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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许多回憶文章及一些私下口述、日记等看，胡乔木实在是一个复杂的人物。在这些文章里，胡乔木是具有相当阅历和充分学养，同时又对文艺有着敏锐触角的政治人物；在众人的议论里，他的面目有点含混不清，或者有大家厌烦的“左”的腔调，或可跟随政治风云改变自己的原有观点……这些使得他即便有着深厚的文字底蕴（这方面他的功夫过硬，是可以引以自得的），却得不到讨好的结果。哪怕是政治大人物，也不能改变这样的尴尬，这种现象让人深思。
【聂绀弩不愿攀附“权贵”，出言不逊】
先说一件颇为著名的胡乔木写序不讨好的往事。1982年夏天，胡乔木正带领一批“秀才”为“十二大”准备文件，写作大文章时，读到了学者胡绳带来的一本香港出版的聂绀弩旧体诗集《三草》（即“北荒草”“赠答草”“南山草”的合集）。翻阅后，对文学有颇高领悟力的胡乔木立即赞其为“奇诗”。听说人民文学出版社准备出版该书的修订版《散宜生诗》，胡乔木立刻表示自己要给这部诗集写一篇序言。对整天忙于起草各种文件的胡乔木，这确实显得有点特别。当然，他喜爱这部诗集的心情，却是一目了然的。
也许是怕读后心得日久失散，几天后的7月14日，胡乔木写出了一篇精粹同时颇具识见的序言：“在我读到他的这部旧体诗集的时候，心情很是感动和振奋。”并概括道：“我认为他的诗集特别宝贵的有以下三点：一、用诗记录了他本人以及与他相关的同志二十多年来真实的历史，这段历史是痛苦的，也是值得我们认真纪念的。二、作者虽然生活在难以想象的苦境中，却从未表现颓唐悲观，对生活始终保有乐趣甚至诙谐感，对革命前途始终抱有信心。这确实是极其难能可贵的。三、作者所写的诗虽然大都是格律完整的七言律诗，诗中杂用的‘典故’也很不少，但从头到尾却又是用新的感情写成的。他还用了不少新颖的句法，那是从来的旧体诗人所不会用或不敢用的。这就形成了这部诗集在艺术上很难达到的新的风格和新的水平。”这样的评价，确实把握了这批诗作的价值，也充分体现了胡乔木的思考和文字能力。
胡乔木是文章大家，他的结尾也颇为精彩：“我不是诗人，但是热烈希望一切旧体诗新体诗的爱好者不要忽略作者以热血和微笑留给我们的一株奇花——它的特色也许是过去、现在、将来的诗史上独一无二的。”阅读聂绀弩的这些作品，人们能够感到胡乔木的评价是内行而非虚空和过誉的。
照一般人看来，这篇序言由高官、党内大才子，曾经的毛泽东秘书写出，受序之人总该感激不尽吧？可惜事实并不如此。盼望自己诗集能早日出版的聂绀弩，听说了胡乔木想给诗集写序的事，他担心大人物杂事繁多，过几天忘了，会耽搁作品问世，就在胡乔木写出序言后的7月21日，不知情的聂绀弩竟给胡乔木寄去一函，言语并不客气地催促道：“顷闻人民文学出版社人言，您要为拙诗写一序，该集正候尊序排印，想系真事，不图暮年打油，竟逢此殊遇，真放翁所谓‘丈夫不死谁能料’也。惟年事既高，且复多病，朝不虑夕，深以能亲见此序为快耳。”
此前聂绀弩并未读到胡乔木的序言，读后他不由得紧张起来。据诗人牛汉回忆，一天聂绀弩的老婆周颖来电话，大呼：“不好了，大祸临头了”，催促牛汉赶快去他们家。牛汉从东中街骑车四十分钟赶到聂绀弩在劲松区的家，推开门，只见聂仰面朝天躺在床上抽烟，头都不回地说：“胡乔木作序……这就坏了，他知道我内心想什么。”接下来，聂绀弩列举了胡乔木从冯雪峰送给他的文集里发现“反党文章”之事，并说：“他看了我的诗并主动写序，迟早会处理我。”牛汉描述：“那天聂绀弩谈得非常动情，我表示理解，相信他的判断。”（《我仍在苦苦跋涉——牛汉自述》，三联书店2008年版）不管胡乔木多么懂这批诗作的意义价值，写出的文字多么精到，但他先前的一些言论作为，在聂绀弩等知识分子心目中留下的形象，通过这段对话可见一斑。
此时的胡乔木，完全为聂绀弩的诗篇折服，百忙中还给聂写信说要去看他。不几天，长年斜躺卧床的聂绀弩便接待了冒着盛夏酷暑前来拜访的胡乔木，胡不但当面赞扬诗作，还夸奖聂绀弩“思想改造可得一百分”。有着数十年丰富阅历并历经磨难的聂绀弩，虽然一生中见过并与许多大人物共过事，可此时胡乔木的突然来访，还是让他有些“不明白”。这时，中国社科院的李慎之正与胡乔木在玉泉山写文章，聂绀弩通过他人给李慎之带话，问胡乔木来访到底有何用意？李慎之回答：放心吧！乔公（胡乔木）嘴上说的就是他心里想的。胡乔木看望了聂绀弩后，回来还批评李慎之：你看绀弩的诗，多么乐观，多么诙谐；你的就不行——太萧瑟了。（《我所知道的胡乔木》，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年版）
身份地位的悬殊，对苦难的实际体尝不一，尽管对诗作有好感，还是有一定的隔膜和敏感。对胡乔木的序言，从大的方面看，聂绀弩是认可的，他在诗集后记中也说：“胡乔木同志的序说我对生活有诙谐感……是内行话，不仅知诗，而且知人。”（《散宜生诗·后记》）可序言中的个别字眼，还是让他心有戚戚。譬如序言中说：“绀弩同志大我十岁，虽然也有过几次工作上的接触，对他的生平却并不熟悉，因而难以向读者作什么介绍。”这话一般看去并没有什么，可聂绀弩对此颇为不满。他在当年10月25日给舒芜去函说：“乔序说对我的生平不熟，其意极明：‘此人如有历史问题，我不负责！’否则何必提此？”数十年密致的政治斗争，一字一句，荣誉后患，均不可知。在胡乔木，也许并无深意，可在聂绀弩，因为多年的底层生活经验，却读出了写序人自保的潜台词。这般读来，就难以产生好印象——这当然不是主动写序的胡乔木所能料到的。
当年章诒和在她那本著名的《往事并不如烟》中有这样的描述：“一天，某知名度颇高的作家读了诗集（按：《散宜生诗》）后，登门拜访。寒暄了几句，便谈起了‘散宜生’，遂问：‘老聂，拜读大作，佩服之至。不过我还想问问，你是怎么找到乔木，请他作序的？’霎时间急雨骤至，黑云飞扬。忿极的聂绀弩倚案而立，厉声切齿道：‘妈的个B，我的书本来是好好的，就叫那篇序搞坏了！’”即使有看法，聂绀弩在先前的抱怨中，还只是停留在“不理解，不高兴”的程度，这里突然大爆粗口，似乎又突显了另一层意思。来客显然按照常理认为，诗集前面的序言是聂绀弩“求”来的，这是聂绀弩“爆粗”的直接原因。在聂绀弩看来，攀附“权贵”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最不愿不齿的作为，愤激下出言不逊，实在是情景凑合，不得不发也。此事后来一些人多有辩解，认为此乃传闻，似乎不值得为此认真。可读了前面一些当事人的回忆及考虑当时背景，以聂绀弩从《散宜生诗》透露出的个性，这样的激烈回应，是不难想象的。 【为师陀小说作序，
反使作者“遭受歧视压抑”】
胡乔木还在给另一位作家写序后引发了不良后果。不过相比前一篇，此次的影响要小很多。
师陀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较为知名的作家，一生写过中长篇小说、散文、戏剧等多种式样的文学作品，较为著名的有长篇小说《结婚》、小说集《谷》（该书曾获得1936年《大公报》文学奖金），1949年后曾任上海出版公司总编辑，作协上海分会理事、副主席等。1984年，师陀想再版自己以前的一部中篇小说《无望村的馆主》，托人找到胡乔木，胡乔木为之写了一篇不错的新版序言。
师陀当时并没有担任较高职务，与胡乔木似乎没有过直接联系，可他为何寻到胡为自己小说写序言呢？1983年6月，上海文艺出版社为组织编纂《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派丁景唐、郝铭鉴前往约请胡乔木为该“大系”撰写“总序言”。为此，胡乔木与丁、郝两位有过一次谈话。谈话涉及许多作家当时的创作情况，其中也谈到了师陀：“师陀当时也是左翼作家，却不是以左翼作品见长。他在左联的《文学月报》上发过作品，文字上很下功夫。作品形式也是多方面的，散文、小说、剧本都有，剧本主要是改编的。”（《胡乔木谈文学艺术》，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这是否为师陀求助胡乔木写序的起因，不得而知。不过师陀后来曾与胡乔木通过几次信，他通过小说家沙汀带话，希望胡乔木能写个新的序言。不久，胡便满足了他的要求。据师陀介绍，《序新版〈无望村的馆主〉》一文胡乔木写得很认真，曾三易其稿，其中说道：“《无望村的馆主》是原用笔名芦焚的老作家师陀同志在1939年上海沦陷期间写的一部中篇小说。最近作者作了不少的修改，并对一些为现在的青年读者和南方读者所不易了解的故实和词语作了很多注释，使这部描写北方（可以假定是作者的故乡河南一带）一户大地主在四代之中怎么由暴发为巨富败落而为朝不保夕的乞丐的浪漫故事，以新的面貌出现在读书界……”一个简短开头，将小说创作体裁、时间、新意甚至作品梗概尽数写出。
作为一位懂文学的政治家，胡乔木首先谈及的是作品的认识价值：“这部书对于认识中国近代地主社会有一定的价值……这部中篇小说也是这类作品的一种，但是它既有自己的乡土色彩，而叙述的事件又相当奇特，所以又有独自的贡献。”胡乔木到底不隔行，他随即转入到小说的评价：“这是一部小说，当然首先要从小说来评价。它篇幅不长，人物不多，但是舞台面的变化却很剧烈，有时简直近于暴风式的疯狂。读者可以从这里看出旧社会能把一些人的人性变得怎样凶残、丑恶、卑鄙和麻木，而善良的人们又在遭受怎样可怕的蹂躏……故事的进行是快速的，但作者对人物和场景的描写却一丝不苟，我们可以从中看到许多幅精雕细刻的肖像画和风俗画。一个好的小说家未必是一个好的文章家，作者却把这两者都做到了。这是这部中篇的另一个可贵之处。”首先从小说读出人性，再读出作者的“手法”“技法”等。说“一个好的小说家未必是一个好的文章家”，这倒别有见地。不是研究深入，谈不出这样一般人不易具有的识见。
为什么要再版，意义何在呢？胡乔木回答：“这本书最初出版时由于当时的环境发行有限，现在重印，希望它能得到全国文艺爱好者的注意。我不是文学评论家，对于作者的人和作品都缺乏研究……当然不致糊涂到说这是什么伟大的杰作。我只想说，读者看了这本书会喜欢它，会跟我一样感谢作者用优美的文字叙述了一段悲惨、荒唐而又真实可信的历史，这段历史就产生在我们自己的土地上，离开现在不过半个多世纪。”略略咂摸一下，这段文字一方面指出了作品的优长精彩处，同时用“不致糊涂到说这是什么伟大的杰作”来范围该小说的限度，这比今天许多“抬轿子”的所谓评论家说得有分寸许多。
这当然是一篇好的序言，但如同给聂绀弩写的那篇序言一样，它给小说作者带去了不利。这一次，不利并非来自作者本人，而是来自他人。
据当时《人民日报》副刊的编辑姜德明回憶，这篇胡乔木写的序言，是师陀本人于1984年7月15日寄给《人民日报》的。他在给姜德明的信中说：“现寄上乔木同志给拙作《无望村的馆主》写的序的复印本，请足下考虑，无论发表在《人民日报》哪一版都行，稿费请直接致送乔木同志……”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胡乔木直接管辖《人民日报》，他的文章当然都最早安排刊出。可姜德明回忆：“我已忘记由于什么原因，未能马上见报，乔木同志在北戴河还让秘书打电话来催询过。”胡乔木的文章写于当年7月，拖延了一个多月，到9月5日才在副刊发表，这在当时是不多见的。
上世纪80年代中期，胡乔木有一次来到上海，临走时接待了师陀。师陀曾当面向胡乔木提出希望能帮助解决住房困难问题。当时上海正经历“学潮”，胡乔木答应回北京后相机提醒上海的有关方面。回京后不久，胡乔木又接到师陀的信，再次提出房子问题。此时正值1987年春节期间，胡乔木没有耽搁，立即给上海市委一位姓谭的副秘书长写信，专门谈到此问题：“春节好！离上海前曾接待上海作协副主席、著名老作家师陀同志，他在谈话中表示希望能帮助他解决全家三代仅有住房两间的迫切困难，以便继续写作。”接下来还有这样几句话：“顷接师陀同志来信，再次要求增配一套房子。师陀同志在作协四大以后只因我为他的小说写了一篇短序，即无端遭受歧视和压抑。”因为胡乔木写的序，竟然使小说家无端“遭受歧视和压抑”？显然，虽没有见诸公开文字，可师陀本人定然有直接感受；胡乔木也一定知道，不然他不会使用“无端遭受歧视和压抑”这样严重的字眼。
对于师陀，胡乔木还略略作了一点介绍：“实际上他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即参加左翼文学的创作活动，在短、中、长篇小说方面造诣很高，后来除继续写散文外也写过剧本，晚年转入文学史的研究，成绩都很可观。”这样顺下来，就可以再次强调师陀的实际情况了：“他年迈而精力旺盛，为人正派，从不介入派别活动。对这样一位老作家的严重生活困难，似宜尽快设法。上海解决住房问题当然很不容易，但望先给他打个招呼。我早想写这封信，近日因事忙拖延了，很觉抱歉。以上都是个人的意见，只供市委办公厅参考。”从这封信可以看出，胡乔木对于师陀的实际困难，的确很是上心。 【“天下世界，最苦恼的人是胡乔木”】
前面主动为聂绀弩诗集写序，诗集作者不满意。这其中有诗人不愿获得“攀附权贵”名声的原因。这次为师陀小说作序，是小说家自己求来，可一些人大约仍从这样一点出发，给了小说家“无端遭受歧视和压抑”的待遇。这里的内情，或许不像表象看起来这么简单。其他一些作者，也有获得过官员的文字，虽然可能不及胡乔木对文艺这么内行，写得不如胡乔木那样精到，可对于作者，并没有因此感觉不满或受到“歧视”“压抑”。是否胡乔木当时对文艺界发表的言论引起了文化人的不满？对于胡乔木的一个“徽号”，他的老友季羡林在纪念文章中说：“在他‘胡乔木’生前，大陆和香港都有一些人把他封为‘左王’，另外一位同志同他并列，称为‘左后’。我觉得，乔木是冤枉的。他哪里是那种有意害人的人呢？”这一点，胡乔木自己是知道的。季羡林在同一篇纪念文章中记述了这样一件事：“1986年冬天，北大的学生有一些爱国的活动，有一点‘不稳’。乔木大概有点着急。有一天他让我的儿子告诉我，他想找我谈一谈，了解一下真实的情况。但他不敢到北大来，怕学生对他有什么行动，甚至包围他的汽车，问我愿不愿意到他那里去。我答应了。”这是否为人们不满意他写序，甚至给求序者以“歧视”“压抑”的背景和更主要原因？
胡乔木长期爱好读书，受优秀文化熏陶，使得他保有文化人的基本良知、情怀，这些成分内化，甚至成为性情。这就使他看到好的诗作，便不管不顾，主动操笔写序，譬如为聂绀弩的《散宜生诗》；读到好的作品，不顾官高位重，要去见见作者，譬如因为老作家施蛰存写出一本《唐诗百话》，虽然先前不认识，也要让当地文化官员陪着去家里看望；见到女诗人舒婷的诗写得好，也大张旗鼓地上门拜访；认同报上读到的好文章，便以普通读者身份给作者去信。譬如1980年读到《祖国高于一切》一文，给作者陈祖芬写信，并给文章中的主人公以实际帮助……此时的胡乔木回归文人风范，写精粹文字，率性而为，让人可喜 。
在中国，有些意识沉冗至极。譬如你“官员”了，就只能接受一种认知方式，而不管这多么抑制才智，扭曲性情。身在其中者，倘情绪所致，偶尔“出位”，就可能影响自己的形象甚至位置。可官员也是人，是文化滋潤的受益者，角色一旦偏于单一甚或僵硬，精神上便难以忍受，就得寻找更高层面呼吸的通道，获得生命中的别一种乐趣。杨绛先生在《我们仨》一书中说起胡乔木常常爱去钱钟书家的理由：“我觉得他到我家来，是放下了政治思想而休息一会儿。他是给自己放放假，所以非常愉快。”（《我们仨》，三联书店2003年版）
说起胡乔木的不得不“复杂”，杨绛在《我们仨》中，也引了他人的一段话来描述：“有一位乔木的朋友说：‘天下世界，最苦恼的人是胡乔木。因为他想问题，总是从第一度想起，直想到一百八十度，往往走到自己的对立面去，自相矛盾，苦恼不堪。’”一方面，有独到认知，另一方面，必须保有官员立场，两方面都得做好或表现好，这就很难了。在此情景下，说胡乔木“复杂”，其中有不得不为的方面，也有自作主张的情绪。倘不简单地看，这其实是人性多个层面在不同场合、不同时段不由自主的表现，这是我们认识如胡乔木这样“复杂”的人物应当特别关注的——虽然我们还是希望角色有层次可不必分裂，人性在一些最基本的层面，状态应当趋于正常才合适。
（作者系文史学者）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4年第9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聂绀弩不愿攀附“权贵”，出言不逊】
先说一件颇为著名的胡乔木写序不讨好的往事。1982年夏天，胡乔木正带领一批“秀才”为“十二大”准备文件，写作大文章时，读到了学者胡绳带来的一本香港出版的聂绀弩旧体诗集《三草》（即“北荒草”“赠答草”“南山草”的合集）。翻阅后，对文学有颇高领悟力的胡乔木立即赞其为“奇诗”。听说人民文学出版社准备出版该书的修订版《散宜生诗》，胡乔木立刻表示自己要给这部诗集写一篇序言。对整天忙于起草各种文件的胡乔木，这确实显得有点特别。当然，他喜爱这部诗集的心情，却是一目了然的。
也许是怕读后心得日久失散，几天后的7月14日，胡乔木写出了一篇精粹同时颇具识见的序言：“在我读到他的这部旧体诗集的时候，心情很是感动和振奋。”并概括道：“我认为他的诗集特别宝贵的有以下三点：一、用诗记录了他本人以及与他相关的同志二十多年来真实的历史，这段历史是痛苦的，也是值得我们认真纪念的。二、作者虽然生活在难以想象的苦境中，却从未表现颓唐悲观，对生活始终保有乐趣甚至诙谐感，对革命前途始终抱有信心。这确实是极其难能可贵的。三、作者所写的诗虽然大都是格律完整的七言律诗，诗中杂用的‘典故’也很不少，但从头到尾却又是用新的感情写成的。他还用了不少新颖的句法，那是从来的旧体诗人所不会用或不敢用的。这就形成了这部诗集在艺术上很难达到的新的风格和新的水平。”这样的评价，确实把握了这批诗作的价值，也充分体现了胡乔木的思考和文字能力。
胡乔木是文章大家，他的结尾也颇为精彩：“我不是诗人，但是热烈希望一切旧体诗新体诗的爱好者不要忽略作者以热血和微笑留给我们的一株奇花——它的特色也许是过去、现在、将来的诗史上独一无二的。”阅读聂绀弩的这些作品，人们能够感到胡乔木的评价是内行而非虚空和过誉的。
照一般人看来，这篇序言由高官、党内大才子，曾经的毛泽东秘书写出，受序之人总该感激不尽吧？可惜事实并不如此。盼望自己诗集能早日出版的聂绀弩，听说了胡乔木想给诗集写序的事，他担心大人物杂事繁多，过几天忘了，会耽搁作品问世，就在胡乔木写出序言后的7月21日，不知情的聂绀弩竟给胡乔木寄去一函，言语并不客气地催促道：“顷闻人民文学出版社人言，您要为拙诗写一序，该集正候尊序排印，想系真事，不图暮年打油，竟逢此殊遇，真放翁所谓‘丈夫不死谁能料’也。惟年事既高，且复多病，朝不虑夕，深以能亲见此序为快耳。”
此前聂绀弩并未读到胡乔木的序言，读后他不由得紧张起来。据诗人牛汉回忆，一天聂绀弩的老婆周颖来电话，大呼：“不好了，大祸临头了”，催促牛汉赶快去他们家。牛汉从东中街骑车四十分钟赶到聂绀弩在劲松区的家，推开门，只见聂仰面朝天躺在床上抽烟，头都不回地说：“胡乔木作序……这就坏了，他知道我内心想什么。”接下来，聂绀弩列举了胡乔木从冯雪峰送给他的文集里发现“反党文章”之事，并说：“他看了我的诗并主动写序，迟早会处理我。”牛汉描述：“那天聂绀弩谈得非常动情，我表示理解，相信他的判断。”（《我仍在苦苦跋涉——牛汉自述》，三联书店2008年版）不管胡乔木多么懂这批诗作的意义价值，写出的文字多么精到，但他先前的一些言论作为，在聂绀弩等知识分子心目中留下的形象，通过这段对话可见一斑。
此时的胡乔木，完全为聂绀弩的诗篇折服，百忙中还给聂写信说要去看他。不几天，长年斜躺卧床的聂绀弩便接待了冒着盛夏酷暑前来拜访的胡乔木，胡不但当面赞扬诗作，还夸奖聂绀弩“思想改造可得一百分”。有着数十年丰富阅历并历经磨难的聂绀弩，虽然一生中见过并与许多大人物共过事，可此时胡乔木的突然来访，还是让他有些“不明白”。这时，中国社科院的李慎之正与胡乔木在玉泉山写文章，聂绀弩通过他人给李慎之带话，问胡乔木来访到底有何用意？李慎之回答：放心吧！乔公（胡乔木）嘴上说的就是他心里想的。胡乔木看望了聂绀弩后，回来还批评李慎之：你看绀弩的诗，多么乐观，多么诙谐；你的就不行——太萧瑟了。（《我所知道的胡乔木》，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年版）
身份地位的悬殊，对苦难的实际体尝不一，尽管对诗作有好感，还是有一定的隔膜和敏感。对胡乔木的序言，从大的方面看，聂绀弩是认可的，他在诗集后记中也说：“胡乔木同志的序说我对生活有诙谐感……是内行话，不仅知诗，而且知人。”（《散宜生诗·后记》）可序言中的个别字眼，还是让他心有戚戚。譬如序言中说：“绀弩同志大我十岁，虽然也有过几次工作上的接触，对他的生平却并不熟悉，因而难以向读者作什么介绍。”这话一般看去并没有什么，可聂绀弩对此颇为不满。他在当年10月25日给舒芜去函说：“乔序说对我的生平不熟，其意极明：‘此人如有历史问题，我不负责！’否则何必提此？”数十年密致的政治斗争，一字一句，荣誉后患，均不可知。在胡乔木，也许并无深意，可在聂绀弩，因为多年的底层生活经验，却读出了写序人自保的潜台词。这般读来，就难以产生好印象——这当然不是主动写序的胡乔木所能料到的。
当年章诒和在她那本著名的《往事并不如烟》中有这样的描述：“一天，某知名度颇高的作家读了诗集（按：《散宜生诗》）后，登门拜访。寒暄了几句，便谈起了‘散宜生’，遂问：‘老聂，拜读大作，佩服之至。不过我还想问问，你是怎么找到乔木，请他作序的？’霎时间急雨骤至，黑云飞扬。忿极的聂绀弩倚案而立，厉声切齿道：‘妈的个B，我的书本来是好好的，就叫那篇序搞坏了！’”即使有看法，聂绀弩在先前的抱怨中，还只是停留在“不理解，不高兴”的程度，这里突然大爆粗口，似乎又突显了另一层意思。来客显然按照常理认为，诗集前面的序言是聂绀弩“求”来的，这是聂绀弩“爆粗”的直接原因。在聂绀弩看来，攀附“权贵”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最不愿不齿的作为，愤激下出言不逊，实在是情景凑合，不得不发也。此事后来一些人多有辩解，认为此乃传闻，似乎不值得为此认真。可读了前面一些当事人的回忆及考虑当时背景，以聂绀弩从《散宜生诗》透露出的个性，这样的激烈回应，是不难想象的。 【为师陀小说作序，
反使作者“遭受歧视压抑”】
胡乔木还在给另一位作家写序后引发了不良后果。不过相比前一篇，此次的影响要小很多。
师陀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较为知名的作家，一生写过中长篇小说、散文、戏剧等多种式样的文学作品，较为著名的有长篇小说《结婚》、小说集《谷》（该书曾获得1936年《大公报》文学奖金），1949年后曾任上海出版公司总编辑，作协上海分会理事、副主席等。1984年，师陀想再版自己以前的一部中篇小说《无望村的馆主》，托人找到胡乔木，胡乔木为之写了一篇不错的新版序言。
师陀当时并没有担任较高职务，与胡乔木似乎没有过直接联系，可他为何寻到胡为自己小说写序言呢？1983年6月，上海文艺出版社为组织编纂《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派丁景唐、郝铭鉴前往约请胡乔木为该“大系”撰写“总序言”。为此，胡乔木与丁、郝两位有过一次谈话。谈话涉及许多作家当时的创作情况，其中也谈到了师陀：“师陀当时也是左翼作家，却不是以左翼作品见长。他在左联的《文学月报》上发过作品，文字上很下功夫。作品形式也是多方面的，散文、小说、剧本都有，剧本主要是改编的。”（《胡乔木谈文学艺术》，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这是否为师陀求助胡乔木写序的起因，不得而知。不过师陀后来曾与胡乔木通过几次信，他通过小说家沙汀带话，希望胡乔木能写个新的序言。不久，胡便满足了他的要求。据师陀介绍，《序新版〈无望村的馆主〉》一文胡乔木写得很认真，曾三易其稿，其中说道：“《无望村的馆主》是原用笔名芦焚的老作家师陀同志在1939年上海沦陷期间写的一部中篇小说。最近作者作了不少的修改，并对一些为现在的青年读者和南方读者所不易了解的故实和词语作了很多注释，使这部描写北方（可以假定是作者的故乡河南一带）一户大地主在四代之中怎么由暴发为巨富败落而为朝不保夕的乞丐的浪漫故事，以新的面貌出现在读书界……”一个简短开头，将小说创作体裁、时间、新意甚至作品梗概尽数写出。
作为一位懂文学的政治家，胡乔木首先谈及的是作品的认识价值：“这部书对于认识中国近代地主社会有一定的价值……这部中篇小说也是这类作品的一种，但是它既有自己的乡土色彩，而叙述的事件又相当奇特，所以又有独自的贡献。”胡乔木到底不隔行，他随即转入到小说的评价：“这是一部小说，当然首先要从小说来评价。它篇幅不长，人物不多，但是舞台面的变化却很剧烈，有时简直近于暴风式的疯狂。读者可以从这里看出旧社会能把一些人的人性变得怎样凶残、丑恶、卑鄙和麻木，而善良的人们又在遭受怎样可怕的蹂躏……故事的进行是快速的，但作者对人物和场景的描写却一丝不苟，我们可以从中看到许多幅精雕细刻的肖像画和风俗画。一个好的小说家未必是一个好的文章家，作者却把这两者都做到了。这是这部中篇的另一个可贵之处。”首先从小说读出人性，再读出作者的“手法”“技法”等。说“一个好的小说家未必是一个好的文章家”，这倒别有见地。不是研究深入，谈不出这样一般人不易具有的识见。
为什么要再版，意义何在呢？胡乔木回答：“这本书最初出版时由于当时的环境发行有限，现在重印，希望它能得到全国文艺爱好者的注意。我不是文学评论家，对于作者的人和作品都缺乏研究……当然不致糊涂到说这是什么伟大的杰作。我只想说，读者看了这本书会喜欢它，会跟我一样感谢作者用优美的文字叙述了一段悲惨、荒唐而又真实可信的历史，这段历史就产生在我们自己的土地上，离开现在不过半个多世纪。”略略咂摸一下，这段文字一方面指出了作品的优长精彩处，同时用“不致糊涂到说这是什么伟大的杰作”来范围该小说的限度，这比今天许多“抬轿子”的所谓评论家说得有分寸许多。
这当然是一篇好的序言，但如同给聂绀弩写的那篇序言一样，它给小说作者带去了不利。这一次，不利并非来自作者本人，而是来自他人。
据当时《人民日报》副刊的编辑姜德明回憶，这篇胡乔木写的序言，是师陀本人于1984年7月15日寄给《人民日报》的。他在给姜德明的信中说：“现寄上乔木同志给拙作《无望村的馆主》写的序的复印本，请足下考虑，无论发表在《人民日报》哪一版都行，稿费请直接致送乔木同志……”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胡乔木直接管辖《人民日报》，他的文章当然都最早安排刊出。可姜德明回忆：“我已忘记由于什么原因，未能马上见报，乔木同志在北戴河还让秘书打电话来催询过。”胡乔木的文章写于当年7月，拖延了一个多月，到9月5日才在副刊发表，这在当时是不多见的。
上世纪80年代中期，胡乔木有一次来到上海，临走时接待了师陀。师陀曾当面向胡乔木提出希望能帮助解决住房困难问题。当时上海正经历“学潮”，胡乔木答应回北京后相机提醒上海的有关方面。回京后不久，胡乔木又接到师陀的信，再次提出房子问题。此时正值1987年春节期间，胡乔木没有耽搁，立即给上海市委一位姓谭的副秘书长写信，专门谈到此问题：“春节好！离上海前曾接待上海作协副主席、著名老作家师陀同志，他在谈话中表示希望能帮助他解决全家三代仅有住房两间的迫切困难，以便继续写作。”接下来还有这样几句话：“顷接师陀同志来信，再次要求增配一套房子。师陀同志在作协四大以后只因我为他的小说写了一篇短序，即无端遭受歧视和压抑。”因为胡乔木写的序，竟然使小说家无端“遭受歧视和压抑”？显然，虽没有见诸公开文字，可师陀本人定然有直接感受；胡乔木也一定知道，不然他不会使用“无端遭受歧视和压抑”这样严重的字眼。
对于师陀，胡乔木还略略作了一点介绍：“实际上他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即参加左翼文学的创作活动，在短、中、长篇小说方面造诣很高，后来除继续写散文外也写过剧本，晚年转入文学史的研究，成绩都很可观。”这样顺下来，就可以再次强调师陀的实际情况了：“他年迈而精力旺盛，为人正派，从不介入派别活动。对这样一位老作家的严重生活困难，似宜尽快设法。上海解决住房问题当然很不容易，但望先给他打个招呼。我早想写这封信，近日因事忙拖延了，很觉抱歉。以上都是个人的意见，只供市委办公厅参考。”从这封信可以看出，胡乔木对于师陀的实际困难，的确很是上心。 【“天下世界，最苦恼的人是胡乔木”】
前面主动为聂绀弩诗集写序，诗集作者不满意。这其中有诗人不愿获得“攀附权贵”名声的原因。这次为师陀小说作序，是小说家自己求来，可一些人大约仍从这样一点出发，给了小说家“无端遭受歧视和压抑”的待遇。这里的内情，或许不像表象看起来这么简单。其他一些作者，也有获得过官员的文字，虽然可能不及胡乔木对文艺这么内行，写得不如胡乔木那样精到，可对于作者，并没有因此感觉不满或受到“歧视”“压抑”。是否胡乔木当时对文艺界发表的言论引起了文化人的不满？对于胡乔木的一个“徽号”，他的老友季羡林在纪念文章中说：“在他‘胡乔木’生前，大陆和香港都有一些人把他封为‘左王’，另外一位同志同他并列，称为‘左后’。我觉得，乔木是冤枉的。他哪里是那种有意害人的人呢？”这一点，胡乔木自己是知道的。季羡林在同一篇纪念文章中记述了这样一件事：“1986年冬天，北大的学生有一些爱国的活动，有一点‘不稳’。乔木大概有点着急。有一天他让我的儿子告诉我，他想找我谈一谈，了解一下真实的情况。但他不敢到北大来，怕学生对他有什么行动，甚至包围他的汽车，问我愿不愿意到他那里去。我答应了。”这是否为人们不满意他写序，甚至给求序者以“歧视”“压抑”的背景和更主要原因？
胡乔木长期爱好读书，受优秀文化熏陶，使得他保有文化人的基本良知、情怀，这些成分内化，甚至成为性情。这就使他看到好的诗作，便不管不顾，主动操笔写序，譬如为聂绀弩的《散宜生诗》；读到好的作品，不顾官高位重，要去见见作者，譬如因为老作家施蛰存写出一本《唐诗百话》，虽然先前不认识，也要让当地文化官员陪着去家里看望；见到女诗人舒婷的诗写得好，也大张旗鼓地上门拜访；认同报上读到的好文章，便以普通读者身份给作者去信。譬如1980年读到《祖国高于一切》一文，给作者陈祖芬写信，并给文章中的主人公以实际帮助……此时的胡乔木回归文人风范，写精粹文字，率性而为，让人可喜 。
在中国，有些意识沉冗至极。譬如你“官员”了，就只能接受一种认知方式，而不管这多么抑制才智，扭曲性情。身在其中者，倘情绪所致，偶尔“出位”，就可能影响自己的形象甚至位置。可官员也是人，是文化滋潤的受益者，角色一旦偏于单一甚或僵硬，精神上便难以忍受，就得寻找更高层面呼吸的通道，获得生命中的别一种乐趣。杨绛先生在《我们仨》一书中说起胡乔木常常爱去钱钟书家的理由：“我觉得他到我家来，是放下了政治思想而休息一会儿。他是给自己放放假，所以非常愉快。”（《我们仨》，三联书店2003年版）
说起胡乔木的不得不“复杂”，杨绛在《我们仨》中，也引了他人的一段话来描述：“有一位乔木的朋友说：‘天下世界，最苦恼的人是胡乔木。因为他想问题，总是从第一度想起，直想到一百八十度，往往走到自己的对立面去，自相矛盾，苦恼不堪。’”一方面，有独到认知，另一方面，必须保有官员立场，两方面都得做好或表现好，这就很难了。在此情景下，说胡乔木“复杂”，其中有不得不为的方面，也有自作主张的情绪。倘不简单地看，这其实是人性多个层面在不同场合、不同时段不由自主的表现，这是我们认识如胡乔木这样“复杂”的人物应当特别关注的——虽然我们还是希望角色有层次可不必分裂，人性在一些最基本的层面，状态应当趋于正常才合适。
（作者系文史学者）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4年第9期，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