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2月2日，北京迎来了2011年冬季第一场雪。北京西北郊一所由仓库改造成的小学里，燕兆时和他的学生们也迎来了冬天。
“打开了接受个人捐款这扇门之后，就意味着学校的生死进入倒计时了。”42岁的燕兆时搓着两手，一副胜败在此一举的表情。
六里屯村已经有部分村民和房地产开发商签了合同，这意味着这里的拆迁工作很快就会启动。2010年8月25开始，燕京小天鹅公益学校（以下简称燕京学校）一直“蜗居”在这个村子的一个废旧仓库里。
下一个家在哪里？燕兆时说他也不知道。
说完这句话，屋子里剩下长时间的安静。
选择，只用了一分钟
纯属偶然，燕兆时的人生在2010年发生了转变，由一名工程师变成了燕校长。
燕兆时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175厘米的身高，眼睛不大，总让人觉得他在笑。只是刚刚年过不惑，却已两鬓斑白。他说话直接，与人沟通从不费力，他会很直接地告诉你需要你做什么，不能做什么，甚至在求人帮忙的时候，都不会说太多的客套话。
在朋友们的印象中，燕兆时性格温和，即便遇见最棘手的问题，也只是挠挠头。平时走路很快，与他一起在学校做志愿者的魏老师说，自己从来都跟不上他的脚步。
1992年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毕业后，燕兆时进入原航空工业部下属的一家科研部门，从事航天飞行器结构的疲劳试验研究。单位在繁华的二环边上，年收入十几万，这样的日子过得舒舒服服。
身为工程师，“教书”却一直是燕兆时心中的情结。燕兆时的母亲是中学教师，从小学开始，燕兆时就喜欢给同学们讲题。大学毕业工作后，他仍时不时给同事、朋友的孩子义务辅导。
2010年上半年，燕兆时开始利用业余时间到燕京学校支教。“那时候学校还在唐家岭，我只是在周末或闲暇时候，给孩子们讲一些数学或科学方面的知识”。
那时候他从没想过自己有一天要去经营这家学校，“唯一想法是给这些城市边缘的孩子好一点的教育”。
一周只上一两次课，燕兆时仍会精心备课，给每一个知识点设计测试题，想方设法补充课外知识。他会结合科幻电影给学生们讲速度的相加，光速绝对的原理。五年级的小玉特别喜欢听燕兆时讲课，“每次上课都像走进一个奇幻而精彩的世界”。
课余，燕兆时也经常听到校长讲“太困难了，不想干了”，但他一直都没有当真。直到7月下旬的一天，燕兆时看到学校院子里面停了一辆厢式货车，工人正在把校长的物品装车，半个多小时后，校长押车回河南了。
校长真的走了。
燕兆时没想到这些，摆在他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不看着这些学生散了，要不做点实际的事情。
没有计划，没有思考。只一分钟的时间，燕兆时和他的朋友决定接手这个学校。他说，最坏的结果就是两个月以后关掉，但是我能再好好地教两个月。
“每一个孩子都是小天鹅”
在今天很多人看来，燕兆时的决定“很冲动”。但他有自己的看法，他说，“这件事总要有人去做，也许在我前面有很多人都应该去做，但最后摊到我头上了。”
长期从事实验工作，燕兆时并不害怕“失败”，也不惧怕承担责任。在原来的单位，每当开会讨论到关键时刻无人发言，燕兆时都会站出来拍板定案。
但现在却有很大不同。之前，他可以对项目风险及可操作性全面评估后，决定做与不做。而这一次决定有些不容考虑。燕兆时坦言，他曾事后认真分析，结论是这个事不可做，可感性又把它推翻了。
2010年8月，燕兆时正式辞职，开始了打工子弟学校全职志愿校长的生涯。他自掏腰包租房、改造、粉刷教室，承担整个学校的运营。半个月后，2010年8月25日，燕京学校的孩子准时报到，“一天都没耽误”。
燕兆时说，他接手学校还有另一个原因，就是可以重新换一批老师，给孩子们更现代更丰富的教学。接手学校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涨工资、换老师。他将老师的平均收入从950元涨到2000元。
“当前打工子弟学校聘请的老师很多都是非师范专业，没有人谈论奥数，也没有人谈论上大学，谈论最多的都是职业教育，生存技能。这样的教育下，孩子未来仍然只能是打工者。”燕兆时说。
“不能有计划地制造第三代农民工。”燕兆时告诉他的学生，“你们和城里的孩子一样，都是小天鹅。只要别把自己当小鸭子，你们能和城里的孩子一样有出息。”
给老师涨工资意味着学校的运营成本将翻番。燕京学校12个全职老师一年工资是28.8万元，还不包括房租、水电以及取暖费等其他支出。而作为全校唯一的收入来源，燕京学校一年的学费也只有28万元。
可燕兆时坚持要把教师的平均工资提高到2000元。他的理由很简单，只有多花钱才能请到好老师，而好的老师才能教出好学生。他不止一次面对媒体说，“孩子没有书包，拿个塑料袋也能上学。他们更需要的是好老师，需要的是别失学。”
除了12名专职老师，燕兆时还引入大批支教志愿者，有的教美术，有的教英语，陆续有400多人参与。
燕兆时说，引入志愿者支教是为了扩展学生的知识面。由于家庭相对贫困，家长们知识水平不高，很多打工子弟无法得到更多的课外知识“补养”。
大幅提高工资之后，燕京学校的经营则直线亏损，2010年7月至今，燕兆时自己从个人积蓄中至少拿出了15万。具体是多少，他已经懒得算细账了，因为就算记了账，“这钱也是自己出”。
即使如此，燕兆时还给约20%的家庭困难的学生减收或免收了学费。他的理由很简单，“绝不能因为交不上学费而将学生拒之门外。”
燕兆时还设立了两万多元的“燕京小天鹅奖学金”，用这种方式，把贫困孩子的学费体面地“还”给他们。
除了金钱，燕兆时把全部精力和时间都花在了学校里。他喜欢看电影，接手学校前，一般电影大片他都不会错过，可现在已一年多没进过电影院。“我们就是一群怀着理想的人，去执著地做一件非常小的事情。”
理想主义的苦恼
单靠理想和执著，并不足以支撑学校的生存，想让学校不散伙，最重要的还是钱。
燕兆时想过各种各样办法“弄钱”。他找过基金支持，但没有项目对口。他想找企业捐助，换来的多数是同情。他参加各种评奖，希望可以赢得奖金。他甚至想联系报社写稿，赚点稿费。内向的燕兆时说，“我前40年加起来都没说过今年这么多话。”为了学校的生存，他主动找媒体、基金机构、企业，“就像一个推销员。”
虽然接触过燕京学校的人多少都会伸出援手，比如给学生捐赠课外书、新书包，也有少数捐款，但这些援助对于学校的运转仍是杯水车薪。燕兆时认为，仅靠零散的捐款不能从长远上解决问题，打工子弟学校需要一种长久的可以复制的助学模式。
燕兆时的理想方案，最好由一家基金会或企业成立打工子弟学校助学基金，依靠基金来负担学校的日常运营成本，例如教师工资、租房。具体账目由第三方的财务公司负责，一切公开。这样老师们就可以专心教书，学校也能长远保留并良性循环。他说，“如果这种模式能被认可，会有更多的打工子弟受益。”
但建立这一模式并非易事，自去年至今，燕兆时始终没能找到合适的基金会或企业。很多人甚至提出，打工子弟的义务教育应该是由政府来承担的，你为何要一个人去坚持。燕兆时说，只有自己做到了，才有资格去争取政府的支持。
今年10月15日，近乎“山穷水尽”的燕兆时终于打开了接受个人捐助的大门，他说：“这是最后没有办法的办法。”
为了推行这一模式，燕兆时常常夜不能眠，“有时候，我的脑子里会冒出一个悲观的情景：两百多个孩子，和一帮志愿者，一起上完最后一节课，然后陆续走出教室。我最后一个出来，关上学校的大门，蹲在地上，痛哭一场。”
燕兆时不敢多想这样的情况，他也不知道自己还能坚持多久。每一次学校搬迁，他都形容为“事关生死”，因为要租下新校舍，还有十几万元的经济缺口。但他一次次对自己说，无论如何，先把眼前这道关过了再说。他特意在名片后印上八个字：但行好事，莫问前程。这虽然有些宿命，但他一直把这当作自己的“精神力量”。
获奖理由★
一个有行动力的理想主义者是我们这个时代应该珍视的。他在社会的缝隙之中，虽身单力薄，却坚强执著，勉力为200多名打工子弟支撑起一小片教育公平的天空。作为基础教育的民间力量，他试图弥补的正是一个庞大的青少年群体在城市与乡村的双重缺失。
简介：
燕兆时，生于北京，42岁。燕京小天鹅公益学校校长。1992年毕业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毕业后在原航天工业部下属科研部门工作。业余时间于打工子弟学校支教，2010年7月，因为支教学校校长离开，燕兆时辞去工作，接手经营学校，成为全职志愿校长。
言论：
“我想让孩子们知道，他们和城里的孩子一样，都是小天鹅。只要别把自己当成小鸭子，他们一定能跟城里孩子一样有出息。”
“打开了接受个人捐款这扇门之后，就意味着学校的生死进入倒计时了。”42岁的燕兆时搓着两手，一副胜败在此一举的表情。
六里屯村已经有部分村民和房地产开发商签了合同，这意味着这里的拆迁工作很快就会启动。2010年8月25开始，燕京小天鹅公益学校（以下简称燕京学校）一直“蜗居”在这个村子的一个废旧仓库里。
下一个家在哪里？燕兆时说他也不知道。
说完这句话，屋子里剩下长时间的安静。
选择，只用了一分钟
纯属偶然，燕兆时的人生在2010年发生了转变，由一名工程师变成了燕校长。
燕兆时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175厘米的身高，眼睛不大，总让人觉得他在笑。只是刚刚年过不惑，却已两鬓斑白。他说话直接，与人沟通从不费力，他会很直接地告诉你需要你做什么，不能做什么，甚至在求人帮忙的时候，都不会说太多的客套话。
在朋友们的印象中，燕兆时性格温和，即便遇见最棘手的问题，也只是挠挠头。平时走路很快，与他一起在学校做志愿者的魏老师说，自己从来都跟不上他的脚步。
1992年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毕业后，燕兆时进入原航空工业部下属的一家科研部门，从事航天飞行器结构的疲劳试验研究。单位在繁华的二环边上，年收入十几万，这样的日子过得舒舒服服。
身为工程师，“教书”却一直是燕兆时心中的情结。燕兆时的母亲是中学教师，从小学开始，燕兆时就喜欢给同学们讲题。大学毕业工作后，他仍时不时给同事、朋友的孩子义务辅导。
2010年上半年，燕兆时开始利用业余时间到燕京学校支教。“那时候学校还在唐家岭，我只是在周末或闲暇时候，给孩子们讲一些数学或科学方面的知识”。
那时候他从没想过自己有一天要去经营这家学校，“唯一想法是给这些城市边缘的孩子好一点的教育”。
一周只上一两次课，燕兆时仍会精心备课，给每一个知识点设计测试题，想方设法补充课外知识。他会结合科幻电影给学生们讲速度的相加，光速绝对的原理。五年级的小玉特别喜欢听燕兆时讲课，“每次上课都像走进一个奇幻而精彩的世界”。
课余，燕兆时也经常听到校长讲“太困难了，不想干了”，但他一直都没有当真。直到7月下旬的一天，燕兆时看到学校院子里面停了一辆厢式货车，工人正在把校长的物品装车，半个多小时后，校长押车回河南了。
校长真的走了。
燕兆时没想到这些，摆在他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不看着这些学生散了，要不做点实际的事情。
没有计划，没有思考。只一分钟的时间，燕兆时和他的朋友决定接手这个学校。他说，最坏的结果就是两个月以后关掉，但是我能再好好地教两个月。
“每一个孩子都是小天鹅”
在今天很多人看来，燕兆时的决定“很冲动”。但他有自己的看法，他说，“这件事总要有人去做，也许在我前面有很多人都应该去做，但最后摊到我头上了。”
长期从事实验工作，燕兆时并不害怕“失败”，也不惧怕承担责任。在原来的单位，每当开会讨论到关键时刻无人发言，燕兆时都会站出来拍板定案。
但现在却有很大不同。之前，他可以对项目风险及可操作性全面评估后，决定做与不做。而这一次决定有些不容考虑。燕兆时坦言，他曾事后认真分析，结论是这个事不可做，可感性又把它推翻了。
2010年8月，燕兆时正式辞职，开始了打工子弟学校全职志愿校长的生涯。他自掏腰包租房、改造、粉刷教室，承担整个学校的运营。半个月后，2010年8月25日，燕京学校的孩子准时报到，“一天都没耽误”。
燕兆时说，他接手学校还有另一个原因，就是可以重新换一批老师，给孩子们更现代更丰富的教学。接手学校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涨工资、换老师。他将老师的平均收入从950元涨到2000元。
“当前打工子弟学校聘请的老师很多都是非师范专业，没有人谈论奥数，也没有人谈论上大学，谈论最多的都是职业教育，生存技能。这样的教育下，孩子未来仍然只能是打工者。”燕兆时说。
“不能有计划地制造第三代农民工。”燕兆时告诉他的学生，“你们和城里的孩子一样，都是小天鹅。只要别把自己当小鸭子，你们能和城里的孩子一样有出息。”
给老师涨工资意味着学校的运营成本将翻番。燕京学校12个全职老师一年工资是28.8万元，还不包括房租、水电以及取暖费等其他支出。而作为全校唯一的收入来源，燕京学校一年的学费也只有28万元。
可燕兆时坚持要把教师的平均工资提高到2000元。他的理由很简单，只有多花钱才能请到好老师，而好的老师才能教出好学生。他不止一次面对媒体说，“孩子没有书包，拿个塑料袋也能上学。他们更需要的是好老师，需要的是别失学。”
除了12名专职老师，燕兆时还引入大批支教志愿者，有的教美术，有的教英语，陆续有400多人参与。
燕兆时说，引入志愿者支教是为了扩展学生的知识面。由于家庭相对贫困，家长们知识水平不高，很多打工子弟无法得到更多的课外知识“补养”。
大幅提高工资之后，燕京学校的经营则直线亏损，2010年7月至今，燕兆时自己从个人积蓄中至少拿出了15万。具体是多少，他已经懒得算细账了，因为就算记了账，“这钱也是自己出”。
即使如此，燕兆时还给约20%的家庭困难的学生减收或免收了学费。他的理由很简单，“绝不能因为交不上学费而将学生拒之门外。”
燕兆时还设立了两万多元的“燕京小天鹅奖学金”，用这种方式，把贫困孩子的学费体面地“还”给他们。
除了金钱，燕兆时把全部精力和时间都花在了学校里。他喜欢看电影，接手学校前，一般电影大片他都不会错过，可现在已一年多没进过电影院。“我们就是一群怀着理想的人，去执著地做一件非常小的事情。”
理想主义的苦恼
单靠理想和执著，并不足以支撑学校的生存，想让学校不散伙，最重要的还是钱。
燕兆时想过各种各样办法“弄钱”。他找过基金支持，但没有项目对口。他想找企业捐助，换来的多数是同情。他参加各种评奖，希望可以赢得奖金。他甚至想联系报社写稿，赚点稿费。内向的燕兆时说，“我前40年加起来都没说过今年这么多话。”为了学校的生存，他主动找媒体、基金机构、企业，“就像一个推销员。”
虽然接触过燕京学校的人多少都会伸出援手，比如给学生捐赠课外书、新书包，也有少数捐款，但这些援助对于学校的运转仍是杯水车薪。燕兆时认为，仅靠零散的捐款不能从长远上解决问题，打工子弟学校需要一种长久的可以复制的助学模式。
燕兆时的理想方案，最好由一家基金会或企业成立打工子弟学校助学基金，依靠基金来负担学校的日常运营成本，例如教师工资、租房。具体账目由第三方的财务公司负责，一切公开。这样老师们就可以专心教书，学校也能长远保留并良性循环。他说，“如果这种模式能被认可，会有更多的打工子弟受益。”
但建立这一模式并非易事，自去年至今，燕兆时始终没能找到合适的基金会或企业。很多人甚至提出，打工子弟的义务教育应该是由政府来承担的，你为何要一个人去坚持。燕兆时说，只有自己做到了，才有资格去争取政府的支持。
今年10月15日，近乎“山穷水尽”的燕兆时终于打开了接受个人捐助的大门，他说：“这是最后没有办法的办法。”
为了推行这一模式，燕兆时常常夜不能眠，“有时候，我的脑子里会冒出一个悲观的情景：两百多个孩子，和一帮志愿者，一起上完最后一节课，然后陆续走出教室。我最后一个出来，关上学校的大门，蹲在地上，痛哭一场。”
燕兆时不敢多想这样的情况，他也不知道自己还能坚持多久。每一次学校搬迁，他都形容为“事关生死”，因为要租下新校舍，还有十几万元的经济缺口。但他一次次对自己说，无论如何，先把眼前这道关过了再说。他特意在名片后印上八个字：但行好事，莫问前程。这虽然有些宿命，但他一直把这当作自己的“精神力量”。
获奖理由★
一个有行动力的理想主义者是我们这个时代应该珍视的。他在社会的缝隙之中，虽身单力薄，却坚强执著，勉力为200多名打工子弟支撑起一小片教育公平的天空。作为基础教育的民间力量，他试图弥补的正是一个庞大的青少年群体在城市与乡村的双重缺失。
简介：
燕兆时，生于北京，42岁。燕京小天鹅公益学校校长。1992年毕业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毕业后在原航天工业部下属科研部门工作。业余时间于打工子弟学校支教，2010年7月，因为支教学校校长离开，燕兆时辞去工作，接手经营学校，成为全职志愿校长。
言论：
“我想让孩子们知道，他们和城里的孩子一样，都是小天鹅。只要别把自己当成小鸭子，他们一定能跟城里孩子一样有出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