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源(1906—2003)，浙江海盐人，鲁迅先生晚年的学生和战友，20世纪20年代后期投身于中国新文化运动，1933年开始在茅盾先生领导下编辑全国影响最大的文学刊物——《文学》，1934年下半年起又在鲁迅直接领导下编辑《译文》月刊，而誉满文坛。1937年，日军进攻上海，1938年黄源毅然投笔从戎，到皖南参加新四军，与朱镜我、李一氓、彭康等同志一起从事新四军文化工作，任军部文委委员，《抗敌》杂志编委，《新四军一日》主编。1941年初在“皖南事变”中却突然失踪。
　　叶挺将军在狱中给党中央的信中这样说：“闻黄源亦死于此次‘皖南惨变’，在阵中头部受弹伤，立即殒命。黄源到皖南军中后，参加军中工作，工作努力，成绩亦甚好。在此次惨变中，忍受奔波饥饿之苦，形容憔悴，又不免一死，痛哉!”1941年4月1日重庆《新华日报》发表了石西民同志《悼黄源》一文，文中说：“一个不幸的消息传来，说鲁迅先生的高足，《译文》杂志的主编黄源先生在‘皖南事变’突围中牺牲了……”看来黄源必死无疑。重庆《新华日报》报导黄源的阵亡消息后，在重庆当高级护士的黄源的妹妹黄启凤，哭得死去活来，抱着一线希望，曾到重庆新华日报社去查询黄源的生死，结果被告知：据可靠消息黄源已经不幸牺牲了，劝她节哀自重。然而黄源并没有死，1941年5月，黄源神奇般的回到新四军苏北军部，陈毅军长热情地欢迎他，并幽默地说：“我们以为你尽忠报国了。”并给他一盒雪茄烟，算是对他起死回生的祝贺。
　　我与黄源年龄相差近40岁，因我的堂姐许粤华在嘉兴秀久中学求学时与黄源相爱，后结为夫妻，由于战乱的原因，于1941年与黄源分手，后与黎烈文结为夫妻，因而对黄源早就知情，但疏于往来。1996年，黄源应邀参加张乐平纪念馆落成仪式到海盐，先后两次到我家，黄源要将藏书近万册赠于海盐，并委托我办理此事，因而过往甚密，谈话也就多了起来。从上海从事文化反围剿到抗日战争投笔从戎，从个人爱好到故人情谊什么都谈，每次去西湖葛岭或浙江医院，每次总有一个话题。其中1996年7月，黄老正在改写他的回忆录，我听他讲“皖南事变”中九死一生，侥幸突出重围，一段尘封在老人56年前的历险，一个传奇色彩的新四军文化战士，呈现在我们眼前，黄源不是一个指挥作战的军人，不可能了解整个“皖南事变”的全过程，但他真实讲述自己在这场事变中突围时的经过，和一个参加革命不久的文化战士突围时的心态，使人感到真实可信，于是我把这段事记了下来。
　　
　　事 变 前 夜
　　
　　1941年初，抗日战争已进入相持阶段，日寇因战线太长又不能尽快解决战斗，在中国面临两个战场：一个是蒋介石指挥的国民党军队，一个是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八路军。日寇采用两面手法，对消极抗战的国民党军队采取诱降，而对我八路军、新四军实行围剿，而国民党反动派为了消灭抗日力量，也把枪口对准了八路军和新四军，精心策划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事变前，新四军军部为了适应抗日形势发展需要，在小河口建立了印刷厂，叶挺将军十分重视印刷厂的工作，称印刷厂是“文化战斗堡垒”，为了加强印刷所的政治思想工作和保证印刷技术质量，军部领导委派在军部担任文委委员，兼驻会秘书的黄源去印刷所任副所长。事变前夕所长陈昌吉又奉命调往军部工作。印刷所的重担落到黄源肩上。1939年年底根据军部的命令，黄源将身体弱的同志和部分印刷机和物资随先遣队运往苏北，将留下的同志按战斗部队形式重新编队。由于文人的本能，黄源请示政治部以后，给政治部所属单位每人印发一本《进军日记》，要求大家记录行军途中所见所闻，准备到苏北根据地后在《抗敌》杂志上连载，编辑一本新四军北上抗日的《行军日记》。随着形势的日益紧张，黄源领导所里的同志将不能带走的笨重器物掩埋在离印刷所不远的李村等地，可以带走的铅字、文稿、油印设备分成近百副担子，由各队挑着行军。黄源又巧妙地将多余的纸张，利用原来搞统战时与宣城国民党专员公署的关系，廉价卖给了他们，减少行军负担，减少了印刷所的经济损失。
　　
　　艰 难 的 行 军
　　
　　1941年1月2日上午，军部领导向印刷所传达军部命令：“全体人员不准到处乱跑”，黄源意识到队伍就要开拔了。10时军部正式下达命令，深夜12时出发，政治部的行军序列在军部秘书处之后。大家心情十分激动，也很紧张，大队人马鱼贯从黄源身边经过，军部一走完，政治部就开始行动，印刷所排在队伍最后面。天空漆黑一片，走了一段，前面就亮起灯笼、火把，一队接一队的向前走。由于政治部是出发前新编的纵队编组和干部任命，在事变前匆忙宣布，对这次北移的路线和可能遇到的阻击动员说明不清，一出发队伍就显得零乱。到达章家渡时，天已显鱼肚白，过桥时，桥头灯光很亮，因连日降雨，河水猛涨，水位比原来升高一尺多，原来用美孚油箱架的浮桥，因水涨而河床加宽短了一段，所以临时加了一段。因人多拥挤，桥又不牢固，仅通过千把人，浮桥就断成两截，大家只好卷起裤管涉水过河。黄源在警卫员扶持下顺利过了河，现场显得很混乱，行军的速度十分缓慢。途中，黄源碰到赖少其同志，赖少其属三支队的，他刚从繁昌过来，赖告诉黄源芜湖的外围还在我们控制之中。天亮以后，军部命令在茂林整休一天。黄源接到命令要印刷所就地做好老百姓的宣传工作，散发传单，宣传新四军要北上抗日，沿路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阻击等内容。6日晚，袁国平的命令下来了，说部队晚上12时出发，黄源和印刷所的同志们随即找了一个地方打了一个瞌睡，部队开始行动。听说军部决定要从丕岭突出去，据支队一位领导讲，从丕岭突出去是项政委的主张，项政委熟悉那里的情况，那年项英曾带领三、四十名战士在敌人的重围下神不知、鬼不觉地越过这个口子，现在项政委要带领部队再一次从这个口子冲出包围圈。但当年是当年，这次丕岭口有国民党七十九师固守，口子前面有四个坚固的拦截去路的工事，而事前对这些情况都不清楚。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贻，项政委凭以往经验出发，犯了兵家之大忌，酿成我军这次突围出师不利的局面。
　　天刚亮，但天空仍然阴云密布，敌工部长林植夫匆匆奔来找黄源，要黄源代表政治部立即去三团传达一项命令，要三团组织有关同志去敌军作瓦解工作，使部分敌人等待观望，不主动向我军紧追，以牵制部分敌军的进攻力量。黄源领命前往三团，走到半山腰，碰到军部作战参谋也在向三团传达命令。石井坑山头制高点被敌军攻占，我军伤亡惨重，要三团组织一个营的力量夺回山头，以减少我军伤亡，为部队突围扫除障碍。然此时国民党前敌指挥官上官云相命令总攻，我军虽拼死争夺，终因寡不敌众，未能夺回。黄源传达完政治命令以后，又碰到了在三纵队的赖少其，赖少其握着黄源的手心急万分地说：“老黄你回去的路上由于石井坑制高点被敌军占领，部队退下来了，形势已十分危急，你赶快回政治部吧!”黄源点点头，心中十分感激老战友的关心，马不停蹄赶回石井坑时，找不到政治部的人，打听以后才知道政治部已移至对面山顶上，黄源拼命爬上山顶复命。政治部的人都在山顶一侧，坐成一圈，组织部长李志芳身体不好半躺在地上，秘书长黄诚负责指挥政治部所属的队伍，在这块临时驻地，人进人出，每个人的脸上都十分严肃紧张。宣传部长朱镜我、敌工部长林植夫、统战部部长夏征农都在召集各路人员交谈，整个气氛由于流弹像飞蝗一样从四周掠过而变得异常紧张。黄源坐下来和几个认识的同志谈论下一步到底怎么办，但谁也说不清，不过大家相信叶军长能带领队伍冲出重围，相信这位身经百战的北伐军铁军头头能使部队转危为安。但由于没有粮食，干粮也所剩无几，大家已两天未沾水米，人员已显险状，而国民党的一个师已成袋状向我军包抄过来，黄源深深感到形势比两天前已明显吃紧了。此时的黄源反而镇静起来，感到自己真的在战场，在与敌人作战了……这一天枪声时紧时密一直持续到傍晚，后来突然听到几声迫击炮声，枪声突然停止了，大家就坐了起来，有的干脆在山头上走动，大家也不知前方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都相互探视。这时敌工部长林植夫拍拍军帽说：“你们看，敌人准是给我军打下去了，听听，现在枪声没有了。”大家也不知真假，反正心总算松了一下。其实，此时敌军已攻占石井坑周围所有山头、岭口，突围的机会越来越小了。而政治部的同志对事态的发展已不太敏感了。李志芳部长吹响了哨子，队伍重新靠拢、归队，队伍又要行动了。教导队冯飞达看到黄源身挎驳壳枪，凑过来开玩笑似地说：“老黄你也武装起来啦!”黄源笑了笑不予回答。一边继续听警卫员们议论战况，一边警觉地注视着前方。蓦然回首，黄源看见一支队伍在向山沟那边走，仅有五、六百人，黄源很纳闷：他们会往哪里走呢?又见项英和几位军部首长都站了起来，凭经验黄源估计又要上路了。正想站起来，突然想到自己归政治部指挥，不能再跟军部首长走了，因而只呆呆地看着警卫员跟着项英等军首长走了，最后只剩下他和警卫员、马佚3人。这时黄源感到有些茫然，环顾左右，只见东南局和地下党的同志都在那里换装，有的穿长衫，有的穿西装，有的打扮成老百姓模样，看样子他们都准备化装分散突围了。原来此时军部已发出决定分路分散突围，以减少目标，突围后再回根据地报到的命令，没有人向黄源传达命令，见此情况黄源横了横心：反正找不到政治部的队伍，就跟东南局冲出去了。走了2个时辰，前面的水机枪响了起来，子弹又在头顶上飞，原来对面山头上的敌人发现了他们，正在扫射阻击他们前进，前进的队伍又乱了，有的不顾死活往前冲，有的就地伏倒，东南局的人也四散奔跑，场面极其混乱。
　　


　　跟着三团突围
　　
　　此时天也渐渐暗下来，而敌人的枪声越来越密集，四周的曳光弹闪耀，流弹飞舞，一不小心就会中弹。黄源顿时失去了方向，警卫员和马佚也呆呆地看着黄源，虽然到处是自己的队伍，但都不熟悉，黄源平时活动范围仅限军部和政治部的人，这时黄源确有些急了。忽然黄源发现原军部所在山头上又下来一支队伍，黄源想反正再也无法找到政治部，现在也不是找的时候，就跟这支部队走吧!等到目的地时向政治部说明情况也来得及。于是又招呼警卫员和马佚站在旁边，随便找个空隙插进了这次队伍，因处在紧急行动中，队伍中也没有人问他们属哪个部门，反正总是自己的人，又见黄源挎着驳壳枪，总是个当官的。走了一阵，黄源熬不住，凑上去向一个战士打听一下，原来他们是新三团的直属队，大都是号兵、医务兵，只有一个武装排在掩护他们向下冲。敌人的机枪一响，大家就伏倒，枪声稍疏一点，又跟着武装排向前冲，就这样时起时伏在夜幕的掩护下在黑暗中拼命向外冲，武装排跑得快，而那些小号兵、医务兵跟不上，前后距离似远似近，越拉越大，队伍又分成几截。黄源此时也不知哪来的勇气，手中握着驳壳枪，后面跟着警卫员和马佚，跑得慢的号兵和医务兵都跟在他后面跑，黄源觉得自己责任重大，跟着他的队伍，他才算有驳壳枪的官。冲到一个拐弯处，半路突然杀出个“程咬金”，一听口音是国民党的川军，向他们方向奔来，不知是逃兵，还是被冲散了，黄源急中生智，向警卫员使了眼色，举起驳壳枪大声喝道：“缴枪不杀。”那川军一见碰到这么多新四军，吓得软了腿，连声乞求：“别开枪，我投降。”一口纯正的四川话，黄源一追问，原来那四川兵是国民党刚从四川调来围剿新四军的，他是一个联络通讯员，正在联络合围的其他部队。黄源一听是联络兵，就不能放了他，否则会对我军增加麻烦，同时也想到说不定带着他还可派派用场。黄源命令警卫员和马佚押着他一起走，那个四川兵倒也听话，乖乖地跟着他们跑。大地一片漆黑，到处可以听到枪声、脚步声，突然前面响起了口令声，而且到处可以听见部队行动声响，黄源意识到已经进入敌人封锁线，每听到问口令声，黄源马上用枪抵着四川兵叫他回口令，每过一段就有查口令的，每次总由四川兵回令。因这里是川军防区，听到四川兵回令，就以为是自己人，前后7、8次，幸亏抓了这个四川兵，否则怎么也过不去的。黄源这个带着眼镜的文化人凭着他的机智、勇敢带着这几十号人终于冲出重围，远离了山脉，踏上平地，枪声也越来越远了，黄源稍稍地松了一口气，警卫员和马佚脸上露出了喜色……谁知这是冲出重围的第一关，无数艰难和险阻又将开始。
　　大家拖着疲乏的身体就地喘息一会儿，有的人开始找水喝，有干粮的直往袋子里掏……这时马佚悄悄告诉黄源，轻声轻气地说：“首长，这个队伍不能打仗，拖着一帮人有危险，我们还是自己走吧。”看来这个平时不太讲话的皖南马佚思想有些动摇了。但这个话像闪电一样，实在使黄源惊了一下，《毁灭》中知识分子梅迪克的形象跳了出来，梅迪克这个胆小鬼在战斗中开了小差，一个人落荒而逃，成了可耻的叛徒，黄源再三提醒自己不能当梅迪克，不能开小差，一定要和大家一起设法冲出重围，一定要重新回到新四军。此时黄源对着马佚严肃地说：“绝对不能离队，死也跟着大家一起行动。”马佚见黄源脸部青筋凸起，一脸怒气，再也不敢吱声，对着警卫员喃喃地说：“我也为着首长安全。”黄源他们突出了国民党顽固派军队的重重封锁线。
　　
　　从宣城到丹阳
　　
　　黄源跟着马佚来到宣城郊外一个小村子，走进一农户的伙房内坐下来，却不见房屋的主人，黄源请马佚出去打听一下情况，黄源就坐在这户农家伙房内等着，从伙房的格子窗孔一望，大吃一惊，一队国民党军队正向村子里走来，看样子是来搜查我军失散人员的。真是大难当头各自飞，黄源不能再等马佚了，从农民家边门急速逃出，一个人出得村子，慌不择路，在黄源面前此时已无路可走，只有继续沿着青弋江往前走，但一个人走，心中不免感到有些孤单和紧张，前几天有警卫员、小号兵、马佚陪伴，此时黄源更加想念马佚。跑出村子仅三四里地，望见前面有一个人在奔跑，黄源觉得这个人身影很熟悉，用手擦了擦眼镜，终于看见了前面奔跑的就是他想念的马佚，黄源一边加快步伐，一边喊他的名字，马佚听到有人呼喊他，马上站住了脚步，等着黄源前来。原来马佚刚走进村就发现国民党军队的搜村，就急忙跑回那户人家，找黄源，见那户人家已有国民党军队在搜查，吓得急忙退了回来，夺路而逃，心里琢磨着首长肯定遭殃了，没想到还能相会。一席话把黄源说得热乎乎的，毕竟是革命群众，而这次劫难使他们真有点难舍难分。黄源和马佚一边走一边商量：一直往前走看来也有危险，说不定还会碰上搜村子的敌人或敌人后援部队，只有渡过青弋江才能摆脱险境。现在只要找到渡江的船，就等于找到了生路。于是两人一边走，一边观察江面的船只，正午时分，只见马佚突然向前狂奔，原来前面江中有一渡船，“真是天助我也!”黄源想。马佚边跑边喊，直奔船边，黄源紧追不已，跑到船边，见船中已坐着3名衣衫褴褛、浑身泥血的新四军战士，看样子也是九死一生突围出来的，而黄源和马佚已老百姓打扮，大家都急于过江，相互也不打招呼。船家篙子用力一撑，三五下已至江心，对岸没有枪声，真是谢天谢地，船到对岸，只见3名新四军战士，用力一蹬，飞身上岸，一下子消失在蒿草树丛之中，船家也不向他们要船钱。黄源身边没有零钱，用大钱又怕引起船家怀疑，正在尴尬，船家见他们两人衣着不整，脸带伤痕，估计八成也是突围出来的新四军，也不向他们要船钱，反而催促他们赶快上岸。黄源他们上岸以后，见船家早已自顾撑篙回对岸了。看来老百姓也是冒着生命危险在帮助他们呢!黄源站在岸边向船家挥挥手，算是道谢，立即拍了一下马佚肩膀，迅速向3名战士奔跑的方向夺命而去。
　　马佚的家在宣城，他是前年才到新四军，饲养和管理首长的马匹的，马佚想邀黄源到宣城躲一阵子，等风头过了，再想办法找部队。黄源此时说实话没有马佚的帮助已难以行动，但考虑到马佚家附近人员混杂，突然家中来了个生人，难免引起左右邻居的猜疑。马佚给他找了个离他家不远但较清静的小山村住下来，小山村里错落五六户人家，房屋旁边都有树木和竹林相隔，村民看上去都很淳朴，黄源住的那户人家的主人与马佚相熟，对黄源很客气。住下以后，黄源取下背在内衣外层的包袱，取出贰圆钱，请马佚到宣城买几条烟送给保长，就说他有个远房亲戚，因外面在打仗，路上不安全想过了年再走。这保长平时与马佚家关系尚可，又见马佚送了礼，也就趁势推舟，连说：“不碍事，不碍事。”有了保长这句话，马佚胆子大了不少，那时已是旧历年三十，家家户户在张罗着过传统春节，黄源看到自己流落他乡，首长和同志们又没有消息，生死未卜，想想心中不免伤感。晚饭时分，马佚兴冲冲地赶来招呼黄源去他家吃年夜饭，房东不允，说虽没有大鱼大肉，但杀了只鸡，请黄源在他家吃，最后经不起马佚的左说右说，还是把黄源拉去了。马佚一家人热情欢迎黄源，还请黄源坐上席，虽然桌上没有大鱼大肉，却有红、白两大碗鸡肉，还有多个蔬菜，在那兵荒马乱的年代，老百姓今天算是最丰盛的宴席了，经过这段时间折腾，能在马佚家吃上这么好的菜，着实使黄源高兴了一阵子。初一以后，马佚又带着黄源跑了他的几家亲戚，天天有好菜吃，还说过了正月十五，一定设法把他送出去，黄源心中实在感谢这么仅跟了他半年的马佚，却如此忠实、诚恳地对待他。那保长也还算讲信用，没有去告密报告敌人，也没有碰到叛徒什么的。黄源在这小山村度过了他60年后仍然念念不忘的年三十和那顿令人回味和心酸的年夜饭。后在马佚的帮助下来到丹阳。
　　


　　智斗地头蛇
　　
　　丹阳地区已不再是敌人的包围圈范围内，黄源又一次逃过了敌人搜捕的险境。
　　黄源很快发现了前面有一个村庄，远处田野中隐约发现有人还在地里干活，就走上去问路，那是一个老实巴巴的农民。黄源问他怎么过宁沪路，能否帮他们带个路，还告诉他耽误的时间会付钱的。那农民见他们态度和气，待人诚恳，便老老实实地告诉他们：“现在国军正在修路、挖壕沟，路两边的壕沟又深又宽，很难过得去的。而且壕沟两边都有大兵岗哨和流动哨，一旦发现偷越封锁线，被大兵捉到要杀头的，如果发现逃跑就开枪把你射死。前几天就有人偷越铁路时被他们射死好几个。”黄源无奈地问那农民：“难道说就没有什么办法可想，千万请老乡帮个忙。”那老实的农民看看他们，很同情，有心帮助他们，他手撑着铁钯想了想说：“要么这样吧，今夜天色已晚，你们先到我家宿一夜，我家离铁路很近，我托人帮你们想想办法吧。”黄源看那人模样和说话的神情，吃准是个地道的农民，不会有什么坏心思，说声谢谢，表示愿意跟他去。农民背起铁钯一边走一边说：“我得先去和东家说一声，这是我们做长工的规矩，我东家就在小镇上，你们在外面杂货店那里等我，我回复东家后速速回来。”说完就往他东家奔去。黄源看见附近还有几家店没打烊，便走过去割了二斤肉，买了几样熟菜，等待农民回来。一会儿，那农民便喜滋滋地回来了，说他已经和东家请了几天假，用手指了指靠近铁路的那个村子说：“前面那好几间屋就是我的家。”黄源跟着那农民走了一袋烟功夫，果然就到了他的家，有五间屋和两间灶间，屋虽不大，家里也还整洁。
　　第二天黄源起了个早送走了马佚。马佚走了以后，黄源感到很孤单，但两年的战斗生活，又使他变得冷静沉着，好在还有那个老实农民搭讪，总算还有个讲话的人。其实，黄源住的地方不是那长工的家，而是他流氓叔叔的家，长工已父母双亡，那流氓叔叔收养了他，但不当他是自己人。十几岁就把他推出去做长工，因而叔侄之间谈不上什么亲情，因而平时就住在东家，黄源一连住了几天，黄源又和他家的人混熟了。一天晚上趁那流氓酒足饭饱以后，正在大吹大擂之时，黄源向流氓讲，他想去趟常州办点货，那流氓一听黄源要去趟常州，他胸脯一拍说：“去常州可以乘火车去，又安全，又舒服，我帮你到城里弄张买火车票的“良民证”，但要花点小钱才能办到。”黄源见那流氓倒也仗义，便再三拜托，并当场给了他一些钱希望他尽快帮他办妥。那流氓一听尽快办妥，马上变了脸色：“你以为去买碗云吞饺子，哪有那么容易，我帮你办可以，按常规至少一个礼拜，时间快不了。”黄源见流氓翻了脸，开始时一惊，后来听说是时间要长一点，虽然知道那流氓在耍滑头、卖关子，但也没有其它办法，黄源只好强装笑脸，一再表示感谢，又故意对他奉承了一番，那流氓笑嘻嘻地丢下一句话：“你耐心等着吧!”就又上别的地方鬼混去了。
　　第三天上午，那流氓说今天要去拿良民证，叫黄源在家等他，可是到了傍晚时分，那流氓还没有回来，黄源急得在屋内来回踱步。用热锅上的蚂蚁来形容他当时的心情一点也不过分，钱也花得差不多了，再这样下去怎么得了?反复思考着那流氓会不会又要耍花招?走到屋门前望了又望，不见那流氓的踪影，那一天真是度日如年，分分秒秒都是愁……掌灯时分，黄源听见一个熟悉的声音，那流氓哼着下流小调回来了，黄源三步并作两步走，迎了上去，只见那流氓慢条斯理地说：“等急了吧，我大爷出马没有办不到的事!”锣鼓听声，说话听音，黄源知道事情已经办成了，忙向他道谢，那流氓故意放长调子：“可又花了不少钱哪!要不是刘副官帮忙，此事还真有点难办!”黄源知道那流氓还要敲一笔钱，连忙说：“那钱当然应当由我支付，还能让你破费吗?”这时那流氓才慢慢将手伸进口袋将良民证给了黄源。当黄源回忆起这段时间经过，感慨地说：“那几天，真是伍子胥过韶关，把头发都急白了。”这天晚上黄源总算睡了一个安稳觉。
　　
　　重回大上海
　　
　　在丹阳火车站，随着“呜呜”几声长鸣，火车缓缓驶进站台，黄源从容地登上火车，找了一个靠窗的位子坐下，望着苍茫的苏北大地，黄源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点上一支烟，吸了起来……随着几声咔嚓声，列车终于开动了，车厢内乘客稀少，有一小队日本宪兵在车厢内来回走动。黄源有了“良民证”这张护身符，而且自己又会讲日本话，所以心里十分平静，窗外火车在一站又一站地通过，黄源陷入沉思。他老想着叶挺军长、政治部的领导，印刷所的同志们，他们现在在哪里?是生还是死?也想着忠实的马佚是否安抵皖南?……随着时间的推移，黄源知道上海已在眼前，烟一支接一支的吸着，听到汽笛长鸣，上海终于到了。黄源整了整衣服，急匆匆出了车站，坐上出租汽车，关照司机开往法英租界交界处的大世界。汽车不能过界，黄源下车后直奔巨籁路(即今巨鹿路)浦东大楼对面的一个弄堂内，在福润里8号前停下来。黄源在1937年抗战爆发后，从这里离开文化生活出版社回家乡参加抗战。黄源熟悉这里的每一条弄堂，黄源缓步拐进弄堂口，左手转弯，再走进一条狭小弄堂底停下，黄源是来文化生活出版社找老朋友的，这弄堂黄源再熟悉不过了。他从文化生活社后门轻手轻脚地推开门，悄悄跨进门，因为离开2年多时间了，不知这里是否有变化，因而他十分小心。门内没有人，看看周围，似乎没有变化，就慢慢登上二楼，见客室里坐着陆圣泉(即散文家、翻译家陆蠡)，老朋友见面分外高兴，柳静(吴朗西夫人)听到黄源回来了，也从房间内出来，与黄源相见。见黄源一副奇特的打扮和憔悴的脸孔，带着几分疑问：“你啥时到上海的?你现在怎么样?”老朋友面前黄源也不隐瞒：“我是皖南这场战事中九死一生突围出来的，现在只有在上海重新找关系，设法重新回苏北根据地，其它的事，慢慢再告诉你们。”黄源打断了他们的问话，柳静说：“那么，先住下来再说。”圣泉说：“还是让他住在他以往住过的那间过街楼客房，反正现在也没人住。”黄源表示同意。
　　晚饭以后，圣泉和柳静一起到黄源的房里。圣泉是黄源“劳大”时的挚友，又是同个地区的人，过去两人是无话不谈，可今天黄源却不愿多谈这次事变的情况，毕竟分开二、三年了，彼此的情况有了很大变化，思想认识也各不相同，因而黄源避实就虚，一下子转到打听巴金等人的下落。才知巴金已往内地去开办文化生活社分社事宜去了，上海的业务由圣泉一人操劳着，许广平先生仍住在原地方，又探问了他们是否知道他妻子的情况，柳静告诉他许粤华早已去了福建，在协助黎烈文办出版社，圣泉把他妻子的通讯地址抄给他。看看时间不早，他俩也就告辞，关照黄源今天路途劳顿，应早点休息。
　　第二天一早，黄源就去霞飞路许广平家，离开上海二、三年，一踏上扶梯黄源就一阵心酸，鲁迅先生健在时，一听见黄源来的声音，马上就会从椅子上站起来迎接他，此情此景仿佛还在昨天一样。一跨进门栏，许广平见到黄源的突然到来，惊喜参半，热情真诚地接待他，黄源此时也心潮澎湃。想自己过去经常出入鲁迅先生家，是学生和非党的身份，今天自己已成了一名新四军的战士，一个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共产党员，对着先生的遗像，黄源默想着：若先生知道他离沪后的变化，一定会感到欣喜的。在许广平面前，黄源没有什么可以隐瞒的，他告诉她，自己是从“皖南事变”中侥幸突围出来的，他不但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还光荣地加入了共产党，现在请先生帮他与上海的地下党联系上，还要把妻子许粤华一起带到苏北革命根据地，而且要越快越好，许广平先生听后十分高兴，并告诉黄源，鲁迅的遗物她全部保存着，将来总有一天会派上用场。黄源临走时，许广平请黄源尽可放心，她有把握会很快帮他与党联系上的。
　　


　　第二天下午，圣泉告诉黄源有人来找他，黄源到会客室与来人见面。一见面黄源吃了一惊，来人不是别人，原来是他到印刷所不久就调离印刷所的所长陈昌吉，当时通知只说调往军部，按纪律黄源也不好多问，原来陈昌吉是上海大名鼎鼎的大老板刘鸿生的亲戚。正是有这么一层保护伞，党决定派陈昌吉回上海，作军部派驻上海的联络员，今天上海党组织派他来联络。老战友劫后重逢，喜不打从一处来，黄源就像一个孩子见到了妈妈。因为陈昌吉今天是代表党组织来和他联络的，黄源把自己怎么侥幸突出重围和几经磨难回到上海的情况向他详细汇报。陈昌吉认真地听完他那一段传奇经历，告诉他事变以后，组织曾多方打探他的消息，都以为他在突围时牺牲了，军部十分关心他和他的家庭，他回来了，大家都很高兴，会尽快把他的情况和要求转达给军部首长的。黄源激动地握着陈昌吉同志的手，相互注视对方，好像一对久别重逢的情人。临走时，陈昌吉同志问他还有什么要求，黄源说：“还有一个请求，不知军部同意否?我到上海后才知道我的妻子许粤华在福建黎烈文主持的出版社工作，她曾在日本留过学，也是搞文学和翻译的，我想这次把她带到苏北根据地，请组织考虑。”陈昌吉点了点头，同意把这件事一并报告军部。还关心地对黄源说：“你这次历尽艰险，先在上海休息一下，去苏北的时间组织会安排的，你不必过分心急，考虑到你的安全，你的住处会另外安排，过几天我会来接你去的。”黄源十分感激组织的关心，一再表示，只要妻子一到上海，希望组织尽快安排去苏北，他十分想念共同战斗的同志们。这一天，是黄源几个月来最高兴的一天，只有当一个失去战斗集体、失去组织关心的人，才会有这种体会，才会体会革命大家庭的温暖。
　　过了二、三天，陈昌吉同志又来了，他给黄源带来军部的关怀，告诉他军部知道他还活着的消息，非常高兴，军部同意他把妻子带到苏北参加革命。并把黄源带到南京西路静安寺附近一个大弄堂内，让他独自住在一间白俄出租的亭子间里。这里除了陈昌吉和陆圣泉两人知道他的住所外，一切按上海地下党组织纪律和新四军上海办事处规定的避难者纪律行动。甚至连吃饭也按事先定好的在小弄堂内一个小食店就餐。经过三个月的奔波，黄源在上海党组织的安排下得到暂时安定的生活。
　　黄源在上海那段时间除了到许广平处以外，还去看了楼适夷，但刚巧他不在，无缘相见。亲戚中也只看了表妹谈士筠。在一天出去逛马路时，还差一点出了乱子，那天出门在逛马路时，发现1928年东京留学时认识的现当了汪伪汉奸的樊仲云的弟弟迎面过来，黄源立即转身往一条两头通的弄堂内进去，从另一头出来，才避开了这条恶狗，此时黄源才体会到组织为什么要这样严格地规定他的行动。
　　在上海等了许久，没有等到妻子许粤华的到来，却收到妻子与他永别的信，由于战乱，打碎了他们的幸福生活，被迫使他们永远分离了。黄源没有埋怨自己的妻子，因为他知道中国有多少家庭在日寇侵略者的战火中失去了家园，失去了亲人，国难当头，匹夫有责，为了抗击日本侵略，他认为自己的牺牲算不得什么。他马上设法与陈昌吉联系，要尽快回苏北。昌吉理解黄源的心情，经与组织联系，决定四月底设法让他离沪。在一个月明星稀的夜晚，黄源跟着向导，跟着其它归队的同志，从吴淞口乘船渡海，通过一条地下党精心安排的海上通道到达苏北。上岸后，跟着向导走了四十几里，便进入新四军控制的地区，安全抵达了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