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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西江千户苗寨是边远贫困地区民族村寨旅游开发的典型案例。通过田野调查，笔者认为，旅游并非造成当地传统文化变迁的主要因素，东道主有融入全球化的“自我决定”权，而审慎地选择开发方式，以保护“地方感”应成为旅游开发的战略选择。其间政府主导作用的有效发挥是边远贫困地区旅游开发的必要条件，但当旅游市场形成后，应规制政府与民争利，并及时实现政府角色的转换，让位于社区主导。同时，在民族村寨旅游开发中，将地方性知识融入现代景区管理制度尤其显得意义重大。
[关键词]旅游；民族村寨；地方性知识；西江千户苗寨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10)02－0059－07
贵州是全国人均收入最低的省份，同时，是一个多民族的省份，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38.98％，自然村寨达3万多个。经济发展落后和封闭，使贵州保留了大量的文化与自然遗产，它们大多分布在少数民族山区，是“尚未能出售给游客的天堂”。早在1991年，贵州就提出“以旅游促进对外开放和脱贫致富”的指导思想，逐渐形成了郎德、肇兴、巴拉河等乡村旅游模式。
西江千户苗寨是近年来迅速崛起的旅游村寨，“西江模式”已逐渐成为贵州乡村旅游发展的榜样，对其发展的反思对贵州乃至其他边远贫困地区民族村寨的旅游发展具有一定的启发性。本文的资料主要来自田野调查、访谈和互联网。
1 西江千户苗寨：一个逆势飘红的旅游村寨
新华网贵州频道2009年6月20日电(记者娄辰)，2008年四季度至2009年一季度，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雷山县西江苗寨实现旅游收入近2亿元，同比增长近10倍，创造了乡村旅游快速发展的奇迹。
西江苗寨位于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黔东南州是典型的“三不沿”内陆地区，长期以来处于封闭、半封闭的农业经济社会，16个县市中有14个县为国家级贫困县。现代化对本土文化的冲击，特别是以苗族和侗族文化为代表的少数民族原生态文化，被誉为“世界上最大的民族博物馆”、“人类疲惫心灵的最后家园”、“人类保存的最古老的歌谣”，是世界乡土文化保护基金会授予的全球18个生态文化保护圈之一，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荐的世界十大“返璞归真。回归自然”旅游目的地之一。
坐落于苗岭之中的西江千户苗寨，2006年共有1285户5120人，其中苗族人口占99.5％，为世界上最大的苗寨，故有“千户苗寨”之称。该聚居区苗族在清雍正“改土归流”前，一直没有纳入中央王朝的国家化进程，因而被称为“生苗”，生活在一个几乎与世隔绝的环境里。发源于苗岭主峰原始林区的白水河，将西江苗寨一分为二，独具特色的吊脚木楼鳞次栉比，依着山势，迤逦而上。高原阳光之下，满目青翠之中，十分秀美迷人。田园风光、干栏民居与民族风情融为一体，使西江成为苗族西氏支系的建筑博物馆和民俗博物馆，是中外游客特别是人类学者、建筑界人士和摄影师乐于造访之地。
2 西江千户苗寨旅游发展历程：政府主导作用凸显
西江千户苗寨旅游经历了从缓慢发展到突飞猛进的历程。其中每一个事件都渗透着政府的主导作用。
1982年，美国人类学者路易莎为完成她的博士论文来到贵州。路易莎为大山深处的西江苗寨风情所震惊，随后便留下来对苗族文化制度做了一年多的田野调查，并向贵州省政府建议——希望民族文化能像大自然的美丽风景一样受到重视，成为旅游观光的重点。1987年，黔东南州将西江千户苗寨及其附近的郎德上寨和雷公山列为首批旅游开发的重点。在政府的斡旋下，西江打破按季节吹芦笙、跳铜鼓舞的苗族传统禁锢，表现出对旅游开发的强烈诉求。不过，由于交通可进入性较差，前来旅游的主要是学者和少部分体验式的游客，数量上难成规模。这种原始状态下的旅游活动在西江持续了10多年。
2002年，“苗年文化周”会场搬到了西江千户苗寨。“养在深闺人未识”的西江千户苗寨真正第一次震撼性地展示在四海宾朋面前。各类新闻媒体对西江千户苗寨进行了一次集中的报道和展示。这次活动成了西江旅游发展的“分水岭”。“文化周”之后，西江旅游变化明显。旅游接待形式上出现了“苗家乐”。2002年仅有8户，2003年上升到27户，2004年发展到50多户。“苗家乐”的增多不仅是西江接待能力提高的标志，更说明了西江游客在数量上的快速增加。规模增长的同时，新的旅游开发内容也逐渐引进。2005年11月“苗年文化周”期间，国家民委批准建立“中国民族博物馆西江千户苗寨馆”。西江千户苗寨成为中国苗族文化研究中心，旅游开发被赋予了新的涵义。
2007年，余秋雨应邀来到黔东南州，并写下了题为《用美丽回答一切》的考察手记。手记洋溢着对西江赞美之情。自古文章多得江山助，但江山也要文人捧，确是至理。余文后来在相关网站、博客以及媒体上发表，吸引了不少的网友和读者。黔东南州政府趁机开辟了命名为“余秋雨线路”的黄金旅游线路，西江被列为了该线路中重点推荐的景点之一，吸引了大量的游客。据统计，该线路推出之后，西江在当年国庆“黄金周”迎客约10万，接待游客总数与2006年相比较增长了约30倍。
2008年9月，贵州省第三届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在黔东南州举办，黔东南州政府决定以此为契机，举全州之力，推动西江千户苗寨的二次开发。
政府有关部门投入2.7亿元，打造“看西江知天下苗寨”为主题的精品旅游目的地，对西江进行了20多项基础设施改造，包括主会场、苗族博物馆、精品街建设、民族古街改造、观景台、生态水体建设、河滨道民族特色改造等等。另外，从黔东南州府凯里到西江的公路的贯通，解决了交通瓶颈问题。第三届旅游发展大会举办后，西江苗寨旅游产业快速发展，寨里的“苗家乐”从60家增加到138家，银饰刺绣店从28家增加到75家。据统计，2009年1至5月份，西江景区接待中外游客达33.2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6100多万元。
3 旅游发展引发争议：矛盾与困惑
发展与保护永远是旅游开发中的两难命题。随着西江旅游的快速发展，以及随之而来的改变，引发出褒贬不一的论争。
首先，景区是否要收取门票?2009年3月中旬，雷山县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从4月1日起对国内外游客收取每人100元的门票，在试收费第一年，每人收取60元。政府有政府的理由：当地为了发展西江旅游，雷山县政府尚有3000多万元贷款没有偿还，财政已无力负担后续开发。门票收入将主要用于保护苗寨，因此，门票可称为“民族村寨保护费”。而且，收门票有利于吸引旅行社的进入，也符合西江旅游发展的长远利益。同时，门票还有利于平衡村民之间的收入差距。目前西江从事旅游业的农户仅占25％。通过从门票收入中提取一 定比例的文化保护奖金发放给农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补偿给后山没有条件经营旅游的农户。
但当地人并不认同政府的门票制度，显然，收取门票直接触及了当地人的利益：自从收门票后，苗寨的游客少了，以前客房经常可以住满，现在则经常出现空位的情形。“三姐苗家乐”的主人告诉笔者，实行门票收费制后，到她家里来的游客减少了1／3。“原来好些凯里市民带朋友到寨子里吃饭，并不住宿。现在收门票后，这种客人几乎没有了。”这样一来，生意自然差了不少，经营户的经营成本随之提高。
而游客们的看法则各不一样。
反对者通常会认为，西江千户苗寨之所以吸引了无数的游客，原因在于它的原生态属性。如果设卡收费，无异于把寨子里的人圈了起来，把寨子里的传统文化圈了起来。这与西江真正的魅力——鲜活的原生态背道而驰。支持门票收费行为的则认为，西江随着其知名度的提高，游客势必纷至沓来，过多的游客拥入无疑会破坏苗寨的原生态面貌。而收费可限制游客数量，有助于保护。
门票是最容易引发争议的焦点问题，但下面的问题亦不容忽视：
自然与人居环境正发生变化。清凉的白水河曾是热天孩子嬉戏捉鱼、节日里放牛打架的游乐场，承载着村民太多欢乐。如今这些都已经、正在或将要改变。白水河堤修建得如同城市的护城河一样，过去村民在白水河里洗衣，衣服就摊在河滩上晒干，现已不再可能；苗寨的建筑密度越来越大，已威胁到西江景观④；过去村民将人畜粪便挑上山利用，现在新修旅舍的厕所采用水冲式，部分排泄物倾到河里，白水河的污染问题也随之产生；过去的干栏式民居，只在木质的表面涂一层桐油，保存了原木的颜色，现在为了迎合游客对古老民族的想象，一律按要求涂成褐色。
传统的苗寨文化也正悄然变异。
旅游开发前，西江苗寨是一个单纯从事传统农业生产的村寨，老街为西江商业活动聚集区，主要为当地居民服务。7天一次的西江赶场活动亦在老街上进行。如今，老街被开辟为旅游步行主干道，出现以游客为对象的旅游商品店铺、家庭旅馆和餐饮业；苗寨的歌舞表演是在有特定日子的民族节日时才可以看到的，而现在每隔几个小时苗族姑娘就会在音响的伴奏下进行表演。几乎每个农家乐和旅游饭店一天都要搞数次本应是少数民族最高礼仪的欢迎仪式招揽食客，人们已不再能感受到民族礼仪应有的庄严；与此同时，开始明显出现贫富分化。由于微观区位的差异，住在后山上的村民鲜有机会经营农家乐等商业活动，致使住在山上和山下以及路边村民的收入差距逐年扩大。这直接影响到村民对游客的态度。而旅游户之间，具有一定资金、善于经营者逐渐脱颖而出，逐渐朝规模化方向发展。令当地农户们痛心的是，出于经济利益的驱动，邻居亲戚间争着拉客人——商业竞争，使得人情味开始逐渐淡薄。西江，就这样一年一年在蜕变，像一个单纯的小姑娘渐渐地蜕变，如今已成满身绫罗绸缎、满头鲜花、满面脂粉的嫁娘，不再淳朴。
不过，不得不承认，由于旅游业发展，2008年全寨年人均收入比2007年至少增长一倍以上。而且，寨里的年轻人似乎更喜欢现在的西江，因为毕竟，现在寨子变“漂亮”了，路也比以前修得好，到州府凯里去方便多了。
4 边远地区民族村寨旅游发展的思考
4.1 不开发就是最好的保护?
对旅游发展引起的文化“舞台化”和“博物馆化”，不少文化学者们深表忧虑。甚至有学者提出，不开发就是最好的保护。
上述观点基于如下假设：东道主将被迫和被动接受一揽子“现代化”，而“当外界的寒风吹来时，当地的文化就像娇花一样萎缩”。因此，旅游是使“一切美好之物招致毁坏”的罪魁祸首。
笔者的田野调查却倾向于认为，旅游业可能有选择地强化当地传统和社会，从而保护和促进某些传统文化的发展。就西江苗寨而言，旅游业并没有使他们的传统角色完全被取代。村民经营旅游业的同时，也从事传统农业和手工业。对个人来说，作为舞者、歌者、绣女和画师的传统角色成了谋生的新选择。寨老、鼓藏头等通过旅游重获某些权力，尽管他们的威望在20世纪50年代后已经基本消失了。文化价值的经济体现反过来提升了东道主对本土文化的认同，通过“表征文化”，民族文化重新得到重视和传承。可以举个相反的例子：在侗族大歌核心区——贵州黎平县岩洞和茅贡等村寨，尽管旅游尚未开发，但随着外出打工、读书人群的增加和生活方式的变化，南侗文化同样快速地发生变化，年轻人中能唱大歌的人已很少见。
因此，“文化或许不是随时间而演变的区域性格，而是快速变迁的一组关系”，而旅游不是造成文化变迁的唯一或主要因素。我们不能再把它们视为人类学研究保护区内的原始宠物而孤立地加以保护。东道主有融入全球化的“自我决定(self-determination)”权。例如，在贵州经济赤贫但风景如画、民族特色鲜明的月亮山等地区，就连人类学者在那里住上十天半月也难以忍受，为什么还要求当地人维持现状呢?调查也显示，绝大多数旅游开发区的东道主是支持旅游开发的。这也是世界各发展中国家旅游开发初期本土居民通常持有的态度。
另一方面，维持发展的可持续性，必须审慎选择旅游开发的方式，保护“地方感(placeness)”。当今世界旅游正朝着两个方向发展：一是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地球上任意两地的文化越来越相似以至于“真实性(authenticity)”的不可企及，旅游变得不那么“令人着迷”，旅游和休闲(recreation)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二是如麦克康奈尔(MacCannell)所指出的“现代人的疏离促使他们去别处寻求真实的生活”，将旅游当作“现代版的朝圣”，顽固地追寻差异性，以获得某种精神上的救赎。贵州大多数地区尚未开发，具有“原生态”特色和优势，但如何维护和建构本土特色，在开发思路上需要创新。例如过去西江苗寨歌舞表演由当地村民组织和担任，俗称“老妈妈歌舞队”，原生态特色鲜明。其后复制已开发地区的民族歌舞表演，改由一批训练有素的俊男美女承担，展演全面舞台化。这种简单复制其他地区的开发模式，不仅会加速本土文化的解构，从长远上看，还将消解贵州原生态特色，导致激烈的价格竞争，最终将丧失市场竞争力。
4.2 政府：划桨者还是掌舵者?
在政治经济领域，有关政府在社会经济中作用的争论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斯密等自由主义思想家坚信市场机制的力量，其有限政府治理即“大市场，小政府”的理念曾在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得到广泛的认同，但由于自由竞争失衡引发的20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使政府的经济政策由产业政策转向对国家整体的宏观经济调控，促使了凯恩斯大政府主张的兴起，其宏观控制理论推进了战后西方的经济复苏。但凯恩斯主义推进了政府规模的急剧膨胀，在迅速社会化的经济组织中不仅不能发挥宏观调控功能，而且越来越陷入价值规律指导下的经济波动，使政府面临新的危机。这直接导致20世纪80年代以 来欧美各国新公共管理改革运动的产生。它不是简单重归有限政府的治理理念，而是政府在寻求新的治理方式。随着当今社会整体结构扁平化，各种社会经济组织成为直接面对政府治理的对象。政府的监管任务前所未有地扩大，权力范围也空前扩张。今天我们可以看到，任何企业和组织都是政府权力能够触及的范围。
旅游业是高关联度产业，具有乘数效应高、对东道主地区社会经济的带动性强等特点，但也深受地区基础设施和文化制度的制约，是典型的复合型产业。因此，政府宏观管理功能的有效发挥极为重要。
在西江旅游发展过程中，政府集投资、招商、规划和管理于一身，主导着社区的发展方向。这在我国民族地区旅游开发的实践中普遍存在，有其深刻的政治经济原因。在欠发达地区，东道主不论资金、技术，还是权力资本都很缺乏，没有政府的大力扶持，旅游开发是难以想象的。特别是初期，旅游开发往往与扶贫政策和“援助项目”相联系。而旅游作为产业，又终究要依靠市场运作才能持续发展。
因此，笔者认为，在远离主要客源市场的贫困地区，政府在旅游发展中的角色不应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发展时段的不同有所转化。田野经验支持这样的结论：在旅游开发前期，充分尊重社区意志基础之上的政府主导似乎更有效率。政府主导作用体现在基础设施建设、旅游营销和规划等技术支持方面；待旅游启动并形成产业后，应及时实现政府角色的转换，逐步让位于社区主导，“当地民族能成功地管理自己的资源对维护其发展至关重要”。这时，政府的角色应由划桨者归位为掌舵者。
而作为掌舵者，政府的发展理念极为重要。美国著名新制度经济学家诺思(Noah)教授认为，政府决策者的意向在经济发展路径和社会繁荣与兴衰中起到关键作用，并指出“人们所持的信念决定了他们的选择，而这些选择反过来又构造了人类处境的变化”，“信念是构建理解经济变迁过程之基础的关键”。
民族村寨开发的理念是什么?换言之，旅游开发的终极指向是什么?是收入增长?文化保护?抑或鱼与熊掌兼得?笔者认为，旅游开发成功与否的标准在于是否最大限度地增加了当地人的总福利。评估旅游开发效应仅考虑GDP的增长是不够的，社会文化变迁是否指向理想目标并为当地人接受，也应成为考量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
因此，对于民族旅游开发中出现的贫富分化以及核心价值取向朝“经济利益法则”转化等问题，应引起高度重视。目前，西江苗寨因贫富差距拉大而出现社会分层，与苗族传统文化中“平均化”思想相冲突。这就需要防止旅游业高速发展后，由于贫富差距过大，以及对客源的争夺而导致的人与人、人与社会的频繁冲突，使经济以外的问题最终毁掉已有的成果。
4.3 景区管理：现代制度与地方性知识
民族地区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形成了具有本民族特色的、丰富的规范社会生活秩序的智慧和习俗。这些民族传统秩序中含有的“法治”要素，并非与现代截然两分，“传统与现代之间，可能存在着一些我们从来没有注意到的结合点。”
调查发现，西江苗民在处理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时都有一定的规则，这种规则是世代相传的结果，使得多年来村寨内部都保持着相对稳定和谐。因此，在旅游管理的实践中，深刻了解地方文化，吸收有益的地方性知识④，并融入现代管理制度，不仅可以增强社区对国家管理的认同、营造和谐的旅游环境，也是构成旅游吸引力——差异化的重要元素。
从景区管理模式上看，西江千户苗寨已形成以行政领导为主、民间传统力量为辅，两者共同治理的管理模式。在当地，除了村民委员会等村民自治的权力机构之外，还有其他各种民间力量在协调和维系其间的关系。这些民间力量的领袖有寨老、鼓藏头以及活路头等，他们分别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为苗寨的和谐发挥着不同的作用。
传统上苗寨存在某些文化禁忌。例如，男女客人不能同房，即或是出嫁的女儿也不能和女婿在娘家同住一室，否则将被视为“不洁”而加以惩戒。不仅要做法事驱蛊，还要罚“通奸者”扫寨；另外，芦笙舞通常一年只能跳一次，即是在过苗年的时候才跳。显然，如果继续遵守传统的规矩，于旅游发展是不利的。政府想打破这些古老的规定，但这需要征得寨老们的同意，再由寨老向村民们解释。目前，寨老和鼓藏头已接受政府的建议，芦笙舞随时都可以跳了；男女同宿的禁忌也被打破，但相比同性别的标准间，异性标准间收费加倍，以弥补“不洁”的损失。这种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管理机制，促进了西江旅游的发展。
另外，由于特殊的历史和生活习俗等原因，西江85％以上的村寨房屋均为木质结构，依山而建，层层相叠，火灾隐患极大。历史上，村寨的防火问题一直是头等大事。在防火治理上，西江采用传统方式，例如《西江村规民约》规定：辖区内发生火灾，按“四个一百二”处罚。即：处以一百二十斤米酒、一百二十斤糯米、一百二十斤猪肉、一百二十斤蔬菜的处罚。并罚“鸣锣喊寨”一年。所有的处罚包括罚金都必须在一个星期内交足。拒交者，鼓藏头、寨老将出面处理。同时，应用现代管理手段，进行包括“厨改”、“电改”和“水改”的“三改”，杜绝火灾隐患。这种复合管理方式，尊重了传统习惯法，不仅易于社区接受，同时，传统的鸣锣喊寨防火警示方式，也成了一道旅游风景线。
笔者认为，在民族旅游的发展模式中，任何一种管理制度的建立与运作，都有其深厚的历史与文化土壤③。没有对民族多元文化的深刻理解，所制定的政策和制度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对西方范式的机械移植以及主流社会治理经验之上的。而这种平面、缺乏历史观的“现代”管理制度，在实践中难免遭遇重重阻力，引发各种冲突，这正是民族旅游开发中需要规避的。
4.4 门票风波：利益和两种逻辑的双重冲突
西江苗寨是否应该收取门票以及所收费用的去向问题，涉及旅游风景区的文化产权，以及效率与公平等问题。
学者们认为，少数民族作为传统文化的集体创造者，有权以集体的名义对其智力成果享有文化产权，即有权分享门票收入。但目前我国普遍存在的情况是，由投资主体即政府或公司设卡收取门票，村民对此几乎没有发言权。资源主体与投资主体的错位，引发出各种矛盾和冲突。
笔者认为，在西江旅游发展的实践中，政府是实际投资者和发动者，在景区运营中承担着文化保护、防火管理、清洁维护和歌舞表演等开支，将门票收入的一部分作为对景区前期投入和保护的某种补偿和补充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根据地租理论，门票价格应为使用权购买价格，即旅游者对旅游产品进行观赏、娱乐、休闲所支付的使用租金。旅游者缴纳的门票中既包括旅游产品中自然和文化资源的使用租金，又包括人工修建部分投入费用、管理费用以及景区经营者的目标利润。
尽管对于门票收费的争议中不排除政府与民争利的因素，但笔者认为，这与当地人对于物质交换的不同理解也有关联。研究西江千户苗寨礼物交换的方式可以看出，礼物交换对自己人是一种互利互惠的，不需要“当场清算”；而对外人，则是要当场“钱货两清”的。也就是说，当地村民对于商品交换有自己的理解。在村民眼里，政府作为外来者收取门票，没有与村民当场清算，是不符合他们的生活逻辑的。
这两种逻辑代表的是两种不同的知识体系，因而在开发中产生种种矛盾与冲突，笔者认为引发这种矛盾与冲突不仅是经济利益的动因，还因为主体间性的存在所产生的一种“知识上的冲突”。在调查中也发现，对政府运行方式了解得越多的村民，对收费的反应越温和。
据悉，目前门票收入的30％将用于村寨保护。部分体现了门票的公益性质。但政府作为强势利益集团，对权力和资源的占有使其轻而易举从市场中获取利益，从制度上制约其与民争利显得极为必要；另一方面，要建立有效的沟通和协调机制，消除由于知识体系的不同而产生的种种冲突，达成认识上的一致。这需要政府对地方群体和地方性知识给予充分的尊重，并从中吸取养分，转化为正式的管理制度。
[责任编辑：吴巧红；责任校对：宋志伟]
[关键词]旅游；民族村寨；地方性知识；西江千户苗寨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10)02－0059－07
贵州是全国人均收入最低的省份，同时，是一个多民族的省份，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38.98％，自然村寨达3万多个。经济发展落后和封闭，使贵州保留了大量的文化与自然遗产，它们大多分布在少数民族山区，是“尚未能出售给游客的天堂”。早在1991年，贵州就提出“以旅游促进对外开放和脱贫致富”的指导思想，逐渐形成了郎德、肇兴、巴拉河等乡村旅游模式。
西江千户苗寨是近年来迅速崛起的旅游村寨，“西江模式”已逐渐成为贵州乡村旅游发展的榜样，对其发展的反思对贵州乃至其他边远贫困地区民族村寨的旅游发展具有一定的启发性。本文的资料主要来自田野调查、访谈和互联网。
1 西江千户苗寨：一个逆势飘红的旅游村寨
新华网贵州频道2009年6月20日电(记者娄辰)，2008年四季度至2009年一季度，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雷山县西江苗寨实现旅游收入近2亿元，同比增长近10倍，创造了乡村旅游快速发展的奇迹。
西江苗寨位于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黔东南州是典型的“三不沿”内陆地区，长期以来处于封闭、半封闭的农业经济社会，16个县市中有14个县为国家级贫困县。现代化对本土文化的冲击，特别是以苗族和侗族文化为代表的少数民族原生态文化，被誉为“世界上最大的民族博物馆”、“人类疲惫心灵的最后家园”、“人类保存的最古老的歌谣”，是世界乡土文化保护基金会授予的全球18个生态文化保护圈之一，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荐的世界十大“返璞归真。回归自然”旅游目的地之一。
坐落于苗岭之中的西江千户苗寨，2006年共有1285户5120人，其中苗族人口占99.5％，为世界上最大的苗寨，故有“千户苗寨”之称。该聚居区苗族在清雍正“改土归流”前，一直没有纳入中央王朝的国家化进程，因而被称为“生苗”，生活在一个几乎与世隔绝的环境里。发源于苗岭主峰原始林区的白水河，将西江苗寨一分为二，独具特色的吊脚木楼鳞次栉比，依着山势，迤逦而上。高原阳光之下，满目青翠之中，十分秀美迷人。田园风光、干栏民居与民族风情融为一体，使西江成为苗族西氏支系的建筑博物馆和民俗博物馆，是中外游客特别是人类学者、建筑界人士和摄影师乐于造访之地。
2 西江千户苗寨旅游发展历程：政府主导作用凸显
西江千户苗寨旅游经历了从缓慢发展到突飞猛进的历程。其中每一个事件都渗透着政府的主导作用。
1982年，美国人类学者路易莎为完成她的博士论文来到贵州。路易莎为大山深处的西江苗寨风情所震惊，随后便留下来对苗族文化制度做了一年多的田野调查，并向贵州省政府建议——希望民族文化能像大自然的美丽风景一样受到重视，成为旅游观光的重点。1987年，黔东南州将西江千户苗寨及其附近的郎德上寨和雷公山列为首批旅游开发的重点。在政府的斡旋下，西江打破按季节吹芦笙、跳铜鼓舞的苗族传统禁锢，表现出对旅游开发的强烈诉求。不过，由于交通可进入性较差，前来旅游的主要是学者和少部分体验式的游客，数量上难成规模。这种原始状态下的旅游活动在西江持续了10多年。
2002年，“苗年文化周”会场搬到了西江千户苗寨。“养在深闺人未识”的西江千户苗寨真正第一次震撼性地展示在四海宾朋面前。各类新闻媒体对西江千户苗寨进行了一次集中的报道和展示。这次活动成了西江旅游发展的“分水岭”。“文化周”之后，西江旅游变化明显。旅游接待形式上出现了“苗家乐”。2002年仅有8户，2003年上升到27户，2004年发展到50多户。“苗家乐”的增多不仅是西江接待能力提高的标志，更说明了西江游客在数量上的快速增加。规模增长的同时，新的旅游开发内容也逐渐引进。2005年11月“苗年文化周”期间，国家民委批准建立“中国民族博物馆西江千户苗寨馆”。西江千户苗寨成为中国苗族文化研究中心，旅游开发被赋予了新的涵义。
2007年，余秋雨应邀来到黔东南州，并写下了题为《用美丽回答一切》的考察手记。手记洋溢着对西江赞美之情。自古文章多得江山助，但江山也要文人捧，确是至理。余文后来在相关网站、博客以及媒体上发表，吸引了不少的网友和读者。黔东南州政府趁机开辟了命名为“余秋雨线路”的黄金旅游线路，西江被列为了该线路中重点推荐的景点之一，吸引了大量的游客。据统计，该线路推出之后，西江在当年国庆“黄金周”迎客约10万，接待游客总数与2006年相比较增长了约30倍。
2008年9月，贵州省第三届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在黔东南州举办，黔东南州政府决定以此为契机，举全州之力，推动西江千户苗寨的二次开发。
政府有关部门投入2.7亿元，打造“看西江知天下苗寨”为主题的精品旅游目的地，对西江进行了20多项基础设施改造，包括主会场、苗族博物馆、精品街建设、民族古街改造、观景台、生态水体建设、河滨道民族特色改造等等。另外，从黔东南州府凯里到西江的公路的贯通，解决了交通瓶颈问题。第三届旅游发展大会举办后，西江苗寨旅游产业快速发展，寨里的“苗家乐”从60家增加到138家，银饰刺绣店从28家增加到75家。据统计，2009年1至5月份，西江景区接待中外游客达33.2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6100多万元。
3 旅游发展引发争议：矛盾与困惑
发展与保护永远是旅游开发中的两难命题。随着西江旅游的快速发展，以及随之而来的改变，引发出褒贬不一的论争。
首先，景区是否要收取门票?2009年3月中旬，雷山县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从4月1日起对国内外游客收取每人100元的门票，在试收费第一年，每人收取60元。政府有政府的理由：当地为了发展西江旅游，雷山县政府尚有3000多万元贷款没有偿还，财政已无力负担后续开发。门票收入将主要用于保护苗寨，因此，门票可称为“民族村寨保护费”。而且，收门票有利于吸引旅行社的进入，也符合西江旅游发展的长远利益。同时，门票还有利于平衡村民之间的收入差距。目前西江从事旅游业的农户仅占25％。通过从门票收入中提取一 定比例的文化保护奖金发放给农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补偿给后山没有条件经营旅游的农户。
但当地人并不认同政府的门票制度，显然，收取门票直接触及了当地人的利益：自从收门票后，苗寨的游客少了，以前客房经常可以住满，现在则经常出现空位的情形。“三姐苗家乐”的主人告诉笔者，实行门票收费制后，到她家里来的游客减少了1／3。“原来好些凯里市民带朋友到寨子里吃饭，并不住宿。现在收门票后，这种客人几乎没有了。”这样一来，生意自然差了不少，经营户的经营成本随之提高。
而游客们的看法则各不一样。
反对者通常会认为，西江千户苗寨之所以吸引了无数的游客，原因在于它的原生态属性。如果设卡收费，无异于把寨子里的人圈了起来，把寨子里的传统文化圈了起来。这与西江真正的魅力——鲜活的原生态背道而驰。支持门票收费行为的则认为，西江随着其知名度的提高，游客势必纷至沓来，过多的游客拥入无疑会破坏苗寨的原生态面貌。而收费可限制游客数量，有助于保护。
门票是最容易引发争议的焦点问题，但下面的问题亦不容忽视：
自然与人居环境正发生变化。清凉的白水河曾是热天孩子嬉戏捉鱼、节日里放牛打架的游乐场，承载着村民太多欢乐。如今这些都已经、正在或将要改变。白水河堤修建得如同城市的护城河一样，过去村民在白水河里洗衣，衣服就摊在河滩上晒干，现已不再可能；苗寨的建筑密度越来越大，已威胁到西江景观④；过去村民将人畜粪便挑上山利用，现在新修旅舍的厕所采用水冲式，部分排泄物倾到河里，白水河的污染问题也随之产生；过去的干栏式民居，只在木质的表面涂一层桐油，保存了原木的颜色，现在为了迎合游客对古老民族的想象，一律按要求涂成褐色。
传统的苗寨文化也正悄然变异。
旅游开发前，西江苗寨是一个单纯从事传统农业生产的村寨，老街为西江商业活动聚集区，主要为当地居民服务。7天一次的西江赶场活动亦在老街上进行。如今，老街被开辟为旅游步行主干道，出现以游客为对象的旅游商品店铺、家庭旅馆和餐饮业；苗寨的歌舞表演是在有特定日子的民族节日时才可以看到的，而现在每隔几个小时苗族姑娘就会在音响的伴奏下进行表演。几乎每个农家乐和旅游饭店一天都要搞数次本应是少数民族最高礼仪的欢迎仪式招揽食客，人们已不再能感受到民族礼仪应有的庄严；与此同时，开始明显出现贫富分化。由于微观区位的差异，住在后山上的村民鲜有机会经营农家乐等商业活动，致使住在山上和山下以及路边村民的收入差距逐年扩大。这直接影响到村民对游客的态度。而旅游户之间，具有一定资金、善于经营者逐渐脱颖而出，逐渐朝规模化方向发展。令当地农户们痛心的是，出于经济利益的驱动，邻居亲戚间争着拉客人——商业竞争，使得人情味开始逐渐淡薄。西江，就这样一年一年在蜕变，像一个单纯的小姑娘渐渐地蜕变，如今已成满身绫罗绸缎、满头鲜花、满面脂粉的嫁娘，不再淳朴。
不过，不得不承认，由于旅游业发展，2008年全寨年人均收入比2007年至少增长一倍以上。而且，寨里的年轻人似乎更喜欢现在的西江，因为毕竟，现在寨子变“漂亮”了，路也比以前修得好，到州府凯里去方便多了。
4 边远地区民族村寨旅游发展的思考
4.1 不开发就是最好的保护?
对旅游发展引起的文化“舞台化”和“博物馆化”，不少文化学者们深表忧虑。甚至有学者提出，不开发就是最好的保护。
上述观点基于如下假设：东道主将被迫和被动接受一揽子“现代化”，而“当外界的寒风吹来时，当地的文化就像娇花一样萎缩”。因此，旅游是使“一切美好之物招致毁坏”的罪魁祸首。
笔者的田野调查却倾向于认为，旅游业可能有选择地强化当地传统和社会，从而保护和促进某些传统文化的发展。就西江苗寨而言，旅游业并没有使他们的传统角色完全被取代。村民经营旅游业的同时，也从事传统农业和手工业。对个人来说，作为舞者、歌者、绣女和画师的传统角色成了谋生的新选择。寨老、鼓藏头等通过旅游重获某些权力，尽管他们的威望在20世纪50年代后已经基本消失了。文化价值的经济体现反过来提升了东道主对本土文化的认同，通过“表征文化”，民族文化重新得到重视和传承。可以举个相反的例子：在侗族大歌核心区——贵州黎平县岩洞和茅贡等村寨，尽管旅游尚未开发，但随着外出打工、读书人群的增加和生活方式的变化，南侗文化同样快速地发生变化，年轻人中能唱大歌的人已很少见。
因此，“文化或许不是随时间而演变的区域性格，而是快速变迁的一组关系”，而旅游不是造成文化变迁的唯一或主要因素。我们不能再把它们视为人类学研究保护区内的原始宠物而孤立地加以保护。东道主有融入全球化的“自我决定(self-determination)”权。例如，在贵州经济赤贫但风景如画、民族特色鲜明的月亮山等地区，就连人类学者在那里住上十天半月也难以忍受，为什么还要求当地人维持现状呢?调查也显示，绝大多数旅游开发区的东道主是支持旅游开发的。这也是世界各发展中国家旅游开发初期本土居民通常持有的态度。
另一方面，维持发展的可持续性，必须审慎选择旅游开发的方式，保护“地方感(placeness)”。当今世界旅游正朝着两个方向发展：一是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地球上任意两地的文化越来越相似以至于“真实性(authenticity)”的不可企及，旅游变得不那么“令人着迷”，旅游和休闲(recreation)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二是如麦克康奈尔(MacCannell)所指出的“现代人的疏离促使他们去别处寻求真实的生活”，将旅游当作“现代版的朝圣”，顽固地追寻差异性，以获得某种精神上的救赎。贵州大多数地区尚未开发，具有“原生态”特色和优势，但如何维护和建构本土特色，在开发思路上需要创新。例如过去西江苗寨歌舞表演由当地村民组织和担任，俗称“老妈妈歌舞队”，原生态特色鲜明。其后复制已开发地区的民族歌舞表演，改由一批训练有素的俊男美女承担，展演全面舞台化。这种简单复制其他地区的开发模式，不仅会加速本土文化的解构，从长远上看，还将消解贵州原生态特色，导致激烈的价格竞争，最终将丧失市场竞争力。
4.2 政府：划桨者还是掌舵者?
在政治经济领域，有关政府在社会经济中作用的争论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斯密等自由主义思想家坚信市场机制的力量，其有限政府治理即“大市场，小政府”的理念曾在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得到广泛的认同，但由于自由竞争失衡引发的20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使政府的经济政策由产业政策转向对国家整体的宏观经济调控，促使了凯恩斯大政府主张的兴起，其宏观控制理论推进了战后西方的经济复苏。但凯恩斯主义推进了政府规模的急剧膨胀，在迅速社会化的经济组织中不仅不能发挥宏观调控功能，而且越来越陷入价值规律指导下的经济波动，使政府面临新的危机。这直接导致20世纪80年代以 来欧美各国新公共管理改革运动的产生。它不是简单重归有限政府的治理理念，而是政府在寻求新的治理方式。随着当今社会整体结构扁平化，各种社会经济组织成为直接面对政府治理的对象。政府的监管任务前所未有地扩大，权力范围也空前扩张。今天我们可以看到，任何企业和组织都是政府权力能够触及的范围。
旅游业是高关联度产业，具有乘数效应高、对东道主地区社会经济的带动性强等特点，但也深受地区基础设施和文化制度的制约，是典型的复合型产业。因此，政府宏观管理功能的有效发挥极为重要。
在西江旅游发展过程中，政府集投资、招商、规划和管理于一身，主导着社区的发展方向。这在我国民族地区旅游开发的实践中普遍存在，有其深刻的政治经济原因。在欠发达地区，东道主不论资金、技术，还是权力资本都很缺乏，没有政府的大力扶持，旅游开发是难以想象的。特别是初期，旅游开发往往与扶贫政策和“援助项目”相联系。而旅游作为产业，又终究要依靠市场运作才能持续发展。
因此，笔者认为，在远离主要客源市场的贫困地区，政府在旅游发展中的角色不应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发展时段的不同有所转化。田野经验支持这样的结论：在旅游开发前期，充分尊重社区意志基础之上的政府主导似乎更有效率。政府主导作用体现在基础设施建设、旅游营销和规划等技术支持方面；待旅游启动并形成产业后，应及时实现政府角色的转换，逐步让位于社区主导，“当地民族能成功地管理自己的资源对维护其发展至关重要”。这时，政府的角色应由划桨者归位为掌舵者。
而作为掌舵者，政府的发展理念极为重要。美国著名新制度经济学家诺思(Noah)教授认为，政府决策者的意向在经济发展路径和社会繁荣与兴衰中起到关键作用，并指出“人们所持的信念决定了他们的选择，而这些选择反过来又构造了人类处境的变化”，“信念是构建理解经济变迁过程之基础的关键”。
民族村寨开发的理念是什么?换言之，旅游开发的终极指向是什么?是收入增长?文化保护?抑或鱼与熊掌兼得?笔者认为，旅游开发成功与否的标准在于是否最大限度地增加了当地人的总福利。评估旅游开发效应仅考虑GDP的增长是不够的，社会文化变迁是否指向理想目标并为当地人接受，也应成为考量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
因此，对于民族旅游开发中出现的贫富分化以及核心价值取向朝“经济利益法则”转化等问题，应引起高度重视。目前，西江苗寨因贫富差距拉大而出现社会分层，与苗族传统文化中“平均化”思想相冲突。这就需要防止旅游业高速发展后，由于贫富差距过大，以及对客源的争夺而导致的人与人、人与社会的频繁冲突，使经济以外的问题最终毁掉已有的成果。
4.3 景区管理：现代制度与地方性知识
民族地区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形成了具有本民族特色的、丰富的规范社会生活秩序的智慧和习俗。这些民族传统秩序中含有的“法治”要素，并非与现代截然两分，“传统与现代之间，可能存在着一些我们从来没有注意到的结合点。”
调查发现，西江苗民在处理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时都有一定的规则，这种规则是世代相传的结果，使得多年来村寨内部都保持着相对稳定和谐。因此，在旅游管理的实践中，深刻了解地方文化，吸收有益的地方性知识④，并融入现代管理制度，不仅可以增强社区对国家管理的认同、营造和谐的旅游环境，也是构成旅游吸引力——差异化的重要元素。
从景区管理模式上看，西江千户苗寨已形成以行政领导为主、民间传统力量为辅，两者共同治理的管理模式。在当地，除了村民委员会等村民自治的权力机构之外，还有其他各种民间力量在协调和维系其间的关系。这些民间力量的领袖有寨老、鼓藏头以及活路头等，他们分别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为苗寨的和谐发挥着不同的作用。
传统上苗寨存在某些文化禁忌。例如，男女客人不能同房，即或是出嫁的女儿也不能和女婿在娘家同住一室，否则将被视为“不洁”而加以惩戒。不仅要做法事驱蛊，还要罚“通奸者”扫寨；另外，芦笙舞通常一年只能跳一次，即是在过苗年的时候才跳。显然，如果继续遵守传统的规矩，于旅游发展是不利的。政府想打破这些古老的规定，但这需要征得寨老们的同意，再由寨老向村民们解释。目前，寨老和鼓藏头已接受政府的建议，芦笙舞随时都可以跳了；男女同宿的禁忌也被打破，但相比同性别的标准间，异性标准间收费加倍，以弥补“不洁”的损失。这种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管理机制，促进了西江旅游的发展。
另外，由于特殊的历史和生活习俗等原因，西江85％以上的村寨房屋均为木质结构，依山而建，层层相叠，火灾隐患极大。历史上，村寨的防火问题一直是头等大事。在防火治理上，西江采用传统方式，例如《西江村规民约》规定：辖区内发生火灾，按“四个一百二”处罚。即：处以一百二十斤米酒、一百二十斤糯米、一百二十斤猪肉、一百二十斤蔬菜的处罚。并罚“鸣锣喊寨”一年。所有的处罚包括罚金都必须在一个星期内交足。拒交者，鼓藏头、寨老将出面处理。同时，应用现代管理手段，进行包括“厨改”、“电改”和“水改”的“三改”，杜绝火灾隐患。这种复合管理方式，尊重了传统习惯法，不仅易于社区接受，同时，传统的鸣锣喊寨防火警示方式，也成了一道旅游风景线。
笔者认为，在民族旅游的发展模式中，任何一种管理制度的建立与运作，都有其深厚的历史与文化土壤③。没有对民族多元文化的深刻理解，所制定的政策和制度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对西方范式的机械移植以及主流社会治理经验之上的。而这种平面、缺乏历史观的“现代”管理制度，在实践中难免遭遇重重阻力，引发各种冲突，这正是民族旅游开发中需要规避的。
4.4 门票风波：利益和两种逻辑的双重冲突
西江苗寨是否应该收取门票以及所收费用的去向问题，涉及旅游风景区的文化产权，以及效率与公平等问题。
学者们认为，少数民族作为传统文化的集体创造者，有权以集体的名义对其智力成果享有文化产权，即有权分享门票收入。但目前我国普遍存在的情况是，由投资主体即政府或公司设卡收取门票，村民对此几乎没有发言权。资源主体与投资主体的错位，引发出各种矛盾和冲突。
笔者认为，在西江旅游发展的实践中，政府是实际投资者和发动者，在景区运营中承担着文化保护、防火管理、清洁维护和歌舞表演等开支，将门票收入的一部分作为对景区前期投入和保护的某种补偿和补充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根据地租理论，门票价格应为使用权购买价格，即旅游者对旅游产品进行观赏、娱乐、休闲所支付的使用租金。旅游者缴纳的门票中既包括旅游产品中自然和文化资源的使用租金，又包括人工修建部分投入费用、管理费用以及景区经营者的目标利润。
尽管对于门票收费的争议中不排除政府与民争利的因素，但笔者认为，这与当地人对于物质交换的不同理解也有关联。研究西江千户苗寨礼物交换的方式可以看出，礼物交换对自己人是一种互利互惠的，不需要“当场清算”；而对外人，则是要当场“钱货两清”的。也就是说，当地村民对于商品交换有自己的理解。在村民眼里，政府作为外来者收取门票，没有与村民当场清算，是不符合他们的生活逻辑的。
这两种逻辑代表的是两种不同的知识体系，因而在开发中产生种种矛盾与冲突，笔者认为引发这种矛盾与冲突不仅是经济利益的动因，还因为主体间性的存在所产生的一种“知识上的冲突”。在调查中也发现，对政府运行方式了解得越多的村民，对收费的反应越温和。
据悉，目前门票收入的30％将用于村寨保护。部分体现了门票的公益性质。但政府作为强势利益集团，对权力和资源的占有使其轻而易举从市场中获取利益，从制度上制约其与民争利显得极为必要；另一方面，要建立有效的沟通和协调机制，消除由于知识体系的不同而产生的种种冲突，达成认识上的一致。这需要政府对地方群体和地方性知识给予充分的尊重，并从中吸取养分，转化为正式的管理制度。
[责任编辑：吴巧红；责任校对：宋志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