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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2月21日，是著名地质学家丁道衡先生逝世63周年纪念日，2019年就是先生120周年诞辰。先生虽然离开我们已经63年了，但是，他的人格风范一直为后学所景仰，他的创业精神一直鼓舞着地学界同仁，他所创造的业绩为国家带来了大量物质财富。
丁道衡先生是科学大师、民主先贤、学术精英、业界楷模。
一
1899年11月4日，丁道衡出生于贵州织金县牛场街的书香世家，其叔祖父是晚清名臣丁宝桢，曾任山东巡抚、四川总督，为官清正，在治理黄河和都江堰水利工程上贡献颇大。祖父丁体文曾任黄州知府，父亲曾任清镇县知县。丁道衡自幼聪明，勤奋好学，并多次随在外省为官的长辈远游，眼界开阔。
五四运动刚过不久，1919年7月，青年丁道衡在贵阳模范中学毕业，面对政治腐败、经济落后、积贫积弱的国家和列强欺凌的时局，面对着人生的抉择，是选择升官发财之路，还是科学救国之路？丁道衡毅然选择了走向大山荒野，选择了爬山越岭，选择了地质科学，志在勘查、开发国家的矿产资源，使我中华强大起来。他以全省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预科甲部，1921年入北京大学地质系本科学习。由于学习刻苦，品学兼优，于1926年留校任助教，从事地史和古生物研究。当时在北京大学地质系担任教授的均是地质界德高望重的一流学者，丁道衡得到了地质界三大杰出人士（丁文江、李四光、翁文灏）以及古生物学家葛利普教授等人的教诲，打下了良好的德育、智育基础。
二
就在丁道衡大学刚刚毕业、就任北京大学地质系助教不久，我国的一些重要学术团体在北京组建了中国学术团体协会。协会成立之初，正值瑞典人斯文·赫定再次来华，要求率国外科学考察团在我国西北地区进行考察活动。在中国政府的协调下，中国学术团体协会与斯文·赫定签订了合作协议，于1927年4月26日共同组成了中外西北科学考察团，由北京大学教务长徐炳昶和斯文·赫定分别担任中、外团长，并协定中国团员10人，外籍团员17人。由于丁道衡地质基础扎实，工作认真细致，被考察团选中，应邀参加了该团，负责地质及古生物研究，并调查沿途矿产。
令人惊喜的是，这是中国人第一次自主开展的大型科学考察。考察团的全部经费由外方负责，但全部考察采集标本物品都交由中国学术团体协会保存，瑞方只可得到地质采集品的副本。凡有涉及国防事务的一律不许考察。当时有些外国人瞧不起中国科学家，更看不起年轻的地质工作者，不相信中国人在考察中会取得成果。考察团还未启程，欧洲国家一些驻华使团就散布流言说：“中国能懂得沙漠是什么？只要走出包头不远，定将返回北平。”丁道衡等考察团成员决心用考察的成果来回击这些侮辱和挑衅。在考察途中，他们顶风沙雨雪、冒严寒酷暑，涉大漠、爬高山，风餐露宿，历时三年，出色完成了西北科学考察的任务。正如科学家巴士德所说：“在观察的领域，机遇只降临有准备的头脑。”终于，机遇降临给了这个28岁的风华正茂、勤奋有为的青年地质学家丁道衡。
1927年5月9日，西北科学考察团从北京出发，乘火车于次日晚抵达包头，在包头经过10天紧张的准备工作后，于20日由昆都仑山口穿过大青山进入草地。6月1日，考察团到达百灵庙附近的艾不盖河畔并在此扎营。在此后两个多月的时间里，考察团在这一带开展了广泛的科学考察。6月底，考察团分成小队考察，丁道衡同另外5名外国队员组成北分队，负责考察和绘制北线地图，逐步向西推进，与其他分队会合于阿拉善盟的三德庙。7月1日，北分队离开营地向西行进，抵达阿穆塞。次日，北分队继续向西行进，白云鄂博恰在途经之地。
白云鄂博山在平坦的草原上突兀而起，并不算高，但山势独特，色泽别异，在阳光的映耀下，二三十里外的行人就能看到闪着黑黝黝光芒的山顶。途经这里的丁道衡用地质学者的眼光反复审视着这一带的地貌和地形，他决定第二天停止西行，亲自到那里看个究竟。当晚，北分队住宿于白云鄂博山下的白音布拉格。一到住地，丁道衡立即找到当地居民了解情况，返回后又在油灯下查找资料，在地图上，此地名为“哈喇托落海”。蒙语“哈喇”意为“黑”，“托落海”意为“山头”。根据方位，丁道衡断定，哈喇托落海就是当地牧民称为白云鄂博的地方。7月3日拂晓，丁道衡便背起地质行囊，只身徒步向三十里外的白云鄂博走去。丁道衡在《绥远白云鄂博铁矿报告》中曾这样描述发现白云鄂博铁矿的经过：“三日晨，著者负袋趋往，甫至山麓，即见有铁矿矿砂沿沟处散布甚多，愈近矿砂愈富，仰视山颠，巍然崎立，露出处，黑斑灿然，知为矿床所在。至山腰则矿石层累迭出，愈上矿质愈纯。登高俯瞰，则南半壁皆为矿区。”站在山上的丁道衡高兴地说：“很荣幸，我发现了它的秘密。”
几天里，丁道衡欣喜异常，像着了迷似的，背着仪器采集了矿石、岩石标本，对白云鄂博地区的地形、地质、构造以及矿床成因、矿石成分、铁矿储量、地上水源等进行了初步调查。他确认这是一个储量丰富、极有开采价值的大型铁矿，如今已探明的铁矿石储量约14亿吨，并被誉为世界“稀土之都”。
矿量富、成分高的白云鄂博铁矿的发现，使年轻的丁道衡兴奋万分。他首先考虑到交通运输的问题，提出了修筑白云鄂博与包头间铁路的周密设想。他在《绥远白云鄂博铁矿报告》中写道：“若能由该地修一铁道联结包头等处，即可与平绥路衔接。则煤、铁可积于一地，非特铁矿可开，大青山之煤田亦可利用，实一举而两得其利。”继而，丁道衡又设想在包头附近建钢铁企业，在此文中还指出：“包头为内地与西北各省交通之枢纽，四通八达，东行沿平绥铁路经察哈尔、山西直到北平，南下顺黄河河套可达陕西、河南等省，西行经宁夏、甘肃而到新疆，北上遂入外蒙而达俄境。运输甚便，出路甚多。苟能于包头附近建设一钢铁企业，则对于西北交通应有深切之关系，其重要又不仅在经济方面而已。”丁道衡断言：“毫无疑义，假如能够对白云鄂博铁矿进行大规模的开采，它必將成为发展工业的主要矿源，并将促使中国的西北地区发达起来。”
丁道衡深知何作霖在偏光显微镜方面有深厚的功底，1933年结束考察后，便委托其研究白云鄂博的矿石。何作霖用当时仅有的偏光显微镜，详细研究了丁道衡采集的十几箱标本，于1934年发现了两种新奇矿物，当时定名为白云矿和鄂博矿（后来证明是独居石和氟碳钙铈矿），并经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光谱分析，证明是稀土矿物。丁道衡大胆地预测该矿稀土元素储量丰富。 西北科考行程万里，历时三年有余。丁道衡在这次考察中不只是发现了白云鄂博铁-稀土多金属大矿，而且还完成了对天山南麓的地质调查。绘制了一百多幅地质图，记录了大量地质资料，收集了地质标本35箱，风俗物品3箱，真可谓满载而归。可惜，当时日寇入侵，战乱频仍，政府无能，根本没有把白云鄂博铁-稀土矿的发现列入议事日程；而且当时论资排辈，因丁道衡年轻位卑，也没有得到当时地质界权威人士的认定，甚至有关部门认为发现稀土是无稽之谈，无足轻重。
新中国建国后，丁道衡又带人去找到这处铁矿，在他发现的基础上继续进行勘查评价。通过勘查开发的实践证明，当年丁道衡发现的白云鄂博铁矿，是一个世界第一流的铁-稀土多金属超大型矿床。由于他的发现，建国后在白云鄂博大草原，崛起了一个国家级的钢铁基地和稀土金属基地，崛起了一個颇具规模的工业城市——包头。“饮水思源”，包头人民为了感谢他、纪念他，1987年在包钢街心树立起了丁道衡塑像，供人景仰，永垂后世。
邓小平总书记在1992年视察白云鄂博时说：“中东有石油，中国有稀土，中国的稀土资源占世界已知储量的80%，其地位可以和中东的石油相比，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一定要把稀土的事情办好，把我国的稀土优势发挥出来。”这是对丁道衡发现超大型稀土矿床的功绩与贡献的最好诠释。
三
1930年，丁道衡任北京女子师范学院讲师。1934年，因科考和教学成绩突出，获北京大学资助赴德学习深造，先后在柏林大学和马堡大学进行学习和研究，先学构造地质学，后研究古生物学。在马堡大学鲁道夫·卫德肯（Wedekind Rudolf）教授的指导下，研究无脊椎动物化石，完成了古杯海绵、方椎珊瑚等的研究，其中研究古杯海绵的成果解决了古生物学中长期未解决的一个问题，从而获得国际地质界的重视和称赞，被授予博士学位，并被聘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
1937年，日本发动了侵华战争，祖国处于生死存亡的危难之秋。丁道衡毅然放弃了在国外优厚的工作条件和待遇，1937年底归国，献身抗战和祖国的建设，应聘为云南省建设厅技正（总工程师）。1939-1940年，他参加了“川康科学考察团”，从事西南地区的矿产调查，但出发不久，在理化某地遇匪袭击，钱财衣物洗劫一空，行三昼夜至巴安方遇救；本欲赴西藏宁静山调查石油，后未得到西藏政府允许而作罢。后于1940年应聘为武汉大学矿冶系教授。当时武汉大学在四川乐山，条件十分艰苦，他一人负责一个系的教学、科研和行政事务，承担普通地质、矿物、岩石、矿床、光性矿物和地史等六门课程。在任教期间与该校历史系毕业生黄曦光结婚。
1942年，丁道衡夫妇返回故乡贵州，继续从事教育工作和地质研究，为贵州高等教育的开拓和发展奔走呼号。首先在安顺创办贵州工农学院，并附设工业职业学校，自任院长。该校后迁贵阳，并入贵州大学，丁道衡先后任矿冶系主任和文理学院院长。1946年创办贵州大学地质系，任地质系主任。当时学生很少，有时面对一个学生上课，他也如面对满堂学子，一丝不苟。在此期间，他还兼任重庆大学地质系教授，每年讲学两个月。由于他治学严谨，教学认真，被学生誉为“教授之花”，深得社会各界和学生的赞赏。
1949年初，丁道衡赴渝讲学期间，目睹了重庆八大院校四千多人的反饥饿运动，深受感染。1949年3月，反内战、反独裁、反饥饿的民主运动蓬勃发展，国民党负隅顽抗，在西南未解放的地区，对群众采取高压手段，对革命人士、民主人士进行逮捕暗杀，更加激发了群众愤怒。丁道衡不顾个人安危，与重庆的学生运动相配合，进行宣传鼓动。以贵州大学教授会主席的身份，在教授会上讲述了在重庆的所见所闻，并给贵州大学学生做动员报告。当他讲到“社会存在的各种黑暗必须铲除”“师生温饱应该得到解决”“内战应该停止”时，掌声经久不息。会后带头参加了贵州大学掀起的以反饥饿为中心的罢教罢课和游行活动，反对国民党镇压学生运动的暴行。当时白色恐怖，随时有被捕甚至杀头的危险，好心的朋友劝他躲一躲。他说：“君子坦荡荡，我们的所作所为问心无愧，怕什么？”他的爱国行动，引起了国民党的仇视，给他以“鼓动学潮”“宣传共产主义”等罪名。1949年8月10日深夜，遭国民党特务组织秘密逮捕。三个月的囚禁生活，受尽折磨，但是丁道衡铁骨铮铮，正气凛然。后由其弟丁道谦致信翁文灏、田君亮教授等名人，得多方奔走营救，于10月25日获保释返校候案；11月14日，贵阳解放，获得自由。
四
贵阳解放后，丁道衡立下誓言：“一定要在有生之年，为新中国的伟大事业作出更多更大的贡献。”因为他发现白云鄂博大铁矿的巨大功绩，以及他在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民主建设、参政议政、地质科学研究和教育等方面的业绩，深受党和政府、地质界人士的尊崇及人民的爱戴。党和政府委任丁道衡为贵州大学接管委员会主任委员（即首任校长），为贵州大学的建设和教育发展尽心竭力。
1950年，丁道衡被选为贵州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贵州省人民政府委员。1952年被任命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南军政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同年，西南地区实行院系调整，将贵州大学、四川大学、重庆大学所属地质系、地学系合并为重庆大学地质系，丁道衡担任地质系主任。1952年9月，丁道衡当选九三学社中央委员；1954年，又被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重庆市人民委员会委员、重庆市政协常委、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九三学社重庆分社副主任、中国地质学会重庆分会理事长。
在调重庆工作之前，1952年1月，经其老师孙云铸、杨钟健介绍加入了九三学社，成为贵州省九三学社第一人。同年9月当选为九三学社第三届中央委员。丁道衡又在贵州发展了罗登义、王庆云等高级知识分子为九三学社社员，为九三学社在贵州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丁道衡治学严谨，勤奋著述，成果丰硕。在繁重的工作之余，著述了大量的讲义、报告和论著，其中《绥远白云鄂博铁矿报告》《绥远白云鄂博铁矿发现经过》《新疆矿产志略》《解决一个所谓“古杯珊瑚”的系统的纠纷》《下寒武纪三叶虫之进化概观》等，在国内外影响深远。
丁道衡于1952年起担任重庆大学地质系主任，为了西南地区地质教育事业的发展，日夜操劳。为了满足国家对地质人才的需要，特别增添石油专业，1952年招生名额竟达500人之多；当时他领导的地质系有教授、副教授职称的教师有18位，还有黄汲清、李春昱等著名地质学家兼任教授，成为重庆大学所有系中最强的系。由于丁道衡对地质教育事业的辛勤劳作，以至身患高血压病，只短暂休息了不足半年，后来又担当起繁重的系务工作。1955年2月先生刚从北京开会归来，旋即应重庆市政府的邀请作币制改革的宣传讲演，引起高血压病复发，血压突然升高，数日后不幸逝世，年仅56岁。
丁道衡不仅是一位优秀的地质科学家、教育家，而且是一位优秀的社会活动家。1952年由他介绍入社的罗登义教授和王庆云教授都先后担任了九三学社贵州省委员会主任委员，为贵州省九三学社的建设作出了历史性的重大贡献。
丁道衡先生是地质学界的一代宗师，是中国地质科学工作者的骄傲，是九三学社的骄傲！今天，我们缅怀丁道衡先生，就是要学习先生为学做人的高尚品质、赤心爱国的光荣传统、崇尚民主科学的精神，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不忘初心，求实奋进！
（作者为贵州省地质矿产中心实验室研究员）
丁道衡先生是科学大师、民主先贤、学术精英、业界楷模。
一
1899年11月4日，丁道衡出生于贵州织金县牛场街的书香世家，其叔祖父是晚清名臣丁宝桢，曾任山东巡抚、四川总督，为官清正，在治理黄河和都江堰水利工程上贡献颇大。祖父丁体文曾任黄州知府，父亲曾任清镇县知县。丁道衡自幼聪明，勤奋好学，并多次随在外省为官的长辈远游，眼界开阔。
五四运动刚过不久，1919年7月，青年丁道衡在贵阳模范中学毕业，面对政治腐败、经济落后、积贫积弱的国家和列强欺凌的时局，面对着人生的抉择，是选择升官发财之路，还是科学救国之路？丁道衡毅然选择了走向大山荒野，选择了爬山越岭，选择了地质科学，志在勘查、开发国家的矿产资源，使我中华强大起来。他以全省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预科甲部，1921年入北京大学地质系本科学习。由于学习刻苦，品学兼优，于1926年留校任助教，从事地史和古生物研究。当时在北京大学地质系担任教授的均是地质界德高望重的一流学者，丁道衡得到了地质界三大杰出人士（丁文江、李四光、翁文灏）以及古生物学家葛利普教授等人的教诲，打下了良好的德育、智育基础。
二
就在丁道衡大学刚刚毕业、就任北京大学地质系助教不久，我国的一些重要学术团体在北京组建了中国学术团体协会。协会成立之初，正值瑞典人斯文·赫定再次来华，要求率国外科学考察团在我国西北地区进行考察活动。在中国政府的协调下，中国学术团体协会与斯文·赫定签订了合作协议，于1927年4月26日共同组成了中外西北科学考察团，由北京大学教务长徐炳昶和斯文·赫定分别担任中、外团长，并协定中国团员10人，外籍团员17人。由于丁道衡地质基础扎实，工作认真细致，被考察团选中，应邀参加了该团，负责地质及古生物研究，并调查沿途矿产。
令人惊喜的是，这是中国人第一次自主开展的大型科学考察。考察团的全部经费由外方负责，但全部考察采集标本物品都交由中国学术团体协会保存，瑞方只可得到地质采集品的副本。凡有涉及国防事务的一律不许考察。当时有些外国人瞧不起中国科学家，更看不起年轻的地质工作者，不相信中国人在考察中会取得成果。考察团还未启程，欧洲国家一些驻华使团就散布流言说：“中国能懂得沙漠是什么？只要走出包头不远，定将返回北平。”丁道衡等考察团成员决心用考察的成果来回击这些侮辱和挑衅。在考察途中，他们顶风沙雨雪、冒严寒酷暑，涉大漠、爬高山，风餐露宿，历时三年，出色完成了西北科学考察的任务。正如科学家巴士德所说：“在观察的领域，机遇只降临有准备的头脑。”终于，机遇降临给了这个28岁的风华正茂、勤奋有为的青年地质学家丁道衡。
1927年5月9日，西北科学考察团从北京出发，乘火车于次日晚抵达包头，在包头经过10天紧张的准备工作后，于20日由昆都仑山口穿过大青山进入草地。6月1日，考察团到达百灵庙附近的艾不盖河畔并在此扎营。在此后两个多月的时间里，考察团在这一带开展了广泛的科学考察。6月底，考察团分成小队考察，丁道衡同另外5名外国队员组成北分队，负责考察和绘制北线地图，逐步向西推进，与其他分队会合于阿拉善盟的三德庙。7月1日，北分队离开营地向西行进，抵达阿穆塞。次日，北分队继续向西行进，白云鄂博恰在途经之地。
白云鄂博山在平坦的草原上突兀而起，并不算高，但山势独特，色泽别异，在阳光的映耀下，二三十里外的行人就能看到闪着黑黝黝光芒的山顶。途经这里的丁道衡用地质学者的眼光反复审视着这一带的地貌和地形，他决定第二天停止西行，亲自到那里看个究竟。当晚，北分队住宿于白云鄂博山下的白音布拉格。一到住地，丁道衡立即找到当地居民了解情况，返回后又在油灯下查找资料，在地图上，此地名为“哈喇托落海”。蒙语“哈喇”意为“黑”，“托落海”意为“山头”。根据方位，丁道衡断定，哈喇托落海就是当地牧民称为白云鄂博的地方。7月3日拂晓，丁道衡便背起地质行囊，只身徒步向三十里外的白云鄂博走去。丁道衡在《绥远白云鄂博铁矿报告》中曾这样描述发现白云鄂博铁矿的经过：“三日晨，著者负袋趋往，甫至山麓，即见有铁矿矿砂沿沟处散布甚多，愈近矿砂愈富，仰视山颠，巍然崎立，露出处，黑斑灿然，知为矿床所在。至山腰则矿石层累迭出，愈上矿质愈纯。登高俯瞰，则南半壁皆为矿区。”站在山上的丁道衡高兴地说：“很荣幸，我发现了它的秘密。”
几天里，丁道衡欣喜异常，像着了迷似的，背着仪器采集了矿石、岩石标本，对白云鄂博地区的地形、地质、构造以及矿床成因、矿石成分、铁矿储量、地上水源等进行了初步调查。他确认这是一个储量丰富、极有开采价值的大型铁矿，如今已探明的铁矿石储量约14亿吨，并被誉为世界“稀土之都”。
矿量富、成分高的白云鄂博铁矿的发现，使年轻的丁道衡兴奋万分。他首先考虑到交通运输的问题，提出了修筑白云鄂博与包头间铁路的周密设想。他在《绥远白云鄂博铁矿报告》中写道：“若能由该地修一铁道联结包头等处，即可与平绥路衔接。则煤、铁可积于一地，非特铁矿可开，大青山之煤田亦可利用，实一举而两得其利。”继而，丁道衡又设想在包头附近建钢铁企业，在此文中还指出：“包头为内地与西北各省交通之枢纽，四通八达，东行沿平绥铁路经察哈尔、山西直到北平，南下顺黄河河套可达陕西、河南等省，西行经宁夏、甘肃而到新疆，北上遂入外蒙而达俄境。运输甚便，出路甚多。苟能于包头附近建设一钢铁企业，则对于西北交通应有深切之关系，其重要又不仅在经济方面而已。”丁道衡断言：“毫无疑义，假如能够对白云鄂博铁矿进行大规模的开采，它必將成为发展工业的主要矿源，并将促使中国的西北地区发达起来。”
丁道衡深知何作霖在偏光显微镜方面有深厚的功底，1933年结束考察后，便委托其研究白云鄂博的矿石。何作霖用当时仅有的偏光显微镜，详细研究了丁道衡采集的十几箱标本，于1934年发现了两种新奇矿物，当时定名为白云矿和鄂博矿（后来证明是独居石和氟碳钙铈矿），并经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光谱分析，证明是稀土矿物。丁道衡大胆地预测该矿稀土元素储量丰富。 西北科考行程万里，历时三年有余。丁道衡在这次考察中不只是发现了白云鄂博铁-稀土多金属大矿，而且还完成了对天山南麓的地质调查。绘制了一百多幅地质图，记录了大量地质资料，收集了地质标本35箱，风俗物品3箱，真可谓满载而归。可惜，当时日寇入侵，战乱频仍，政府无能，根本没有把白云鄂博铁-稀土矿的发现列入议事日程；而且当时论资排辈，因丁道衡年轻位卑，也没有得到当时地质界权威人士的认定，甚至有关部门认为发现稀土是无稽之谈，无足轻重。
新中国建国后，丁道衡又带人去找到这处铁矿，在他发现的基础上继续进行勘查评价。通过勘查开发的实践证明，当年丁道衡发现的白云鄂博铁矿，是一个世界第一流的铁-稀土多金属超大型矿床。由于他的发现，建国后在白云鄂博大草原，崛起了一个国家级的钢铁基地和稀土金属基地，崛起了一個颇具规模的工业城市——包头。“饮水思源”，包头人民为了感谢他、纪念他，1987年在包钢街心树立起了丁道衡塑像，供人景仰，永垂后世。
邓小平总书记在1992年视察白云鄂博时说：“中东有石油，中国有稀土，中国的稀土资源占世界已知储量的80%，其地位可以和中东的石油相比，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一定要把稀土的事情办好，把我国的稀土优势发挥出来。”这是对丁道衡发现超大型稀土矿床的功绩与贡献的最好诠释。
三
1930年，丁道衡任北京女子师范学院讲师。1934年，因科考和教学成绩突出，获北京大学资助赴德学习深造，先后在柏林大学和马堡大学进行学习和研究，先学构造地质学，后研究古生物学。在马堡大学鲁道夫·卫德肯（Wedekind Rudolf）教授的指导下，研究无脊椎动物化石，完成了古杯海绵、方椎珊瑚等的研究，其中研究古杯海绵的成果解决了古生物学中长期未解决的一个问题，从而获得国际地质界的重视和称赞，被授予博士学位，并被聘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
1937年，日本发动了侵华战争，祖国处于生死存亡的危难之秋。丁道衡毅然放弃了在国外优厚的工作条件和待遇，1937年底归国，献身抗战和祖国的建设，应聘为云南省建设厅技正（总工程师）。1939-1940年，他参加了“川康科学考察团”，从事西南地区的矿产调查，但出发不久，在理化某地遇匪袭击，钱财衣物洗劫一空，行三昼夜至巴安方遇救；本欲赴西藏宁静山调查石油，后未得到西藏政府允许而作罢。后于1940年应聘为武汉大学矿冶系教授。当时武汉大学在四川乐山，条件十分艰苦，他一人负责一个系的教学、科研和行政事务，承担普通地质、矿物、岩石、矿床、光性矿物和地史等六门课程。在任教期间与该校历史系毕业生黄曦光结婚。
1942年，丁道衡夫妇返回故乡贵州，继续从事教育工作和地质研究，为贵州高等教育的开拓和发展奔走呼号。首先在安顺创办贵州工农学院，并附设工业职业学校，自任院长。该校后迁贵阳，并入贵州大学，丁道衡先后任矿冶系主任和文理学院院长。1946年创办贵州大学地质系，任地质系主任。当时学生很少，有时面对一个学生上课，他也如面对满堂学子，一丝不苟。在此期间，他还兼任重庆大学地质系教授，每年讲学两个月。由于他治学严谨，教学认真，被学生誉为“教授之花”，深得社会各界和学生的赞赏。
1949年初，丁道衡赴渝讲学期间，目睹了重庆八大院校四千多人的反饥饿运动，深受感染。1949年3月，反内战、反独裁、反饥饿的民主运动蓬勃发展，国民党负隅顽抗，在西南未解放的地区，对群众采取高压手段，对革命人士、民主人士进行逮捕暗杀，更加激发了群众愤怒。丁道衡不顾个人安危，与重庆的学生运动相配合，进行宣传鼓动。以贵州大学教授会主席的身份，在教授会上讲述了在重庆的所见所闻，并给贵州大学学生做动员报告。当他讲到“社会存在的各种黑暗必须铲除”“师生温饱应该得到解决”“内战应该停止”时，掌声经久不息。会后带头参加了贵州大学掀起的以反饥饿为中心的罢教罢课和游行活动，反对国民党镇压学生运动的暴行。当时白色恐怖，随时有被捕甚至杀头的危险，好心的朋友劝他躲一躲。他说：“君子坦荡荡，我们的所作所为问心无愧，怕什么？”他的爱国行动，引起了国民党的仇视，给他以“鼓动学潮”“宣传共产主义”等罪名。1949年8月10日深夜，遭国民党特务组织秘密逮捕。三个月的囚禁生活，受尽折磨，但是丁道衡铁骨铮铮，正气凛然。后由其弟丁道谦致信翁文灏、田君亮教授等名人，得多方奔走营救，于10月25日获保释返校候案；11月14日，贵阳解放，获得自由。
四
贵阳解放后，丁道衡立下誓言：“一定要在有生之年，为新中国的伟大事业作出更多更大的贡献。”因为他发现白云鄂博大铁矿的巨大功绩，以及他在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民主建设、参政议政、地质科学研究和教育等方面的业绩，深受党和政府、地质界人士的尊崇及人民的爱戴。党和政府委任丁道衡为贵州大学接管委员会主任委员（即首任校长），为贵州大学的建设和教育发展尽心竭力。
1950年，丁道衡被选为贵州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贵州省人民政府委员。1952年被任命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南军政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同年，西南地区实行院系调整，将贵州大学、四川大学、重庆大学所属地质系、地学系合并为重庆大学地质系，丁道衡担任地质系主任。1952年9月，丁道衡当选九三学社中央委员；1954年，又被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重庆市人民委员会委员、重庆市政协常委、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九三学社重庆分社副主任、中国地质学会重庆分会理事长。
在调重庆工作之前，1952年1月，经其老师孙云铸、杨钟健介绍加入了九三学社，成为贵州省九三学社第一人。同年9月当选为九三学社第三届中央委员。丁道衡又在贵州发展了罗登义、王庆云等高级知识分子为九三学社社员，为九三学社在贵州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丁道衡治学严谨，勤奋著述，成果丰硕。在繁重的工作之余，著述了大量的讲义、报告和论著，其中《绥远白云鄂博铁矿报告》《绥远白云鄂博铁矿发现经过》《新疆矿产志略》《解决一个所谓“古杯珊瑚”的系统的纠纷》《下寒武纪三叶虫之进化概观》等，在国内外影响深远。
丁道衡于1952年起担任重庆大学地质系主任，为了西南地区地质教育事业的发展，日夜操劳。为了满足国家对地质人才的需要，特别增添石油专业，1952年招生名额竟达500人之多；当时他领导的地质系有教授、副教授职称的教师有18位，还有黄汲清、李春昱等著名地质学家兼任教授，成为重庆大学所有系中最强的系。由于丁道衡对地质教育事业的辛勤劳作，以至身患高血压病，只短暂休息了不足半年，后来又担当起繁重的系务工作。1955年2月先生刚从北京开会归来，旋即应重庆市政府的邀请作币制改革的宣传讲演，引起高血压病复发，血压突然升高，数日后不幸逝世，年仅56岁。
丁道衡不仅是一位优秀的地质科学家、教育家，而且是一位优秀的社会活动家。1952年由他介绍入社的罗登义教授和王庆云教授都先后担任了九三学社贵州省委员会主任委员，为贵州省九三学社的建设作出了历史性的重大贡献。
丁道衡先生是地质学界的一代宗师，是中国地质科学工作者的骄傲，是九三学社的骄傲！今天，我们缅怀丁道衡先生，就是要学习先生为学做人的高尚品质、赤心爱国的光荣传统、崇尚民主科学的精神，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不忘初心，求实奋进！
（作者为贵州省地质矿产中心实验室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