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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比人生简单，比人生理想，它的魅力也在于此。
——李安
李安荣膺“全球最具影响力艺术与娱乐人士”，当之无愧。
——美国《时代》周刊
像李安那样能拍中文、英文电影，在东西方世界里游刃有余地行走的导演，恐怕华语影坛里只有他一人。
——张艺谋
我在北京，听说李安在成名前也曾经做过六年的全职父亲，恨不得飞到纽约去亲他一下。
——徐小平
这本书有一个功能，它可以让你看到从构想到现实之间，要克服多少困难。
——蔡康永
牵手走一生
我拍片后，许多人都很好奇我太太是个什么样的贤内助。有一次，北一女（“台北第一女子高等学校”的简称）北美校友会因为她是“李太太”颁发杰出校友奖给她。她对“妻以夫贵”的事情很不以为然，在致辞时就很不上道地一语道破：“我只是不管他，‘leave him alone’。”其实这正是我最需要的，她给了我时间与空间，让我去发挥、去创作。要不是碰到我的太太，我可能没有机会追求我的电影生涯。
我和林惠嘉是在伊利诺伊大学、前去世界青少棒球联赛为台湾荣工当拉拉队加油时认识的。1983年8月19日，我们于相识五周年纪念日结婚。
婚后我和惠嘉人隔两地，她继续念书，我在纽约剪辑毕业制作。1984年5月，大儿子阿猫诞生时，我这个爸爸还不知情地在纽约公园里玩棒球、丢飞盘。直到晚上回家，才知太太已经生产，第二天赶忙搭机飞去伊利诺伊看妻儿。当我傻傻地冲进医院时，大家一见我来都高兴地鼓掌。原来头天半夜惠嘉独自进医院时，医生问她要不要通知丈夫，她说：“不必。”问要不要通知友人，她也说：“不必。”她的个性就是很独立，自己能做的事就不愿麻烦别人。所以老二石头出生时早产，我就特别盯在一旁，她还是频频赶我走：“杵在这儿干嘛，你又不能帮忙，你又不能生！”孩子出生时，我去拉她手，她还把我挡开，让我一点儿参与感都没有。
我和太太是典型的互补性格，我委婉柔和又心不在焉，不太懂得照顾自己和别人；太太性情刚直专注、独立聪明，和她所学的微生物科学理性中带细腻的性质很像。
我觉得，夫妻间相处如一切事体，不是一成不变的，都需要做适度调整，甚至以变化来保持不变。以前我在外面谦卑，回家一样谦卑。现在我在外面比较神气活现，回家再谦卑，就觉得是在调整，其实是保持不变。
前些日子我和太太到纽约法拉盛的华人区去买菜，我把菜装上车，太太到停车场对面买西瓜，有位台湾来的太太对她说：“你真好命，你先生现在还有空陪你来买菜！”
“你有没有搞错啊，是我今天特别抽空陪他来买菜的！”那位太太听到我太太这么说，一时气结，半天接不上话。其实以前她就很少陪我买菜，现在也一样。不过她管家有她的一套，儿子们服服帖帖，我也很服气。
中国人造词很有意思，“恩爱”，恩与爱是扯不开的。
蜗居的六年
1985年2月，我把所有的东西打包成八个纸箱，准备回台湾发展。就在行李被运往港口的前一晚，我的毕业作品《分界线》在纽约大学影展中得到了最佳影片和最佳导演两个奖，美国三大经济公司的经纪人当场要与我签约，说我在美国有发展，要我留下试试。
当时太太惠嘉还在伊利诺伊念博士，带着不到一岁的阿猫（李涵），学位还差半年就拿到。我想，孩子还小，太太学位还没拿到，也好，在美国呆一阵子陪陪他们，也试试运气。
那时每隔一阵子，就有人说，看到我的学生片，很棒，我们来谈谈怎么合作吧！因为经纪人会把学生片拷贝一大堆，送到各公司去推销。就这样，一个计划不成，另一个又来了，总有几个在进行，所以老不死心，人像是悬在半空中。
直到计划全部死光，锐气磨尽，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要不要回台湾？老是举棋不定，台湾电影那时也不景气。有时惠嘉看我精神上有点儿吃不下来，就会带我出去吃个饭，那时我们最奢侈的就是去吃肯德基，老大阿猫就说：“我们去吃老公公炸鸡。”
平常我在家负责煮饭、接送小孩，分担家事，惠嘉也不太干涉我，我们经济不够宽裕，所以我也不太愿意进城。我天天呆在家里很无聊，有时间就看报纸练英文，也没什么进步。我这个人是有片拍就来劲，没片拍就没劲，所以惠嘉说过：“他不拍片像个死人，我不需要一个死人丈夫。”如果有案子做，我就会很高兴，到城里找人写剧本，自己做研究，很来劲。如果我看起来很忙，她就不来管我；如果看我从早到晚呆坐在那儿，她就会问：“你到底在干嘛？无聊的话就找个事做，不一定要是赚钱的事。”
就这样耗了六年，心碎无数，却一直怀着希望，每过一阵子，你会看见某位同学时来运转。我那时发现，身边当上导演的，又做出点儿成绩来的，都是持续写剧本的人，而不是打工的人。许多人一出校门就有工作，如剧务、剪接或制作，到后来就继续那份工作，很难再往导演方面发展。
这期间，我偶尔去帮人家拍片，看看器材，帮剪接师做点儿事等等。为了身份，我还曾干过两天的剧务打杂，做得很笨拙，大家一看我去挡围观的人就觉得好笑，有个非裔女人见我来挡就凶我：“敢挡？我找人揍你！”我连忙走开，闹了很多笑话。后来我只好去做些苦力的事，拿沙袋、扛东西，其他机灵的事情由别人去做。
我真的只会当导演，做其他事都不灵光。
电影梦
我没想到自己会走到今天的局面，大概是时势造英雄吧。
说来幸运，出道至今，我碰到一群好伙伴，他们激发我，同时也帮我控制了许多东西，包括我的选材。他们不只帮我过滤，还按照我的志向及兴趣去寻找题材。要是我一个人坐在家里空想，真会憋得慌或做出很傻气的决定。其实任何一部电影，都是一群人的成绩，只是以我做代表，以我的意愿出发，还不一定以我的意愿收尾。
当然，我主导了很多事情，做了很多冒险。在整个过程里，我要去体验，得承担后果。但不管我体验到什么，结果并不会因为我认知的不同而改变。每次我都是拼命去做，尽最大的努力，毫无保留。总觉得唯有个人的奋斗意志到位，才对得起大家，我才能够坦然。
这就是我的生活。十年来，我到各地拍片，但不论在台湾、英国、大陆或美国，都是我跟制片，跟演员及工作人员，跟这个系统，跟我的天性想法，跟观众等等的协调过程。有些能解决，有些不能，我就得应变。我觉得，人生就是一连串的周旋协调，人没有绝对的自由。每过一条路、翻一座山，我便要去克服或绕道。
不论好与不好、成与不成、顺与不顺，我都必须面对这些记录，明了它矛盾与无常不全的本质，我才能够坦然，才能继续以后的创作与生活。
我觉得电影最大的魅力，在于它显现我们未知的部分，而非已知的部分。有时我真想留在电影世界里不出来了。而从银幕的另一端观赏现实人生，说不定比电影还好看吧。
刘杨摘编自《十年一觉电影梦·李安传》 人民文学出版社
——李安
李安荣膺“全球最具影响力艺术与娱乐人士”，当之无愧。
——美国《时代》周刊
像李安那样能拍中文、英文电影，在东西方世界里游刃有余地行走的导演，恐怕华语影坛里只有他一人。
——张艺谋
我在北京，听说李安在成名前也曾经做过六年的全职父亲，恨不得飞到纽约去亲他一下。
——徐小平
这本书有一个功能，它可以让你看到从构想到现实之间，要克服多少困难。
——蔡康永
牵手走一生
我拍片后，许多人都很好奇我太太是个什么样的贤内助。有一次，北一女（“台北第一女子高等学校”的简称）北美校友会因为她是“李太太”颁发杰出校友奖给她。她对“妻以夫贵”的事情很不以为然，在致辞时就很不上道地一语道破：“我只是不管他，‘leave him alone’。”其实这正是我最需要的，她给了我时间与空间，让我去发挥、去创作。要不是碰到我的太太，我可能没有机会追求我的电影生涯。
我和林惠嘉是在伊利诺伊大学、前去世界青少棒球联赛为台湾荣工当拉拉队加油时认识的。1983年8月19日，我们于相识五周年纪念日结婚。
婚后我和惠嘉人隔两地，她继续念书，我在纽约剪辑毕业制作。1984年5月，大儿子阿猫诞生时，我这个爸爸还不知情地在纽约公园里玩棒球、丢飞盘。直到晚上回家，才知太太已经生产，第二天赶忙搭机飞去伊利诺伊看妻儿。当我傻傻地冲进医院时，大家一见我来都高兴地鼓掌。原来头天半夜惠嘉独自进医院时，医生问她要不要通知丈夫，她说：“不必。”问要不要通知友人，她也说：“不必。”她的个性就是很独立，自己能做的事就不愿麻烦别人。所以老二石头出生时早产，我就特别盯在一旁，她还是频频赶我走：“杵在这儿干嘛，你又不能帮忙，你又不能生！”孩子出生时，我去拉她手，她还把我挡开，让我一点儿参与感都没有。
我和太太是典型的互补性格，我委婉柔和又心不在焉，不太懂得照顾自己和别人；太太性情刚直专注、独立聪明，和她所学的微生物科学理性中带细腻的性质很像。
我觉得，夫妻间相处如一切事体，不是一成不变的，都需要做适度调整，甚至以变化来保持不变。以前我在外面谦卑，回家一样谦卑。现在我在外面比较神气活现，回家再谦卑，就觉得是在调整，其实是保持不变。
前些日子我和太太到纽约法拉盛的华人区去买菜，我把菜装上车，太太到停车场对面买西瓜，有位台湾来的太太对她说：“你真好命，你先生现在还有空陪你来买菜！”
“你有没有搞错啊，是我今天特别抽空陪他来买菜的！”那位太太听到我太太这么说，一时气结，半天接不上话。其实以前她就很少陪我买菜，现在也一样。不过她管家有她的一套，儿子们服服帖帖，我也很服气。
中国人造词很有意思，“恩爱”，恩与爱是扯不开的。
蜗居的六年
1985年2月，我把所有的东西打包成八个纸箱，准备回台湾发展。就在行李被运往港口的前一晚，我的毕业作品《分界线》在纽约大学影展中得到了最佳影片和最佳导演两个奖，美国三大经济公司的经纪人当场要与我签约，说我在美国有发展，要我留下试试。
当时太太惠嘉还在伊利诺伊念博士，带着不到一岁的阿猫（李涵），学位还差半年就拿到。我想，孩子还小，太太学位还没拿到，也好，在美国呆一阵子陪陪他们，也试试运气。
那时每隔一阵子，就有人说，看到我的学生片，很棒，我们来谈谈怎么合作吧！因为经纪人会把学生片拷贝一大堆，送到各公司去推销。就这样，一个计划不成，另一个又来了，总有几个在进行，所以老不死心，人像是悬在半空中。
直到计划全部死光，锐气磨尽，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要不要回台湾？老是举棋不定，台湾电影那时也不景气。有时惠嘉看我精神上有点儿吃不下来，就会带我出去吃个饭，那时我们最奢侈的就是去吃肯德基，老大阿猫就说：“我们去吃老公公炸鸡。”
平常我在家负责煮饭、接送小孩，分担家事，惠嘉也不太干涉我，我们经济不够宽裕，所以我也不太愿意进城。我天天呆在家里很无聊，有时间就看报纸练英文，也没什么进步。我这个人是有片拍就来劲，没片拍就没劲，所以惠嘉说过：“他不拍片像个死人，我不需要一个死人丈夫。”如果有案子做，我就会很高兴，到城里找人写剧本，自己做研究，很来劲。如果我看起来很忙，她就不来管我；如果看我从早到晚呆坐在那儿，她就会问：“你到底在干嘛？无聊的话就找个事做，不一定要是赚钱的事。”
就这样耗了六年，心碎无数，却一直怀着希望，每过一阵子，你会看见某位同学时来运转。我那时发现，身边当上导演的，又做出点儿成绩来的，都是持续写剧本的人，而不是打工的人。许多人一出校门就有工作，如剧务、剪接或制作，到后来就继续那份工作，很难再往导演方面发展。
这期间，我偶尔去帮人家拍片，看看器材，帮剪接师做点儿事等等。为了身份，我还曾干过两天的剧务打杂，做得很笨拙，大家一看我去挡围观的人就觉得好笑，有个非裔女人见我来挡就凶我：“敢挡？我找人揍你！”我连忙走开，闹了很多笑话。后来我只好去做些苦力的事，拿沙袋、扛东西，其他机灵的事情由别人去做。
我真的只会当导演，做其他事都不灵光。
电影梦
我没想到自己会走到今天的局面，大概是时势造英雄吧。
说来幸运，出道至今，我碰到一群好伙伴，他们激发我，同时也帮我控制了许多东西，包括我的选材。他们不只帮我过滤，还按照我的志向及兴趣去寻找题材。要是我一个人坐在家里空想，真会憋得慌或做出很傻气的决定。其实任何一部电影，都是一群人的成绩，只是以我做代表，以我的意愿出发，还不一定以我的意愿收尾。
当然，我主导了很多事情，做了很多冒险。在整个过程里，我要去体验，得承担后果。但不管我体验到什么，结果并不会因为我认知的不同而改变。每次我都是拼命去做，尽最大的努力，毫无保留。总觉得唯有个人的奋斗意志到位，才对得起大家，我才能够坦然。
这就是我的生活。十年来，我到各地拍片，但不论在台湾、英国、大陆或美国，都是我跟制片，跟演员及工作人员，跟这个系统，跟我的天性想法，跟观众等等的协调过程。有些能解决，有些不能，我就得应变。我觉得，人生就是一连串的周旋协调，人没有绝对的自由。每过一条路、翻一座山，我便要去克服或绕道。
不论好与不好、成与不成、顺与不顺，我都必须面对这些记录，明了它矛盾与无常不全的本质，我才能够坦然，才能继续以后的创作与生活。
我觉得电影最大的魅力，在于它显现我们未知的部分，而非已知的部分。有时我真想留在电影世界里不出来了。而从银幕的另一端观赏现实人生，说不定比电影还好看吧。
刘杨摘编自《十年一觉电影梦·李安传》 人民文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