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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牛津
无论在剑桥或是牛津访问的外国学者，都会抽空到另外一所大学一日游。有一条速度奇慢的巴士路线似乎专门为此类人设计，每日从两地对开数趟，票价低廉，往返10英镑。按照现在的汇率，相当于杭州与上海浦东机场之间的单程车票。
一个星期天的早晨，我乘坐头班汽车从剑桥出发。如果说剑桥、牛津和伦敦刚好组成一个直角三角形的话，那么我们走的是斜边。这个三角形对英国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尤其在智慧方面。
上午10点左右，大巴慢悠悠地开进了牛津城，作为城市，她果然要比剑桥大。12世纪，牛津大学因为巴黎大学拒收英国留学生而创建，直到19世纪初，这座城市的人口仍只有1万多一点，进入20世纪后，随着印刷业和出版业以及蜜饯和橘子酱（书生们的最爱）加工业的兴旺发达，人口骤然扩大了数倍。
大巴向西拐到了乔治街，在车站外面把乘客全部放下来。我向东步行不到5分钟，便走到了市中心的小广场。刚好开过来一辆双层观光大巴，顶层的游客要么挥舞着双臂，要么拿着相机狂拍。人行道上的游人更多，不少是从伦敦来的中学生，前来朝拜慕名已久的学府。我从广场边的旅游中心要来一张导游图，选择东边宽街上的巴利奥尔学院作为起点，开始漫步牛津。
钱钟书的门牙
巴利奥尔学院看起来比较陈旧，墙壁的颜色泛黄，它创建于1263年，比剑桥任何一所学院都要古老。巴利奥尔的毕业生和教授里，分别有5位和7位诺贝尔奖得主，这两个数字虽与剑桥的三一学院无法相比，却在牛津独领风骚。
巴利奥尔学院斜对面有一条小巷，叫特尔街，长度不过100来米，宽度仅够两辆小车对开，却坐落着三座历史悠久的学院，分别是埃克塞斯学院、林肯学院和耶稣学院。
埃克塞斯学院让我感到亲切，因为它的毕业生里有两位中国人。一位是钱钟书，这位儒雅的学者因为小说《围城》享誉华语世界。20世纪30年代，他在夫人杨绛的陪同下来牛津攻读文学学士，注册的正是埃克塞斯学院。他们的爱女也在牛津降生。晚年的杨绛在回忆录《我们仨》里记述，青年钱钟书初到牛津，便在下公车时“亲吻了大地”，磕掉半颗门牙，不得已拔掉剩下的半颗，镶上假牙。另一位你可能未必听说过，他是我导师的导师——数学家闵嗣鹤。当年陈景润在哥德巴赫猜想研究上取得重大突破，其论文就是由闵先生审读并通过的。
标志性建筑
结束了特尔街的探访，我回到宽街，继续向东走上几十米，见到了一座古建筑，在绿顶白塔的映衬下，格外引人注目。它便是牛津的标志之一，建于17世纪的谢尔登剧场，是牛津大学授予学位的地方，亨德尔曾在此演奏音乐，王尔德曾在此朗诵诗歌。
剧场的设计者雷恩爵士原先是个天文学家及几何学家，29岁时出任牛津大学天文学教授，同时在生理学和化学方面也颇有建树，他的科学研究受到同时代的牛顿的高度赞扬，后来他却深深地迷上了建筑设计。除了谢尔登剧场，他的杰作还有著名的伦敦圣保罗大教堂、牛津圣灵学院的日晷、圣体学院的入口，以及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的新图书馆等。不可否认，他是一个让剑桥人嫉妒的家伙。
而在牛津最负盛名的拉德克里夫（Radcliffe）广场南侧，坐落着英国最古老、最著名的博德利图书馆。这家图书馆有两个特点：一是凡在英国出版的书籍，它都有权免费接受，因而藏书十分丰富，在英国仅次于伦敦的国家图书馆；二是所有图书只供阅览，概不外借。照片上这座圆形建筑叫Radcliffe Camera，是图书馆的一个分馆，也是牛津大学的另一大标志。
Camera在英语里的意思是照相机，而在拉丁文里的意思则是房间。这座分馆落成于1749年，那时还没发明照相机呢。而拉德克里夫是一位名医，毕业于牛津大学王后学院，后来成为国王的御医，他将自己的遗产全部捐献给了慈善事业。
好学生，坏学生
离开拉德克里夫广场，沿着高街向东，一会儿就到了大学学院。这名字听起来有些别扭。在学院外墙上有一块牌子，写着化学家玻意耳早年在此寄居，并发现了玻意耳定律，即恒温下气体的体积与压力成反比。
大学学院的正式学生里，最值得骄傲的是写下名句“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的诗人雪莱。可是，他只读了半年书便被开除了。那是在1811年初春，原因是他“思想激进”，四处散发小册子《无神论的必要性》，又拒绝声明自己与这本小册子毫无关系。事实上，早在伊顿公学读书时，雪莱就被冠以“疯人”的别号。进入牛津以后，他变本加厉，甚至把电通到门把上，把酸液倒在导师的地毯上。如今，学院里设有雪莱纪念室，诗人的白色裸体雕像静静地横躺着。
与雪莱相反，另一位大学学院毕业生比尔·克林顿，他读书时很乖巧，唯一的“污点”是尝试吸食过一次大麻。当他竞选美国总统遭到攻击时，院方甚至站出来为之辩护，称他的品德无懈可击。结果在他的总统第二任之初，便和白宫女实习生莱温斯基上演了一出举世瞩目的“桃色丑闻”。
历史与魔幻
走到圣体学院，仿佛走近了一段每个中国的中学生都知道的历史。17世纪中叶，国王查理一世在此居住了三年半，把牛津当成临时首都，学院成了他的寝宫。因为他和议会的争执引发了一场内战，国王败在护国公克伦威尔手下，最后竟被处死。
而在圣体学院南面，是赫赫有名的基督教堂学院。想要进去看看，得先掏9英镑买门票，贵得令人咋舌，但他们似乎根本不担心没人愿意掏钱。这强大的吸引力并非来自哲学家洛克、诗人奥登、艺术家拉斯金、国王爱德华七世、四度任首相的格莱斯顿，甚至也不是写了《艾丽丝漫游奇遇记》的数学老师路易丝·卡洛尔（他在院内居住了将近半个世纪），而是因为电影《哈利·波特》的许多场景是在这里面拍摄的——尽管J.K.罗琳女士当年的入学申请惨遭拒绝。
瞧，这就是学院的大门，游客纷至沓来。这个古色古香的入口，是由刚才我们提到的大建筑师雷恩爵士亲自设计的。
基督教堂学院大门向南，是一条宽阔的林阴大道，一直通向泰晤士河。细石路面的一侧是一座牧场，路边有个露天的牛棚，关着十几头黄牛，每头黄牛都有编号。这让我想起牛津名字的来历——牛儿涉水过河之处。
无论在剑桥或是牛津访问的外国学者，都会抽空到另外一所大学一日游。有一条速度奇慢的巴士路线似乎专门为此类人设计，每日从两地对开数趟，票价低廉，往返10英镑。按照现在的汇率，相当于杭州与上海浦东机场之间的单程车票。
一个星期天的早晨，我乘坐头班汽车从剑桥出发。如果说剑桥、牛津和伦敦刚好组成一个直角三角形的话，那么我们走的是斜边。这个三角形对英国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尤其在智慧方面。
上午10点左右，大巴慢悠悠地开进了牛津城，作为城市，她果然要比剑桥大。12世纪，牛津大学因为巴黎大学拒收英国留学生而创建，直到19世纪初，这座城市的人口仍只有1万多一点，进入20世纪后，随着印刷业和出版业以及蜜饯和橘子酱（书生们的最爱）加工业的兴旺发达，人口骤然扩大了数倍。
大巴向西拐到了乔治街，在车站外面把乘客全部放下来。我向东步行不到5分钟，便走到了市中心的小广场。刚好开过来一辆双层观光大巴，顶层的游客要么挥舞着双臂，要么拿着相机狂拍。人行道上的游人更多，不少是从伦敦来的中学生，前来朝拜慕名已久的学府。我从广场边的旅游中心要来一张导游图，选择东边宽街上的巴利奥尔学院作为起点，开始漫步牛津。
钱钟书的门牙
巴利奥尔学院看起来比较陈旧，墙壁的颜色泛黄，它创建于1263年，比剑桥任何一所学院都要古老。巴利奥尔的毕业生和教授里，分别有5位和7位诺贝尔奖得主，这两个数字虽与剑桥的三一学院无法相比，却在牛津独领风骚。
巴利奥尔学院斜对面有一条小巷，叫特尔街，长度不过100来米，宽度仅够两辆小车对开，却坐落着三座历史悠久的学院，分别是埃克塞斯学院、林肯学院和耶稣学院。
埃克塞斯学院让我感到亲切，因为它的毕业生里有两位中国人。一位是钱钟书，这位儒雅的学者因为小说《围城》享誉华语世界。20世纪30年代，他在夫人杨绛的陪同下来牛津攻读文学学士，注册的正是埃克塞斯学院。他们的爱女也在牛津降生。晚年的杨绛在回忆录《我们仨》里记述，青年钱钟书初到牛津，便在下公车时“亲吻了大地”，磕掉半颗门牙，不得已拔掉剩下的半颗，镶上假牙。另一位你可能未必听说过，他是我导师的导师——数学家闵嗣鹤。当年陈景润在哥德巴赫猜想研究上取得重大突破，其论文就是由闵先生审读并通过的。
标志性建筑
结束了特尔街的探访，我回到宽街，继续向东走上几十米，见到了一座古建筑，在绿顶白塔的映衬下，格外引人注目。它便是牛津的标志之一，建于17世纪的谢尔登剧场，是牛津大学授予学位的地方，亨德尔曾在此演奏音乐，王尔德曾在此朗诵诗歌。
剧场的设计者雷恩爵士原先是个天文学家及几何学家，29岁时出任牛津大学天文学教授，同时在生理学和化学方面也颇有建树，他的科学研究受到同时代的牛顿的高度赞扬，后来他却深深地迷上了建筑设计。除了谢尔登剧场，他的杰作还有著名的伦敦圣保罗大教堂、牛津圣灵学院的日晷、圣体学院的入口，以及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的新图书馆等。不可否认，他是一个让剑桥人嫉妒的家伙。
而在牛津最负盛名的拉德克里夫（Radcliffe）广场南侧，坐落着英国最古老、最著名的博德利图书馆。这家图书馆有两个特点：一是凡在英国出版的书籍，它都有权免费接受，因而藏书十分丰富，在英国仅次于伦敦的国家图书馆；二是所有图书只供阅览，概不外借。照片上这座圆形建筑叫Radcliffe Camera，是图书馆的一个分馆，也是牛津大学的另一大标志。
Camera在英语里的意思是照相机，而在拉丁文里的意思则是房间。这座分馆落成于1749年，那时还没发明照相机呢。而拉德克里夫是一位名医，毕业于牛津大学王后学院，后来成为国王的御医，他将自己的遗产全部捐献给了慈善事业。
好学生，坏学生
离开拉德克里夫广场，沿着高街向东，一会儿就到了大学学院。这名字听起来有些别扭。在学院外墙上有一块牌子，写着化学家玻意耳早年在此寄居，并发现了玻意耳定律，即恒温下气体的体积与压力成反比。
大学学院的正式学生里，最值得骄傲的是写下名句“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的诗人雪莱。可是，他只读了半年书便被开除了。那是在1811年初春，原因是他“思想激进”，四处散发小册子《无神论的必要性》，又拒绝声明自己与这本小册子毫无关系。事实上，早在伊顿公学读书时，雪莱就被冠以“疯人”的别号。进入牛津以后，他变本加厉，甚至把电通到门把上，把酸液倒在导师的地毯上。如今，学院里设有雪莱纪念室，诗人的白色裸体雕像静静地横躺着。
与雪莱相反，另一位大学学院毕业生比尔·克林顿，他读书时很乖巧，唯一的“污点”是尝试吸食过一次大麻。当他竞选美国总统遭到攻击时，院方甚至站出来为之辩护，称他的品德无懈可击。结果在他的总统第二任之初，便和白宫女实习生莱温斯基上演了一出举世瞩目的“桃色丑闻”。
历史与魔幻
走到圣体学院，仿佛走近了一段每个中国的中学生都知道的历史。17世纪中叶，国王查理一世在此居住了三年半，把牛津当成临时首都，学院成了他的寝宫。因为他和议会的争执引发了一场内战，国王败在护国公克伦威尔手下，最后竟被处死。
而在圣体学院南面，是赫赫有名的基督教堂学院。想要进去看看，得先掏9英镑买门票，贵得令人咋舌，但他们似乎根本不担心没人愿意掏钱。这强大的吸引力并非来自哲学家洛克、诗人奥登、艺术家拉斯金、国王爱德华七世、四度任首相的格莱斯顿，甚至也不是写了《艾丽丝漫游奇遇记》的数学老师路易丝·卡洛尔（他在院内居住了将近半个世纪），而是因为电影《哈利·波特》的许多场景是在这里面拍摄的——尽管J.K.罗琳女士当年的入学申请惨遭拒绝。
瞧，这就是学院的大门，游客纷至沓来。这个古色古香的入口，是由刚才我们提到的大建筑师雷恩爵士亲自设计的。
基督教堂学院大门向南，是一条宽阔的林阴大道，一直通向泰晤士河。细石路面的一侧是一座牧场，路边有个露天的牛棚，关着十几头黄牛，每头黄牛都有编号。这让我想起牛津名字的来历——牛儿涉水过河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