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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陈寅恪有《偶观〈十三妹〉新剧戏作》一首，原诗如下：
涂脂抹粉厚几许，欲改衰翁成姹女；
满堂观众笑且怜，黄花一枝秋带雨。
红柳村中怪事多，闲人燕北费描摹；
周三狡计原因尔，邓九甘心可奈何。
因此诗作于1952年，历来解陈诗的人，都判断出本诗暗含的意义是写当时的思想改造运动。至于“衰翁”具体何指，众说不一，刘梦溪、黄裳认为是指陈垣。还有人认为是代指当时北京名校教授。本诗余英时、刘梦溪、胡文辉均有解说，但都没有坐实。
陈诗所咏内容，如同时可由抽象和具体处解释时，以具体所咏可能性为高，因作诗习惯，多由感性事物引起。此诗写思想改造运动中的周恩来和翁文灏。陈诗诗题多有深旨，凡出“戏”字，均别有深意。
《十三妹》由《儿女英雄传》改编，我们就先从这里说起。
陈寅恪《论再生缘》一开始即说他从小喜读小说，“虽至鄙陋者亦取寓目”，他也喜读林译小说。在中国小说中，陈寅恪最欣赏文康的《儿女英雄传》，以为“转胜于曹书”，原因即在其“结构精密，颇有系统”。陈寅恪诗文中常用《儿女英雄传》故实，足证他对这部小说的熟悉和喜爱。
鲁迅对《儿女英雄传》评价不高，但胡适、周作人都很喜欢这部白话长篇小说。冯友兰也说过，中国小说中，《儿女英雄传》最好，认为它技巧很高，十三妹出场不交代家门，乃中国小说中首见。他常和女儿宗璞交流这个感想。
1950年9月18日，陈寅恪给吴宓的信中，感慨《元白诗笺证稿》这样的书以后恐无再出版机会后，有这样两句话：“《儿女英雄传》第三十回‘敦古意集腋报师门’，今日四海困穷，有财力足以济人之急者皆已远走高飞，而《儒林外史》中作八股之徒触处皆是。吾辈之困苦，精神、肉体两方面有加无已，自不待言矣。”（《陈寅恪集·书信集》，三联书店2000年版）
《陈寅恪集·书信集》中，此信由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一书中转来，原书有一处笔误“第三十回”应当是“第十三回”。“敦古意集腋报师门”系《儿女英雄传》第十三回题目。吴学昭原书将“今日四海困穷，有财力足以济人之急者皆已远走高飞，而《儒林外史》中作八股之徒触处皆是”这几句省略了，可见当时确有忌讳。
《儿女英雄传》第十三回题目“敦古意集腋报师门，感旧情挂冠寻孤女”，此回前一段叙安学海在山阳县河工知县任上，为人陷害，后得学生乌明阿重金帮助，原书写道：“乌大爷道：‘这也非门生一人的意思。没接着老师的信以前，并且还不曾看见京报，便接着管子京、何麦舟他两家老伯的急脚信，晓得了老师这场不得意。门生即刻给同门受过师恩的众门生分头写了信去，派了数儿，教他们量力尽行。因门生差次不久，他们又不能各各的专人前来，便教他们只发信来，把银子汇京，都交到门生家里。正愁缓不济急，恰好有现任杭州织造的富周三爷，是门生的大舅子，他有托门生带京的一万银子。门生合他说明，先用了他的，到京再由门生家里归还。这万金内一半作为门生的尽心，一半作为众门生的集腋。将来他们汇到门生那里，再从门生那里扣存也是一样。此时且应老师的急用。老师接到他们的信，只要付一封收到的回信就完了事了。”（文康《儿女英雄传》第188页，上海书店出版社1981年版）
陈寅恪和吴宓提这个典故，意思甚明，他的学生靠不住。“有财力足以济人之急者皆已远走高飞”，当指他的老朋友如俞大维、傅斯年、胡适、梅贻琦、杭立武、朱家骅等当年帮助过他的人。“《儒林外史》中作八股之徒触处皆是”，语极愤怒，此处虽不能坐实所指何人，但可以理解为那些迎合时势的老朋友和旧门生，“《儒林外史》”限制了所指范围，当是学术界熟人无疑。
了解这个背景，则能理解陈寅恪1954年给科学院答复中“所有周一良也好，王永兴也好，从我之说即是我的学生，否则即不是”的深意。
再回到思想改造运动。1952年9月29日，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兴起后，周恩来受中央委托，向京津高校教师作《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同年11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的指示》，要求在学校教职员和高中以上学生中普遍开展学习运动，号召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联系实际，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运动的目的主要是分清革命和反革命，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此后运动由教育界逐步扩展到文艺界和整个知识界，1952年秋基本结束。陈寅恪内心对思想改造运动反感。周恩来的报告，讲到思想改造不能强迫时，提到两个人，一个是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一个是1951年取道法国由香港回中国的地质学家、国民政府行政院长翁文灏，他当时是中共的“战犯”之一。陈寅恪1949年曾有《哀金圆》诗，讽刺当时的币制改革，诗中明讽王云五，但此事恰是翁文灏主政行政院时发生的。
“涂脂抹粉厚几许，欲改衰翁成姹女”，一语双关。第二句中“衰翁”即用习语暗出“翁”字，此句明用《儿女英雄传》故事，实写周的讲话中表扬翁文灏回国一事。
《儿女英雄传》第十五回“酒合欢义结邓九公，话投机演说十三妹”，写的是绿林中人，绰号“海马”的周三周得胜，五年前在牤牛山为邓九公一鞭所败，后乘邓九公在家设宴，前来寻衅，想用男扮女装登台演戏的方式羞辱邓九公，邓九公时年八十有七，“衰翁”是也。被激不过，比武论输赢，因年迈力衰，几为所败，幸得十三妹出场解围。
周三对邓九公说：“我这盒里装着一碗儿双红胭脂，一匣滴珠香粉，两朵时样的通草花儿，你打扮好了，就在这台上扭个周遭儿我瞧瞧，我尘土不沾，拍腿就走。”（《儿女英雄传》）
陈寅恪明白知识分子改造为何事，所以用了《十三妹》中的这个情节，发出如此感叹。故事情节恰好与思想改造意涵相应——
学界曾流传一则掌故，抗战时期，陈寅恪一度在成都燕京大学任教，曾对他的研究生石泉讲过留学时代的一则趣事。一天晚上，陈寅恪去柏林一家华侨开的饭馆，无意中遇到周恩来和曹谷冰等几个中国人，打过招呼，同在一桌吃饭。由于政见不同，彼此争论起来。周恩来颇为雄辩，曹谷冰等人都说不过他，于是恼羞成怒中放下面包，抡拳便打，顺便把陈寅恪也抡了几拳。周恩来自感力不能敌，与陈寅恪撒腿便跑，情急中竟误入了老板娘房间。多亏老板娘此时正在外面张罗客人饭菜，未闹出更大的乱子。周与陈二人急忙把门关上，并用肩膀拼命顶住，任凭外面如何捶打，就是置之不理，直到曹谷冰等人自感无趣退走后才出来。
如此则掌故不虚，某些意味与陈诗比喻相合。
“红柳村中怪事多，闲人燕北费描摹”，红柳村是《儿女英雄传》中一地名，全称是“二十八棵红柳树”。陈寅恪为诗为文，极有智慧，此为高妙暗喻，“二十八”令人联想中国习语“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红柳村”中“红”字，不言而喻。“闲人燕北”是文康别称。“怪事多”即思想改造运动。
陈寅恪有玩文字游戏的习惯，“对对子”是他终身爱好，这已广为人知。在大背景确定的前提下，由陈诗中寻出与诗意有关的暗示，哪怕流于穿凿附会，在学术研究中，也不能说没有意义。陈寅恪在《柳如是别传》中即指出明清人作诗，习惯在诗中暗藏人名或姓氏，他常用此法解释钱柳诗。
陈诗结句用姓氏暗示，恰合周恩来动员思想改造运动意义时表扬翁文灏主动回国一事，此处极见陈诗造语之妙。
最后说一句，《儿女英雄传》中，周三、邓九公一段故事的发生地在淮安府山阳县，此处恰是周恩来的家乡。
（作者系文史学者、厦门大学教授）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3年第10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涂脂抹粉厚几许，欲改衰翁成姹女；
满堂观众笑且怜，黄花一枝秋带雨。
红柳村中怪事多，闲人燕北费描摹；
周三狡计原因尔，邓九甘心可奈何。
因此诗作于1952年，历来解陈诗的人，都判断出本诗暗含的意义是写当时的思想改造运动。至于“衰翁”具体何指，众说不一，刘梦溪、黄裳认为是指陈垣。还有人认为是代指当时北京名校教授。本诗余英时、刘梦溪、胡文辉均有解说，但都没有坐实。
陈诗所咏内容，如同时可由抽象和具体处解释时，以具体所咏可能性为高，因作诗习惯，多由感性事物引起。此诗写思想改造运动中的周恩来和翁文灏。陈诗诗题多有深旨，凡出“戏”字，均别有深意。
《十三妹》由《儿女英雄传》改编，我们就先从这里说起。
陈寅恪《论再生缘》一开始即说他从小喜读小说，“虽至鄙陋者亦取寓目”，他也喜读林译小说。在中国小说中，陈寅恪最欣赏文康的《儿女英雄传》，以为“转胜于曹书”，原因即在其“结构精密，颇有系统”。陈寅恪诗文中常用《儿女英雄传》故实，足证他对这部小说的熟悉和喜爱。
鲁迅对《儿女英雄传》评价不高，但胡适、周作人都很喜欢这部白话长篇小说。冯友兰也说过，中国小说中，《儿女英雄传》最好，认为它技巧很高，十三妹出场不交代家门，乃中国小说中首见。他常和女儿宗璞交流这个感想。
1950年9月18日，陈寅恪给吴宓的信中，感慨《元白诗笺证稿》这样的书以后恐无再出版机会后，有这样两句话：“《儿女英雄传》第三十回‘敦古意集腋报师门’，今日四海困穷，有财力足以济人之急者皆已远走高飞，而《儒林外史》中作八股之徒触处皆是。吾辈之困苦，精神、肉体两方面有加无已，自不待言矣。”（《陈寅恪集·书信集》，三联书店2000年版）
《陈寅恪集·书信集》中，此信由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一书中转来，原书有一处笔误“第三十回”应当是“第十三回”。“敦古意集腋报师门”系《儿女英雄传》第十三回题目。吴学昭原书将“今日四海困穷，有财力足以济人之急者皆已远走高飞，而《儒林外史》中作八股之徒触处皆是”这几句省略了，可见当时确有忌讳。
《儿女英雄传》第十三回题目“敦古意集腋报师门，感旧情挂冠寻孤女”，此回前一段叙安学海在山阳县河工知县任上，为人陷害，后得学生乌明阿重金帮助，原书写道：“乌大爷道：‘这也非门生一人的意思。没接着老师的信以前，并且还不曾看见京报，便接着管子京、何麦舟他两家老伯的急脚信，晓得了老师这场不得意。门生即刻给同门受过师恩的众门生分头写了信去，派了数儿，教他们量力尽行。因门生差次不久，他们又不能各各的专人前来，便教他们只发信来，把银子汇京，都交到门生家里。正愁缓不济急，恰好有现任杭州织造的富周三爷，是门生的大舅子，他有托门生带京的一万银子。门生合他说明，先用了他的，到京再由门生家里归还。这万金内一半作为门生的尽心，一半作为众门生的集腋。将来他们汇到门生那里，再从门生那里扣存也是一样。此时且应老师的急用。老师接到他们的信，只要付一封收到的回信就完了事了。”（文康《儿女英雄传》第188页，上海书店出版社1981年版）
陈寅恪和吴宓提这个典故，意思甚明，他的学生靠不住。“有财力足以济人之急者皆已远走高飞”，当指他的老朋友如俞大维、傅斯年、胡适、梅贻琦、杭立武、朱家骅等当年帮助过他的人。“《儒林外史》中作八股之徒触处皆是”，语极愤怒，此处虽不能坐实所指何人，但可以理解为那些迎合时势的老朋友和旧门生，“《儒林外史》”限制了所指范围，当是学术界熟人无疑。
了解这个背景，则能理解陈寅恪1954年给科学院答复中“所有周一良也好，王永兴也好，从我之说即是我的学生，否则即不是”的深意。
再回到思想改造运动。1952年9月29日，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兴起后，周恩来受中央委托，向京津高校教师作《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同年11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的指示》，要求在学校教职员和高中以上学生中普遍开展学习运动，号召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联系实际，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运动的目的主要是分清革命和反革命，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此后运动由教育界逐步扩展到文艺界和整个知识界，1952年秋基本结束。陈寅恪内心对思想改造运动反感。周恩来的报告，讲到思想改造不能强迫时，提到两个人，一个是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一个是1951年取道法国由香港回中国的地质学家、国民政府行政院长翁文灏，他当时是中共的“战犯”之一。陈寅恪1949年曾有《哀金圆》诗，讽刺当时的币制改革，诗中明讽王云五，但此事恰是翁文灏主政行政院时发生的。
“涂脂抹粉厚几许，欲改衰翁成姹女”，一语双关。第二句中“衰翁”即用习语暗出“翁”字，此句明用《儿女英雄传》故事，实写周的讲话中表扬翁文灏回国一事。
《儿女英雄传》第十五回“酒合欢义结邓九公，话投机演说十三妹”，写的是绿林中人，绰号“海马”的周三周得胜，五年前在牤牛山为邓九公一鞭所败，后乘邓九公在家设宴，前来寻衅，想用男扮女装登台演戏的方式羞辱邓九公，邓九公时年八十有七，“衰翁”是也。被激不过，比武论输赢，因年迈力衰，几为所败，幸得十三妹出场解围。
周三对邓九公说：“我这盒里装着一碗儿双红胭脂，一匣滴珠香粉，两朵时样的通草花儿，你打扮好了，就在这台上扭个周遭儿我瞧瞧，我尘土不沾，拍腿就走。”（《儿女英雄传》）
陈寅恪明白知识分子改造为何事，所以用了《十三妹》中的这个情节，发出如此感叹。故事情节恰好与思想改造意涵相应——
学界曾流传一则掌故，抗战时期，陈寅恪一度在成都燕京大学任教，曾对他的研究生石泉讲过留学时代的一则趣事。一天晚上，陈寅恪去柏林一家华侨开的饭馆，无意中遇到周恩来和曹谷冰等几个中国人，打过招呼，同在一桌吃饭。由于政见不同，彼此争论起来。周恩来颇为雄辩，曹谷冰等人都说不过他，于是恼羞成怒中放下面包，抡拳便打，顺便把陈寅恪也抡了几拳。周恩来自感力不能敌，与陈寅恪撒腿便跑，情急中竟误入了老板娘房间。多亏老板娘此时正在外面张罗客人饭菜，未闹出更大的乱子。周与陈二人急忙把门关上，并用肩膀拼命顶住，任凭外面如何捶打，就是置之不理，直到曹谷冰等人自感无趣退走后才出来。
如此则掌故不虚，某些意味与陈诗比喻相合。
“红柳村中怪事多，闲人燕北费描摹”，红柳村是《儿女英雄传》中一地名，全称是“二十八棵红柳树”。陈寅恪为诗为文，极有智慧，此为高妙暗喻，“二十八”令人联想中国习语“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红柳村”中“红”字，不言而喻。“闲人燕北”是文康别称。“怪事多”即思想改造运动。
陈寅恪有玩文字游戏的习惯，“对对子”是他终身爱好，这已广为人知。在大背景确定的前提下，由陈诗中寻出与诗意有关的暗示，哪怕流于穿凿附会，在学术研究中，也不能说没有意义。陈寅恪在《柳如是别传》中即指出明清人作诗，习惯在诗中暗藏人名或姓氏，他常用此法解释钱柳诗。
陈诗结句用姓氏暗示，恰合周恩来动员思想改造运动意义时表扬翁文灏主动回国一事，此处极见陈诗造语之妙。
最后说一句，《儿女英雄传》中，周三、邓九公一段故事的发生地在淮安府山阳县，此处恰是周恩来的家乡。
（作者系文史学者、厦门大学教授）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3年第10期，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