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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县的“八斗”，并非是对文人才华高度的标识。它是地名，处于株洲县偏远的东南角，“八斗”标记着与城市生活的距离。长冲八斗连在一起，都以地形地貌得名。两山之间谓之冲，名之为长冲可见地方之闭塞;民以食为天，可以种粮食的水田最大也不过八斗，想见当地人生活之艰难。八斗设有一个地区医院，管辖长冲八斗的防疫和医疗。我于1975年到1978年在八斗医院工作了三年多，那是我人生的第一份工作。
我父母都是株洲县人民医院的医生。父亲易孟良是名老中医，我们家中医眼科已经祖传三代。《株洲县志》上是这样记载的：“解放后，眼科医生易孟良，先后治好数名双目失明病人。”把祖传眼科传下去是我父亲一生的愿望，家里兄弟姐妹五人，我好像最具备条件，我也几乎有了成为新一代传人的机会。我们兄弟姐妹五人有四人上山下乡，大姐大哥还下了两次。大姐是回城后又响应“我有两双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号召带着小孩再下乡，哥哥招工到渌口造纸厂，有人告状又回到老家漂沙井。二姐和我也下乡，只有三姐留在渌口的街道工厂工作。母亲又在这个艰难的时候患重病，49岁就办了病退，我这个满崽有了顶职参加工作的机会。父母都以为我可以顶职到医院跟我父亲学医，也向组织提出了要求。县卫生局没有同意我学医，几个顶职的人一起到卫生局报到统一分配工作。我被分配到八斗地区医院当会计，父亲的愿望落空了，我也与祖传眼科失之交臂。母亲更伤感，以为我顶职可以回到他们身边。没想到去了八斗，比原来下乡的南阳桥建佐湾还要远得多。
我16岁就当了八斗医院的会计，县卫生局的主管会计刘汉初给我培训了一个月就上岗了。除了当会计，我还管理医院的医药库房，每个月还要到淦田街上的药材公司去调一次药。单位虽小，会计凭证也只有一本，但会计工作比现在的机关事业单位还是要复杂一些。我进了药要算差价发给药房，其中有一些利润。中药还要计算损耗，比如一斤当归，进价是多少，出价是多少，加工损耗是多少，卖出去有多少利润，都必须算清楚。我这个16岁的懵懂少年，又没有学过会计，不容易理得清。好在师傅刘汉初很负责，一有问题就迈着大长腿来了，渌口坐火车到淦田下车，到八斗要走三十里山路，来一趟不容易。年底他是一定要来的，要帮我整理审核一年的账务。每年都是库房和药房的账不能平，总数差不多，药房长了钱，库房亏了钱，他绞尽脑汁在账上也找不到原因。其实原因很简单，我住楼上，楼下是药房，隔壁就是库房。药房翠姨叫道：“南蒂子，调一斤当归两斤党参！”我正沉醉于《唐吉诃德》《约翰·克利斯朵夫》不能自拔，“翠姨，你来拿！”我答应道。“懒家伙！”翠姨嘟嘟噜噜上来了。翠姨是药房药师，也是院长的夫人，两口子都是我父母的老同事，很关照我。她从我手里拿走钥匙，自己在库房里称药，把钥匙还回来时，还要提醒我，“记着登账！”我答应着，有时记得有时不記得，这就是库房亏药房长的原因。年底了，刘汉初事情也多，不能老呆在八斗。查得烦躁了，一拍脑袋说：“看牛伢子赔得牛起啊！”于是把药房长的补了库房亏的，平了账走人。我是最不具备当会计素质的，见了数字就发懵，至今我还很难记得一个电话号码。我能做完三年会计，完全是师傅刘汉初的指导和帮助。
现在看来，当时的医疗体系还是完善的。县城渌口有县人民医院，下面八个区，每个区有一个区医院。为了照顾山区，淦田区设有两个区医院，淦田医院和八斗医院。每个公社有一个卫生院，每个大队有一个合作医疗站，至少有一位赤脚医生。形成了县、区、公社、大队四级医疗防疫体系。这个体系的运作也是有效率的，比如八斗经常有五步蛇咬伤的农民，需要上级医疗防疫部门的支持，我记得特别需要一种血清蛋白。晚上有五步蛇咬伤的病人由赤脚医生送到我们医院，我们的医生一边紧急处理，院长一边向上级报告。晚上十一、二点，市县防疫站的车呜呜地开进来，红色的警示灯在八斗的夜空闪烁，场面很是震撼。那时为了一个受伤的普通农民，要牵动市县许许多多的人。
医院只有二十几个人，有从市县医院下放的医生，更多的是株洲卫校毕业的年轻人。他们多是赤脚医生出身，卫校学习两年后分配到医院，成为国家工作人员。有些本是城市周边农村的赤脚医生，推荐上卫校端上铁饭碗，没想到来到了穷乡僻壤的八斗，离城市更远，大多数人都不安心。我也是属于不安心的，既不喜欢会计工作，又不喜欢八斗这个地方。也有安心的医生，一个是沈寿朋，外号狗仔，他是城里人，夫人是药房的小齐，小齐是长冲人，他好像没有离开的打算。还有一个宪宝，太湖人，名叫易洪宪，我的家门，正与公社的接线员金子谈恋爱，也属于当地的扎根派。狗仔宪宝年纪大一些，两人是好朋友，医院的乐天派，每天给我们带来快乐。
我们单身男女都住在二楼，楼板地，走路进进出出都听得清清楚楚。楼下办公室有一台电话，宪宝每天清早就踏着拖鞋滴答滴答下楼打电话。晚上楼下电话响，宪宝摸黑跑下楼，弄得地板啪啪响，都知道宪宝去接金子的电话了。一早一晚，两个恋人的电话没有断过。我写了一副对联送给他们：“笑嘻嘻，银线牵宪宝下楼;甜蜜蜜，铃声喊金子起床。”宪宝觉得写得真切，还拿着在金子面前炫耀。小齐却对宪宝上下楼的躁动十分不满，她和狗仔住在靠楼梯口的房间，怀孕挺个大肚子，噼噼啪啪楼板的响声吵得她心慌。她每天要痛斥宪宝一通。不管小齐怎么数落，宪宝都一声不吭，每天照样早晚楼上楼下跑。有一天我们吃完饭上楼，狗仔搀扶着小齐。上楼后宪宝把小齐从狗仔手里接过来，说：“兰妹子，我告诉你走一套步伐。”小齐叫齐兰英，宪宝叫她兰妹子。小齐虽然出身乡下，家里是满女，也比较娇气，怀孕后狗仔捧在手里嘘寒问暖。小齐对生产心怀恐惧，狗仔经常收集一些孕妇的运动方式，希望帮助小齐能够顺产。宪宝挽着小齐，一起抬腿，一起迈步，轻轻地从楼板的这一头走到那一头。小齐很认真跟着宪宝走。宪宝问：学会了吗？小齐点点头。楼板不响吧？不响。小齐问，这套步伐有用吗？我们都以为宪宝是为了帮助小齐生毛毛。宪宝却说：用处大了！你以后偷人，就走这套步伐，楼板不响，狗仔听不见！狗仔和我们笑得直不起腰，小齐红着脸使劲捶打宪宝。 宪宝的搞笑经常出其不意，让我们又好气又好笑，他是不笑的。我也上过他的当。有一天他一本正经找我谈话，有个好事，好得不得了的事，问我愿不愿意接受。我也被他认真的神情给蒙了，一再追问什么好事。他一定要我答应了再告诉我，并信誓旦旦说家门不会害你。我笑着答应了，宪宝才说出来。有一个株洲的女知青，怀孕八个月才发现，送到我们医院住着。胎儿太大，又不能引产，只能让她生下来。女知青年纪不大很单纯，每天说说笑笑跟我们在一起生活了一个多月。那天生了一个胖小子，宪宝就找了我，说只有南蒂子合适，找这个女知青做堂客，崽是现成的，做丈夫做爸爸一次解决，多好的事。宪宝说，南蒂子，你不知道谈爱有多麻烦，怀孕生崽有多操心。我和狗仔都有体会。现在有机会，你可以不劳而获，现成的，只要你答应，马上可以又做丈夫又做爸爸。
在众人的笑声中我赶快逃跑。胖小子被当地人收养了，女知青第二天也被家里接走了。
狗仔在医院呆的时间比较长，周围的人和事都比较熟。我经常陪着狗仔去出诊，一路上都有人恭恭敬敬叫沈医生，他见一个人就能说出一个故事。
我们医院前面有一口水井，泉水清澈，不断往外涌，周围农户都来挑水。有一个穿着整洁的乡里婆婆，每天拿一个小桶子提水。她的穿着与乡里婆婆无异，但神情安详，气质不凡，脸上时时保持一丝淡淡的微笑。总是安静地在一旁等别人挑水，她再提水。狗仔告诉我，她是八斗大地主的女儿，解放前就出去了，“文化大革命”中从北京遣送回家的，已经几年了。据说她老公是个大官，也有说是一个科学家，已经死了。我注意到她每天提两次水，上午一次下午一次。我多次在井边遇见她，几次想跟她说话，终于不知道说什么，也就相互笑一笑，望着她提着水缓缓离开。一身黑布衣服的背影一直留在我的记忆里。
我离开八斗前，她就离开了八斗，是小汽车接走的。那时的八斗很少有乌龟汽车进山的。
八斗我还遇见过一个让我动心的男孩。有一次晚上跟狗仔去出诊，山冲里一户人家，破旧的房子里，女主人肺气肿躺在床上，是一个因操劳而干瘪了的丑陋女人。煤油灯下，却有一个白净斯文的小伙子抱着女人的脚在帮她剪脚指甲。小伙子与我年龄相仿，长得很漂亮，五官轮廓分明，完全是现在明星小鲜肉的模样。我觉得很震撼，八斗会有如此灵秀的男孩？我弄不明白他与这个女人的关系，出门后我问狗仔这男孩是谁？她儿子呀！狗仔说。她生的？我有点怀疑。当然啦！狗仔告诉我这个女人前面生了几个，都没有带活。生了这个男孩，长得又漂亮又孝顺，现在做蔑匠。哎，我是个女人我就要嫁给他。我感叹道，简直是一个宝玉，做蔑匠多可惜啊！
八斗过去是穷乡僻壤，用现在的眼光看是山清水秀的好地方。提水的婆婆和蔑匠小哥都有八斗山水的灵秀。天地灵秀之气钟情于山水，偶尔也会分享给八斗的人。得天地灵秀之气的八斗人一定有好的命运。提水的婆婆和篾匠小哥会有什么样的人生？
在八斗工作的几年最深刻的记忆一是肚子饿二是坐车难。
医院每天没有几个病人，大家都很闲。我每天除了看书外就是与同事们聊天，热天围坐在坪里，冬天围坐在木炭火旁，有说不完的笑话故事。冬天在木炭火边谈笑脑壳炸痛，第二天起不来，也不愿意起来。医院大门紧闭，外面有人拖着长长的八斗腔在呼喊：医生咧，买药啰！大家才陆陆续续地起床。不愿意起床的原因是白天总有一个难题不好解决，肚子饿。前面这口井水好，含矿物质多，喝了肚子更饿。一星期肉店只卖两次肉，有肉买这一天是我们的节日。至少有三四个人一起兴高采烈地去排队买肉。八斗有三个国家单位，学校，医院和商店。商店地位最高，特别是卖肉的，那位卖肉大叔到医院来，我们就像迎接贵客。院长要张烟，翠姨也要泡茶。我记得卖肉大叔是不苟言笑的，我们这些小孩还说不上话，去买肉还要出动狗仔宪宝这些有身份的医生。但医院比学校地位高，第一个买到肉的肯定是医院。狗仔或者宪宝第一个高高举着肉从人堆里挤出来，手里一大块肉就像举着的一面旗帜，我们跟着后面就像得胜的士兵。我几次看到学校的范老师，手里卷着喇叭筒，踮着脚在人群外面徘徊张望，看着我们骄傲地从他身边走过。范老师是我的文学朋友，在八斗唯一的知己，他此刻的不幸我也无能为力，只能同情地向他招招手。
肉买回来了，大家一上午都情绪高涨，对中餐充满期待。听到大师傅龙铁一声招呼，恰饭啰！大家一拥而上，领取自己那份炒肉。一动筷子常常情绪一落千丈，龙铁的厨艺实在是太差了，一点好肉被他炒得没有一点味道，好像被他吃过一遍了。龙铁是我们最恨的人，又不能换，他也是正式职工。有时候买肉回来我们推举女同事炒菜，龙铁还满脸不高兴，那是对他工作的否定，站着一边一脸的横肉砍都砍不进。这时候还要有人出来奉承龙师傅，安抚他的情绪。不是万不得已，也没有人肯出来炒菜。
现在想起来，龙师傅除了厨艺差一点，其实人特别好。他是厨师，只能为我们那段饥饿的记忆背锅了。
进出八斗坐车也难。淦田到八斗的公路口设了一个竹木检查站，每天只有进出八斗拉竹木的货车，没有客运车。公路是一条崎岖不平的土路，进八斗，你如果不想步行，就只能在竹木檢查站等进山的货车。还要碰运气，遇到好心的司机才会让你上车。能够爬上货车感觉很幸福，虽然一路颠簸，比走三四个小时山路舒服多了。进山是空车，出山的车都装满了树木和楠竹，要搭车出八斗，只能坐在树木和楠竹上，在陡峭崎岖的山路上随车起伏。现在回想起来很不安全，当时觉得有车就万幸了。爬上高高的竹木车，就像现在上公共汽车一样自然。我们医院跟对面公社是平级单位，与公社关系也比较好。我们院长，或者来了贵客，找公社，最高的待遇是可以坐到货车驾驶室。竹木出山是受管制的，每一辆出山的车都要有出山证。出山的权力在公社，货车都要听公社的。公社说有人要出山，押运的人也得把副驾驶的位置让出来，自己爬到竹木车上去。
我每月要到淦田医药公司去调药，几个纸箱的西药，几个藤篓子的中药，雇人用板车拖到竹木检查站，等着进山的车把药运到八斗。有时一等就是一天，求路过的货车带货。后来竹木检查站的人熟了，请他们帮着拦车就方便多了。守着一堆药品，找不到车，是我最痛苦的记忆。那时候没有手机，你完全是无助的。 我是从八斗开始文学创作的，每天的生活就是以看书写作为主，写了稿子乱投。什么《人民文学》《人民日报》都敢投，甚至投到《红旗》杂志去了。小说、散文、理论文章什么都敢写。那时的报刊杂志店大不欺生，只要你寄了稿子，都会回一个正式的铅印退稿信，手写你的名字。我就收到过《红旗》杂志的退稿信。
本地的《株洲文艺》的老师就更认真负责，我把小说寄过去，他们不仅回信，还特意跑到八斗来看望作者。那几年我开始在《株洲文艺》发表小说，也在《株洲日报》发表小文章，成为株洲的重点业余作者。八斗是我文学创作的起点。
第一个来看我的是柳扬老师，我记得他喜欢穿一身布扣子衣服，笑声爽朗，谈吐不凡，一身的感染力。他是走路进山的，没有一点倦意。他告诉我他在莽山林场的经历，讲了许多莽山林场的故事，印象最深的是莽山也有五步蛇。我们好像一见如故，我的第一篇小说就是在他手里发表的。他是我的文学启蒙老师，给与我许多指导。记得有一次在朱亭参加创作班，他眼镜挂在鼻尖上，很严肃地找我谈话。我写作不会使用分号，柳扬老师指出过几次了，我交的稿子还是有这个错误。柳扬老师不止一次到八斗。记得第一次送他出山，我好不容易找到一辆车，请柳扬老师上车，他犹豫了一下，还是爬上去了，坐在摇摇晃晃的竹子上对我招手。
广谢也去过。广谢是《株洲文艺》的编辑谢学炎老师，他为人很忠厚，善解人意。广东人，与湖南人说话有点艰难。他平易近人，我们跟他很亲密，都叫他广谢。他是海军转业的，喜欢穿一身灰色的海军服，让我肃然起敬。他到了八斗来看我，我送他出山，也找了一辆装满竹子的车，让我惊讶的是广谢坚决不肯爬上去，他宁愿走路也不坐这个可怕的车。他不断地摇手：太可怕了！太可怕了！
八斗人没有不敢坐车的。有一年过春节，我带一些冬笋回家过年。天气很冷了，我带着装冬笋的纸箱上了车。原计划是在淦田下车，走到淦田火车站坐火车回渌口。抱着一箱冬笋摇摇晃晃到了竹木检查站就应该下车，时间还早，火车要等四五个小时。从竹木检查站到淦田火车站也很远，扛着这箱冬笋也不方便。回家过年心切，于是我决定不下车，直接坐车回渌口。从淦田到渌口有六十多里，当时的公路，汽车要走两个小时。从八斗出来，坐在车上寒冷还能忍受，继续前行，北风呼啸，趴在车上都瑟瑟发抖。我从渌口下了车，扛一箱冬笋踉踉跄跄地回到家，母亲惊讶地看着我，我被冻得全身都僵了，想喊妈妈硬是发不出声。母亲立刻抱出一大堆刨木花，在堂屋烧起一堆蓬蓬大火给我暖身。大火渐渐小了，我才渐渐恢复知觉。
幸运的是八斗居然深藏着一个作家，他成为我的第一个文学朋友。他是八斗学校的范绳祖老师，岳阳人，株洲师范“文革”前的大专班毕业生。他爱人是八斗人，毕业后一起回到了八斗学校当老师。范老师学生年代就在《湖南文学》以健峰的笔名发表了小说《蒙古牛》，在当时的湖南文学界影响很大，《湖南优秀短篇小说选》收录了这篇小说。搞创作的人心里藏着一个愿望就是进入文学史，《蒙古牛》收进了建国以来湖南的优秀短篇小说选集，至少是进入了湖南的文学史，这样的高度是我们一般的业余作者达不到的。
与范老师相处当然要谈文学，谈他的《蒙古牛》。我背得他小说《蒙古牛》的开头，“七九八九，沿河看柳”。在鲜花重放的季节，我打开《湖南优秀短篇小说选》读到“七九八九，沿河看柳”时觉得特别亲切，也特别感慨。我们在一起的几年，他已经不写小说了。我把《株洲文艺》发表的小说给他看，也动员他再拿起笔写，他只是笑一笑，终于没有动笔。他离开了文坛，湖南文学界大概也忘记了他，以“健峰”为笔名，想见当年的范老师是多么地雄心勃勃。他毕竟在湖南的文学史上留下了一笔。
与范老师离别是我1978年考上大学以后。恢复高考给了我一个离开八斗的机会。父亲还是希望我学医，他托人找了一些理科的复习资料给我。我口头答应了父亲，我不想让他伤心。但我还是报的文科，虽然读遍了渌口的中小学名校，小学到高中只读了八年，语文教材以《毛主席语录》为主，《工业基础知识》和《农业基础知识》代替数学物理化学。以这样的文化基础参加高考，还要考理科，是完全不可能的。因为平时爱看书，文学有些基础，文科说不定还有考上的可能。更重要的原因是已经爱上了文学，所以坚决要考文科。记得我是在八斗报的名，考场就设在八斗学校，好像有稀稀拉拉十几个人参加考试。那一年八斗考场就考上我一个人。有意思的是我考上的是株洲师范大专班，范老师毕业的学校，我和他成了校友。范老师请我在他家吃了一顿饭为我送行，他笑着说，八斗就考上你一个人，你是才高八斗啊！后来我在县志上查到，1977-1978年株洲县考上大学的只有86人，与现在的录取率相比，当年考上大学实属不易。
范老师从株洲师范毕业，怀揣着文学梦想来到了八斗，八斗葬送了他的文学夢;我是从八斗生起了文学梦，带着文学的追求考上了株洲师范，我会成为范绳祖第二吗？我未来的前途也是当老师，现在的范绳祖是未来的易介南吗？考上大学离开八斗当然高兴，但是心里还是有一些惆怅，前途充满着迷茫和不确定性。
我没有成为范绳祖第二，社会给我们的发展机会远远多于范老师他们那个时代，个人的命运是与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的。改革开放从1978年开始，共和国开始了辉煌的四十年;1978年也是我人生的起点，也开始了我四十年个人的奋斗与发展。人生四十年与共和国改革开放的四十年重合，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幸运。
回望四十年前生活、工作过的八斗，有着完全不同的意义。我工作和事业的起点是八斗，我的人生不经意地就站在了一个很高的起点上。
易介南，曾在《人民文学》《芙蓉》《湖南文学》《广州文艺》等刊物发表作品。出版有小说集《城市与女人》，戏剧集《同一个月亮》。
责任编辑 袁姣素
我父母都是株洲县人民医院的医生。父亲易孟良是名老中医，我们家中医眼科已经祖传三代。《株洲县志》上是这样记载的：“解放后，眼科医生易孟良，先后治好数名双目失明病人。”把祖传眼科传下去是我父亲一生的愿望，家里兄弟姐妹五人，我好像最具备条件，我也几乎有了成为新一代传人的机会。我们兄弟姐妹五人有四人上山下乡，大姐大哥还下了两次。大姐是回城后又响应“我有两双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号召带着小孩再下乡，哥哥招工到渌口造纸厂，有人告状又回到老家漂沙井。二姐和我也下乡，只有三姐留在渌口的街道工厂工作。母亲又在这个艰难的时候患重病，49岁就办了病退，我这个满崽有了顶职参加工作的机会。父母都以为我可以顶职到医院跟我父亲学医，也向组织提出了要求。县卫生局没有同意我学医，几个顶职的人一起到卫生局报到统一分配工作。我被分配到八斗地区医院当会计，父亲的愿望落空了，我也与祖传眼科失之交臂。母亲更伤感，以为我顶职可以回到他们身边。没想到去了八斗，比原来下乡的南阳桥建佐湾还要远得多。
我16岁就当了八斗医院的会计，县卫生局的主管会计刘汉初给我培训了一个月就上岗了。除了当会计，我还管理医院的医药库房，每个月还要到淦田街上的药材公司去调一次药。单位虽小，会计凭证也只有一本，但会计工作比现在的机关事业单位还是要复杂一些。我进了药要算差价发给药房，其中有一些利润。中药还要计算损耗，比如一斤当归，进价是多少，出价是多少，加工损耗是多少，卖出去有多少利润，都必须算清楚。我这个16岁的懵懂少年，又没有学过会计，不容易理得清。好在师傅刘汉初很负责，一有问题就迈着大长腿来了，渌口坐火车到淦田下车，到八斗要走三十里山路，来一趟不容易。年底他是一定要来的，要帮我整理审核一年的账务。每年都是库房和药房的账不能平，总数差不多，药房长了钱，库房亏了钱，他绞尽脑汁在账上也找不到原因。其实原因很简单，我住楼上，楼下是药房，隔壁就是库房。药房翠姨叫道：“南蒂子，调一斤当归两斤党参！”我正沉醉于《唐吉诃德》《约翰·克利斯朵夫》不能自拔，“翠姨，你来拿！”我答应道。“懒家伙！”翠姨嘟嘟噜噜上来了。翠姨是药房药师，也是院长的夫人，两口子都是我父母的老同事，很关照我。她从我手里拿走钥匙，自己在库房里称药，把钥匙还回来时，还要提醒我，“记着登账！”我答应着，有时记得有时不記得，这就是库房亏药房长的原因。年底了，刘汉初事情也多，不能老呆在八斗。查得烦躁了，一拍脑袋说：“看牛伢子赔得牛起啊！”于是把药房长的补了库房亏的，平了账走人。我是最不具备当会计素质的，见了数字就发懵，至今我还很难记得一个电话号码。我能做完三年会计，完全是师傅刘汉初的指导和帮助。
现在看来，当时的医疗体系还是完善的。县城渌口有县人民医院，下面八个区，每个区有一个区医院。为了照顾山区，淦田区设有两个区医院，淦田医院和八斗医院。每个公社有一个卫生院，每个大队有一个合作医疗站，至少有一位赤脚医生。形成了县、区、公社、大队四级医疗防疫体系。这个体系的运作也是有效率的，比如八斗经常有五步蛇咬伤的农民，需要上级医疗防疫部门的支持，我记得特别需要一种血清蛋白。晚上有五步蛇咬伤的病人由赤脚医生送到我们医院，我们的医生一边紧急处理，院长一边向上级报告。晚上十一、二点，市县防疫站的车呜呜地开进来，红色的警示灯在八斗的夜空闪烁，场面很是震撼。那时为了一个受伤的普通农民，要牵动市县许许多多的人。
医院只有二十几个人，有从市县医院下放的医生，更多的是株洲卫校毕业的年轻人。他们多是赤脚医生出身，卫校学习两年后分配到医院，成为国家工作人员。有些本是城市周边农村的赤脚医生，推荐上卫校端上铁饭碗，没想到来到了穷乡僻壤的八斗，离城市更远，大多数人都不安心。我也是属于不安心的，既不喜欢会计工作，又不喜欢八斗这个地方。也有安心的医生，一个是沈寿朋，外号狗仔，他是城里人，夫人是药房的小齐，小齐是长冲人，他好像没有离开的打算。还有一个宪宝，太湖人，名叫易洪宪，我的家门，正与公社的接线员金子谈恋爱，也属于当地的扎根派。狗仔宪宝年纪大一些，两人是好朋友，医院的乐天派，每天给我们带来快乐。
我们单身男女都住在二楼，楼板地，走路进进出出都听得清清楚楚。楼下办公室有一台电话，宪宝每天清早就踏着拖鞋滴答滴答下楼打电话。晚上楼下电话响，宪宝摸黑跑下楼，弄得地板啪啪响，都知道宪宝去接金子的电话了。一早一晚，两个恋人的电话没有断过。我写了一副对联送给他们：“笑嘻嘻，银线牵宪宝下楼;甜蜜蜜，铃声喊金子起床。”宪宝觉得写得真切，还拿着在金子面前炫耀。小齐却对宪宝上下楼的躁动十分不满，她和狗仔住在靠楼梯口的房间，怀孕挺个大肚子，噼噼啪啪楼板的响声吵得她心慌。她每天要痛斥宪宝一通。不管小齐怎么数落，宪宝都一声不吭，每天照样早晚楼上楼下跑。有一天我们吃完饭上楼，狗仔搀扶着小齐。上楼后宪宝把小齐从狗仔手里接过来，说：“兰妹子，我告诉你走一套步伐。”小齐叫齐兰英，宪宝叫她兰妹子。小齐虽然出身乡下，家里是满女，也比较娇气，怀孕后狗仔捧在手里嘘寒问暖。小齐对生产心怀恐惧，狗仔经常收集一些孕妇的运动方式，希望帮助小齐能够顺产。宪宝挽着小齐，一起抬腿，一起迈步，轻轻地从楼板的这一头走到那一头。小齐很认真跟着宪宝走。宪宝问：学会了吗？小齐点点头。楼板不响吧？不响。小齐问，这套步伐有用吗？我们都以为宪宝是为了帮助小齐生毛毛。宪宝却说：用处大了！你以后偷人，就走这套步伐，楼板不响，狗仔听不见！狗仔和我们笑得直不起腰，小齐红着脸使劲捶打宪宝。 宪宝的搞笑经常出其不意，让我们又好气又好笑，他是不笑的。我也上过他的当。有一天他一本正经找我谈话，有个好事，好得不得了的事，问我愿不愿意接受。我也被他认真的神情给蒙了，一再追问什么好事。他一定要我答应了再告诉我，并信誓旦旦说家门不会害你。我笑着答应了，宪宝才说出来。有一个株洲的女知青，怀孕八个月才发现，送到我们医院住着。胎儿太大，又不能引产，只能让她生下来。女知青年纪不大很单纯，每天说说笑笑跟我们在一起生活了一个多月。那天生了一个胖小子，宪宝就找了我，说只有南蒂子合适，找这个女知青做堂客，崽是现成的，做丈夫做爸爸一次解决，多好的事。宪宝说，南蒂子，你不知道谈爱有多麻烦，怀孕生崽有多操心。我和狗仔都有体会。现在有机会，你可以不劳而获，现成的，只要你答应，马上可以又做丈夫又做爸爸。
在众人的笑声中我赶快逃跑。胖小子被当地人收养了，女知青第二天也被家里接走了。
狗仔在医院呆的时间比较长，周围的人和事都比较熟。我经常陪着狗仔去出诊，一路上都有人恭恭敬敬叫沈医生，他见一个人就能说出一个故事。
我们医院前面有一口水井，泉水清澈，不断往外涌，周围农户都来挑水。有一个穿着整洁的乡里婆婆，每天拿一个小桶子提水。她的穿着与乡里婆婆无异，但神情安详，气质不凡，脸上时时保持一丝淡淡的微笑。总是安静地在一旁等别人挑水，她再提水。狗仔告诉我，她是八斗大地主的女儿，解放前就出去了，“文化大革命”中从北京遣送回家的，已经几年了。据说她老公是个大官，也有说是一个科学家，已经死了。我注意到她每天提两次水，上午一次下午一次。我多次在井边遇见她，几次想跟她说话，终于不知道说什么，也就相互笑一笑，望着她提着水缓缓离开。一身黑布衣服的背影一直留在我的记忆里。
我离开八斗前，她就离开了八斗，是小汽车接走的。那时的八斗很少有乌龟汽车进山的。
八斗我还遇见过一个让我动心的男孩。有一次晚上跟狗仔去出诊，山冲里一户人家，破旧的房子里，女主人肺气肿躺在床上，是一个因操劳而干瘪了的丑陋女人。煤油灯下，却有一个白净斯文的小伙子抱着女人的脚在帮她剪脚指甲。小伙子与我年龄相仿，长得很漂亮，五官轮廓分明，完全是现在明星小鲜肉的模样。我觉得很震撼，八斗会有如此灵秀的男孩？我弄不明白他与这个女人的关系，出门后我问狗仔这男孩是谁？她儿子呀！狗仔说。她生的？我有点怀疑。当然啦！狗仔告诉我这个女人前面生了几个，都没有带活。生了这个男孩，长得又漂亮又孝顺，现在做蔑匠。哎，我是个女人我就要嫁给他。我感叹道，简直是一个宝玉，做蔑匠多可惜啊！
八斗过去是穷乡僻壤，用现在的眼光看是山清水秀的好地方。提水的婆婆和蔑匠小哥都有八斗山水的灵秀。天地灵秀之气钟情于山水，偶尔也会分享给八斗的人。得天地灵秀之气的八斗人一定有好的命运。提水的婆婆和篾匠小哥会有什么样的人生？
在八斗工作的几年最深刻的记忆一是肚子饿二是坐车难。
医院每天没有几个病人，大家都很闲。我每天除了看书外就是与同事们聊天，热天围坐在坪里，冬天围坐在木炭火旁，有说不完的笑话故事。冬天在木炭火边谈笑脑壳炸痛，第二天起不来，也不愿意起来。医院大门紧闭，外面有人拖着长长的八斗腔在呼喊：医生咧，买药啰！大家才陆陆续续地起床。不愿意起床的原因是白天总有一个难题不好解决，肚子饿。前面这口井水好，含矿物质多，喝了肚子更饿。一星期肉店只卖两次肉，有肉买这一天是我们的节日。至少有三四个人一起兴高采烈地去排队买肉。八斗有三个国家单位，学校，医院和商店。商店地位最高，特别是卖肉的，那位卖肉大叔到医院来，我们就像迎接贵客。院长要张烟，翠姨也要泡茶。我记得卖肉大叔是不苟言笑的，我们这些小孩还说不上话，去买肉还要出动狗仔宪宝这些有身份的医生。但医院比学校地位高，第一个买到肉的肯定是医院。狗仔或者宪宝第一个高高举着肉从人堆里挤出来，手里一大块肉就像举着的一面旗帜，我们跟着后面就像得胜的士兵。我几次看到学校的范老师，手里卷着喇叭筒，踮着脚在人群外面徘徊张望，看着我们骄傲地从他身边走过。范老师是我的文学朋友，在八斗唯一的知己，他此刻的不幸我也无能为力，只能同情地向他招招手。
肉买回来了，大家一上午都情绪高涨，对中餐充满期待。听到大师傅龙铁一声招呼，恰饭啰！大家一拥而上，领取自己那份炒肉。一动筷子常常情绪一落千丈，龙铁的厨艺实在是太差了，一点好肉被他炒得没有一点味道，好像被他吃过一遍了。龙铁是我们最恨的人，又不能换，他也是正式职工。有时候买肉回来我们推举女同事炒菜，龙铁还满脸不高兴，那是对他工作的否定，站着一边一脸的横肉砍都砍不进。这时候还要有人出来奉承龙师傅，安抚他的情绪。不是万不得已，也没有人肯出来炒菜。
现在想起来，龙师傅除了厨艺差一点，其实人特别好。他是厨师，只能为我们那段饥饿的记忆背锅了。
进出八斗坐车也难。淦田到八斗的公路口设了一个竹木检查站，每天只有进出八斗拉竹木的货车，没有客运车。公路是一条崎岖不平的土路，进八斗，你如果不想步行，就只能在竹木檢查站等进山的货车。还要碰运气，遇到好心的司机才会让你上车。能够爬上货车感觉很幸福，虽然一路颠簸，比走三四个小时山路舒服多了。进山是空车，出山的车都装满了树木和楠竹，要搭车出八斗，只能坐在树木和楠竹上，在陡峭崎岖的山路上随车起伏。现在回想起来很不安全，当时觉得有车就万幸了。爬上高高的竹木车，就像现在上公共汽车一样自然。我们医院跟对面公社是平级单位，与公社关系也比较好。我们院长，或者来了贵客，找公社，最高的待遇是可以坐到货车驾驶室。竹木出山是受管制的，每一辆出山的车都要有出山证。出山的权力在公社，货车都要听公社的。公社说有人要出山，押运的人也得把副驾驶的位置让出来，自己爬到竹木车上去。
我每月要到淦田医药公司去调药，几个纸箱的西药，几个藤篓子的中药，雇人用板车拖到竹木检查站，等着进山的车把药运到八斗。有时一等就是一天，求路过的货车带货。后来竹木检查站的人熟了，请他们帮着拦车就方便多了。守着一堆药品，找不到车，是我最痛苦的记忆。那时候没有手机，你完全是无助的。 我是从八斗开始文学创作的，每天的生活就是以看书写作为主，写了稿子乱投。什么《人民文学》《人民日报》都敢投，甚至投到《红旗》杂志去了。小说、散文、理论文章什么都敢写。那时的报刊杂志店大不欺生，只要你寄了稿子，都会回一个正式的铅印退稿信，手写你的名字。我就收到过《红旗》杂志的退稿信。
本地的《株洲文艺》的老师就更认真负责，我把小说寄过去，他们不仅回信，还特意跑到八斗来看望作者。那几年我开始在《株洲文艺》发表小说，也在《株洲日报》发表小文章，成为株洲的重点业余作者。八斗是我文学创作的起点。
第一个来看我的是柳扬老师，我记得他喜欢穿一身布扣子衣服，笑声爽朗，谈吐不凡，一身的感染力。他是走路进山的，没有一点倦意。他告诉我他在莽山林场的经历，讲了许多莽山林场的故事，印象最深的是莽山也有五步蛇。我们好像一见如故，我的第一篇小说就是在他手里发表的。他是我的文学启蒙老师，给与我许多指导。记得有一次在朱亭参加创作班，他眼镜挂在鼻尖上，很严肃地找我谈话。我写作不会使用分号，柳扬老师指出过几次了，我交的稿子还是有这个错误。柳扬老师不止一次到八斗。记得第一次送他出山，我好不容易找到一辆车，请柳扬老师上车，他犹豫了一下，还是爬上去了，坐在摇摇晃晃的竹子上对我招手。
广谢也去过。广谢是《株洲文艺》的编辑谢学炎老师，他为人很忠厚，善解人意。广东人，与湖南人说话有点艰难。他平易近人，我们跟他很亲密，都叫他广谢。他是海军转业的，喜欢穿一身灰色的海军服，让我肃然起敬。他到了八斗来看我，我送他出山，也找了一辆装满竹子的车，让我惊讶的是广谢坚决不肯爬上去，他宁愿走路也不坐这个可怕的车。他不断地摇手：太可怕了！太可怕了！
八斗人没有不敢坐车的。有一年过春节，我带一些冬笋回家过年。天气很冷了，我带着装冬笋的纸箱上了车。原计划是在淦田下车，走到淦田火车站坐火车回渌口。抱着一箱冬笋摇摇晃晃到了竹木检查站就应该下车，时间还早，火车要等四五个小时。从竹木检查站到淦田火车站也很远，扛着这箱冬笋也不方便。回家过年心切，于是我决定不下车，直接坐车回渌口。从淦田到渌口有六十多里，当时的公路，汽车要走两个小时。从八斗出来，坐在车上寒冷还能忍受，继续前行，北风呼啸，趴在车上都瑟瑟发抖。我从渌口下了车，扛一箱冬笋踉踉跄跄地回到家，母亲惊讶地看着我，我被冻得全身都僵了，想喊妈妈硬是发不出声。母亲立刻抱出一大堆刨木花，在堂屋烧起一堆蓬蓬大火给我暖身。大火渐渐小了，我才渐渐恢复知觉。
幸运的是八斗居然深藏着一个作家，他成为我的第一个文学朋友。他是八斗学校的范绳祖老师，岳阳人，株洲师范“文革”前的大专班毕业生。他爱人是八斗人，毕业后一起回到了八斗学校当老师。范老师学生年代就在《湖南文学》以健峰的笔名发表了小说《蒙古牛》，在当时的湖南文学界影响很大，《湖南优秀短篇小说选》收录了这篇小说。搞创作的人心里藏着一个愿望就是进入文学史，《蒙古牛》收进了建国以来湖南的优秀短篇小说选集，至少是进入了湖南的文学史，这样的高度是我们一般的业余作者达不到的。
与范老师相处当然要谈文学，谈他的《蒙古牛》。我背得他小说《蒙古牛》的开头，“七九八九，沿河看柳”。在鲜花重放的季节，我打开《湖南优秀短篇小说选》读到“七九八九，沿河看柳”时觉得特别亲切，也特别感慨。我们在一起的几年，他已经不写小说了。我把《株洲文艺》发表的小说给他看，也动员他再拿起笔写，他只是笑一笑，终于没有动笔。他离开了文坛，湖南文学界大概也忘记了他，以“健峰”为笔名，想见当年的范老师是多么地雄心勃勃。他毕竟在湖南的文学史上留下了一笔。
与范老师离别是我1978年考上大学以后。恢复高考给了我一个离开八斗的机会。父亲还是希望我学医，他托人找了一些理科的复习资料给我。我口头答应了父亲，我不想让他伤心。但我还是报的文科，虽然读遍了渌口的中小学名校，小学到高中只读了八年，语文教材以《毛主席语录》为主，《工业基础知识》和《农业基础知识》代替数学物理化学。以这样的文化基础参加高考，还要考理科，是完全不可能的。因为平时爱看书，文学有些基础，文科说不定还有考上的可能。更重要的原因是已经爱上了文学，所以坚决要考文科。记得我是在八斗报的名，考场就设在八斗学校，好像有稀稀拉拉十几个人参加考试。那一年八斗考场就考上我一个人。有意思的是我考上的是株洲师范大专班，范老师毕业的学校，我和他成了校友。范老师请我在他家吃了一顿饭为我送行，他笑着说，八斗就考上你一个人，你是才高八斗啊！后来我在县志上查到，1977-1978年株洲县考上大学的只有86人，与现在的录取率相比，当年考上大学实属不易。
范老师从株洲师范毕业，怀揣着文学梦想来到了八斗，八斗葬送了他的文学夢;我是从八斗生起了文学梦，带着文学的追求考上了株洲师范，我会成为范绳祖第二吗？我未来的前途也是当老师，现在的范绳祖是未来的易介南吗？考上大学离开八斗当然高兴，但是心里还是有一些惆怅，前途充满着迷茫和不确定性。
我没有成为范绳祖第二，社会给我们的发展机会远远多于范老师他们那个时代，个人的命运是与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的。改革开放从1978年开始，共和国开始了辉煌的四十年;1978年也是我人生的起点，也开始了我四十年个人的奋斗与发展。人生四十年与共和国改革开放的四十年重合，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幸运。
回望四十年前生活、工作过的八斗，有着完全不同的意义。我工作和事业的起点是八斗，我的人生不经意地就站在了一个很高的起点上。
易介南，曾在《人民文学》《芙蓉》《湖南文学》《广州文艺》等刊物发表作品。出版有小说集《城市与女人》，戏剧集《同一个月亮》。
责任编辑 袁姣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