调应试。”

　　知乎答主“抠歪歪”是通过竞赛保送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计算机专业的，后来在该校读到了博士。毕业后，他拒绝了互联网“大厂”的高薪工作，先是进了一所普通高校任教，之后又回到家乡成都当初中老师。在这件事上，他可能有一定的发言权。
　　在高校的时候，他拿着最低的课时费教着最难的课，编制下来前不能领工资，只能蹭同事的饭卡。杂事多，没有时间写论文，即使发了论文，一篇SCI（科学引文索引）的奖励只有2000元。
　　相比之下，初中老师的生活让他如鱼得水。工作强度适中，带学生参加竞赛时解决那些难题有如“降维打击”;待遇非常优厚;每天都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周末可以打游戏、钓鱼、爬山。他说：“学术界不缺我一个，但我可以培养100个博士。”
　　如果说，这些老师的选择是因为对稳定和轻松的向往，那陈宁的选择则是因为积淀了多年的理想。
　　他是吉林省当年的高考文科状元，却去清华大学读了工科类专业。本科、硕士念下来，他又成了深圳某所初中的文科老师。
　　陈宁一直对教育感兴趣，本科和硕士期间，曾参与过教育方向的创业，也早早地确定了将来会以教育作为职业方向。他一直在想的问题是：怎么能够通过教育，为社会创造更多价值？
　　普通的公立学校多少有一些制度上的限制，就在他踌躇的时候，现在工作的学校的校长向他伸出了橄榄枝——给他在教育上充分的自由度，使他不必为常规的职称或级别所累。
　　他参与的教学工作有点特殊——那是一所实验性质的学校，不单纯以中高考成绩为目标，而是旨在培养身心健康、自由快乐的孩子。班上10多个孩子，都是帆船运动员。说他教的是“文科”，也是因为在这个体系里，他们抛掉了固有的课程体系，试图以一种更具有通识性质的方式教授知识。课程是陈宁自己研发设计的，“比如我就会把古代历史和古代文学串在一起讲”。 　　当时，他非常有干劲地接下了这份工作，每天兴致勃勃，常常不知不觉地工作到晚上11点多。一个月以后，他就升任部门的负责人。这是他真正喜欢的东西：能够自由地负责教学任务，又不必被行政系统牵制。
　　他身边的同事里，有人毕业于哈佛大学教育系，也有人毕业于宾夕法尼亚大学，大家都有非常好的教育背景，又都是年轻人。从他们身上来看，某些关于教育的理念和想法确实在发生改变。

适应

　　很难说，这些学霸和中学老师这个职业，究竟是谁选择了谁。陈宁从高中起就发现自己很会教人，那时候，他听其他同学向老师提问，老师听不明白学生哪里不懂，解答的过程更是让学生听得云里雾里。陈宁在一边干着急——他几乎瞬间就理解了同学到底卡在了哪个难点上，比起老师，他好像可以把这个问题解答得更加清晰简洁。
　　但当最聪明的学生变成老师，并不是每个人都能百分之百适应。陈宁刚入职的时候会感到有些沮丧：“你得承认，这些学生确实不是我一路以来接触的最优秀的学生。有时候偶尔会觉得，对于一些很简单的东西，我已经说得很明白了，为什么学生还不能理解呢？”
　　他班上的孩子绝大多数家境非常优渥，父辈已经积累了足够多的资源。“有时候看着他们，我真的会觉得‘要上进、要努力’这一类的话，显得很没有说服力。”陈宁说。
　　他花了差不多半个学期的时间来适应这件事。“对自己有极高的要求，这本来就是一种稀缺品质，而且我的学生才上初中，年纪都很小，还有很多可能性。”他慢慢地转换了一种思路来教育他的学生，“他们可能确实不必通过一场场考试来实现人生价值，但我会引导他们思考，通过学习，他们能为社会创造什么价值。”
　　这位顺风顺水的学霸甚至也开始换个角度看待这些小孩：“他们在帆船上的训练是很有成绩的，可能有不输专业运动员的水准。我虽然很会学习，但在这一点上，我比不上他们。”
　　因为自己心理的微妙起伏，他对中学大量地聘用高学历人才持保留态度。某次参加校友会时，他无意间听到身边两个女生交谈的内容，她们明显也当了中学老师，并且有些刻薄地挖苦自己的学生太笨，什么都学不会。当时他心里非常不好受。
　　“学校也好，政策也好，确实给了求职者很优厚的待遇，但吸引了很多根本意不在此的人来当老师，毕竟大家都要生活。但很多人在心态上确实没有做好这方面的准备。有些学校本身没有足够的积淀，会和这些所谓的高才生产生一些排异反应。我们不妨看看3年后，这些老师的留存率是多少，其实，我心里对此是打了个问号的。”陈宁说。
　　对他来说，甚至他自己的未来也是未知的。他说自己没有想过要一直当老师，他对教育的热情原本也不必通过当老师这一条路来实现，而且，“目前的选择是任性的选择，只能说，这是我现在最想做的事”。
　　（文中人物皆为化名）
　　（言 知摘自微信公众号“Epoch故事小館”，本刊节选，王 青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