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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身无分文的布尔加科夫自漆黑的深夜来到莫斯科，一并带来的还有俄罗斯文学史上无比灿烂的白色银光。他笔下的莫斯科是属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莫斯科，在“新经济”的浪潮下表现出高度兴奋和混乱的景象，既堕落又绚烂。
时空变化的万花筒
莫斯科沿莫斯科河而建，迄今为止已有870多年的历史。历史上的莫斯科曾不止一次被焚毁，又重新从火光中“站立起来”，火造就了莫斯科，带着神秘主义的色彩植根在这座城市，也使之成为俄罗斯城市群中最具有传奇意义的城市，散发着无与伦比的英雄豪杰般的气概。1921年来莫斯科定居的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就将自己最好的作品献给这座厚重的城市。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是一位前苏联作家，“白银时代”的文学大师，他的创作结合了魔幻主义的绮丽光环和现实主义的锐利批判，开创了“魔幻现实主义”的创作风格，是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鼻祖人物。
布尔加科夫的创作和命运与莫斯科紧密相连，“黑暗深不可测。铃声叮当作响······火车终于停了下来。已经到达终点。这就是莫斯科······”（《死亡者札记》）。身无分文的布尔加科夫自漆黑的深夜来到莫斯科，一并带来的还有俄罗斯文学史上无比灿烂的白色银光。他笔下的莫斯科是属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莫斯科，在“新经济”的浪潮下表现出高度兴奋和混乱的景象，既堕落又绚烂;表面富有生机沉浸在科技进步、贸易繁荣带来的美好之中，实际上只是一种虚空的假象，“城市在膨胀、扩大，就像发面从瓦罐里跑出来一样”（《白卫军》），也像一颗被不断吹入空气的气球，其中内含的社会危机随时都有可能爆发。
作为一个拥有“魔力”的知识分子，布尔加科夫弃医从文，清醒地察觉到了城市与人之间的弊病，莫斯科越发失去质朴、纯洁的内核，变得日益虚伪、空洞，本质上是城市在现代化进程中积攒下来的矛盾。是布尔加科夫《不祥的蛋》中的具有特殊功能的红光，是《狗心》中医学教授将死去男子的脑垂体移植到狗身上出现的变异，更是《魔障》假冒伪劣产品引发的创伤;以上三部作品是布尔加科夫的“魔幻三部曲”，集中表现了人类为了达到某种利欲的快感，不断违背社会发展的规则以及人性的道德，造成了巨大的难以承受的灾难，正如那个时代的俄罗斯所面临的危机，对此布尔加科夫以科学技术为矛直击人类本身。
《莫斯科：时空变化的万花筒》是布尔加科夫的散文集，采用了最简洁的“速写”笔画将莫斯科文本与莫斯科对照起来，用现实的目光描绘现实的莫斯科，真实再现属于他生活时代的苏联社会。他称此时的莫斯科叫人难以辨认，还学会了做买卖，不知名不知来源的商品在市面上花枝招展的绽放出万花筒奇景，燃烧着如烈酒般的刺鼻气味，莫斯科的人醉态百出，呈现出诡异的狂欢状态。
“大师和玛格丽特”
在布尔加科夫的众多作品中，《大师和玛格丽特》最负盛名，是最符合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莫斯科城市现状的故事，可以看作是当时莫斯科的象征。
“在卡夫卡之后，布尔加科夫成为了20世纪的又一位现实的敌人，不同的是卡夫卡对现实的仇恨来源于自己的内心，而布尔加科夫则有切肤之痛，并且伤痕累累。因此，当他开始发出一生中最后的声音时，《大师和玛格丽特》就成为道路，把他带到了现实面前，让他的遗嘱得到了发言的机会。”（余华）。在长达十二年的创作过程中，布尔加科夫倾注了数不尽的真诚浇灌了这部伟大的作品，却终未能在生前得到发表，如同他的其他作品所遭受的“迫害”，《大师和玛格丽特》的命途也極其坎坷。1940年布尔加科夫去世前这部作品的最终稿件才完成，但直到1966年《莫斯科》杂志才开始连载，连载的还是删节版，但《大师和玛格丽特》的“出世”仍具有振聋发聩的声音，使得苏联文坛出现了首次“布尔加科夫热”。
《大师和玛格丽特》一书可看成三部分，魔鬼沃兰德降临莫斯科的奇遇、丢·彼拉多在耶路撒冷与囚徒耶稣的“对峙”以及大师和玛格丽特的爱情。这三条故事脉络都有各自为营的单行道，也有互相交叉的双行道，或轻松诙谐或辛辣讥讽，善与恶交杯共饮、光明与黑暗共赴舞会，正如开篇的卷首语给出了一问一答“······那么，你究竟是谁？”、“我是那永生作恶、永生为善之力的一部分”（歌德《浮士德》），在一种荒诞与现实的“二元互文”的论调下，每一个部分各有深意。
诞生在神甫家庭的布尔加科夫自小就接触到了上帝的光辉，但随着二十世纪无神论思想的导入，布尔加科夫的信仰开始动摇了，而莫斯科的“第三罗马”（继“第一罗马”罗马、“第二罗马”君士坦丁堡后基督教东正教的中心）信仰似乎对于莫斯科人来说也出现了变化。战争、颠沛的命运、文学之光的照映帮布尔加科夫建立起了新的信仰，但科学技术、新经济政策等并没有给莫斯科带来向上的信仰，而是让人群和城市都沦为精神危机困境中的囚徒。《大师和玛格丽特》中的魔鬼沃兰德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恶魔形象，他看上去的“为非作歹”又透着“惩恶扬善”的伦理价值观，借沃兰德之口布尔加科夫说出来自己对信仰的看法，“一个人信仰什么，他就会得到什么”，反之就是一个人得到什么也就是信仰什么。大师和玛格丽特得到了修成正果的爱情，他们在沃兰德的帮助下飞离莫斯科，只留下浓浓的雾霭，奔向了“永恒的宁静之地”。
丢·彼拉多和耶稣的故事是两千多年前的故事，两千年之后的莫斯科仍在上演，只是没有救世主耶稣，只有避世大师和魔鬼“撒旦”，一古一今，在这两个互相交叠的时空中，人类的困境至始至终都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大师和玛格丽特》中的耶稣不是圣经中无所不能的上帝，那个犹太总督丢·彼拉多也不是全然的暴君，无力追寻真理就像他无法去除的头疼病也像沃兰德无法摆脱的膝盖病，痛楚就像原罪一样加附在人和神的身上，无法剔除。
另外，“撒旦的舞会”作为高潮段落，不仅预告着沃兰德莫斯科之行狂欢的尾声，也加速了大师与玛格丽特的相遇，在子夜将近的时分一场由死复生的宴会在浓重的华章之下，在恶人的簇拥和环绕中，极尽热烈。一夜狂欢后尘土归于尘土，恰也对应着《大师和玛格丽特》全文三个故事的总结局——归于平静。 文学之狼的呼嚎
1931年布尔加科夫给斯大林写过一封信，信里他将自己比作“文学之狼”——“在苏联俄罗斯文学的广阔草原上，我是惟一的一只文学之狼。有人劝我在狼皮上涂点颜色，这是个愚不可及的劝告。涂上颜色的狼也罢，剪去狼毛的狼也罢，怎么也像不了一只鬈毛狗。”狼是布尔加科夫野性的象征，秉承俄罗斯人勇猛的性格特征，用自己的方式在俄罗斯浩瀚文学的长卷中，留下了不灭的启示。
1991年正值布尔加科夫100年诞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那一年为“布尔加科夫年”。比起后世对布尔加科夫的推崇，生前的布尔加科夫一直是在被诋毁的困苦中度过。1926年10月5日莫斯科艺术剧院上演了由布尔加科夫的长篇小说《白卫兵》改编的话剧《士尔宾一家的命运》在持续性被禁与开禁的波澜中，饱受外界难以忍受的攻击。此后，布尔加科夫创作的作品时刻都在“禁止通行”的漩涡中浮沉，被“拉普”（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排挤，埋在了政治的泥沼里。
“知識分子在国家的孤立地位，他们与土地的隔离，他们面临严酷的历史环境，他们严肃知识和历史经验的缺乏，所有这一切都激发了英雄主义的心理。知识分子经常（尤其是在特定情形下）歇斯底里般地陷入英雄主义狂欢的状态。（布尔加科夫）”同为知识分子的布尔加科夫在第一部长篇小说《白卫军》就以全新的“白卫军”形象叙述了俄罗斯内战中知识分子的曲折命运。富有狼性的布尔加科夫，在《白卫军》中没有脸谱化刻画白卫军，而是以普通人的视角笔触尖锐的展现了战争情境下普通人的生活，深刻表现了“内战中俄罗斯的心灵”。他说“一个作家不论处境何等困难，都要忠于自己的原则”，这不只是他创作《白卫军》的坚守，也是他的人生信条，即便面对作品被禁、被毁，他依旧选择不停地创作真实。
基辅和莫斯科在《白卫军》中是两座对立的城池，莫斯科是白卫军的猎物，现实中基辅是布尔加科夫的出生地“第一故乡”，莫斯科是他后半生的寄居地“第二故乡”。基辅和莫斯科在历史发展的轨迹上呈现着相似的道路，因此在思考和创作这两座城市的历史和社会变革中，布尔加科夫已经开始了一种“魔幻主义”的创作手法，写的虽然是“基辅史诗”般的故事，但立足点仍是他当下的人生经历和对莫斯科城市的危机思索。魔幻是布尔加科夫作品的基调，其中莫斯科更是“魔性十足”，他的大部分作品都是建立在莫斯科，深度挖掘着这座城市最隐晦、最真实的面貌。
1940年月10日，49岁的布尔加科夫病逝于莫斯科。当斯大林得知布尔加科夫去世时，电话里传来几秒静默，便轻声挂断。其实在那封“文学之狼”的信中，后半段布尔加科夫是这样续写的：“······人们对付我也真像对付一匹狼，多年来照着文坛之狩的种种法则在这围栏中驱赶着我。恶意我是没有的，但我十分疲惫。因为就是野兽也会疲惫。这只野兽已经宣布，它不再是狼，不再做文学了。弃绝自己的职业，不做声。直说了吧，这是怯懦。没有这样的作家，你能够让他不做声。如果他不做声了，那就是说，他根本不是真正的作家。而如果一个真正的作家不做声了，那就是他要死了......”，这头疲惫不堪的狼至始至终都在发声直至离世。
时空变化的万花筒
莫斯科沿莫斯科河而建，迄今为止已有870多年的历史。历史上的莫斯科曾不止一次被焚毁，又重新从火光中“站立起来”，火造就了莫斯科，带着神秘主义的色彩植根在这座城市，也使之成为俄罗斯城市群中最具有传奇意义的城市，散发着无与伦比的英雄豪杰般的气概。1921年来莫斯科定居的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就将自己最好的作品献给这座厚重的城市。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是一位前苏联作家，“白银时代”的文学大师，他的创作结合了魔幻主义的绮丽光环和现实主义的锐利批判，开创了“魔幻现实主义”的创作风格，是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鼻祖人物。
布尔加科夫的创作和命运与莫斯科紧密相连，“黑暗深不可测。铃声叮当作响······火车终于停了下来。已经到达终点。这就是莫斯科······”（《死亡者札记》）。身无分文的布尔加科夫自漆黑的深夜来到莫斯科，一并带来的还有俄罗斯文学史上无比灿烂的白色银光。他笔下的莫斯科是属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莫斯科，在“新经济”的浪潮下表现出高度兴奋和混乱的景象，既堕落又绚烂;表面富有生机沉浸在科技进步、贸易繁荣带来的美好之中，实际上只是一种虚空的假象，“城市在膨胀、扩大，就像发面从瓦罐里跑出来一样”（《白卫军》），也像一颗被不断吹入空气的气球，其中内含的社会危机随时都有可能爆发。
作为一个拥有“魔力”的知识分子，布尔加科夫弃医从文，清醒地察觉到了城市与人之间的弊病，莫斯科越发失去质朴、纯洁的内核，变得日益虚伪、空洞，本质上是城市在现代化进程中积攒下来的矛盾。是布尔加科夫《不祥的蛋》中的具有特殊功能的红光，是《狗心》中医学教授将死去男子的脑垂体移植到狗身上出现的变异，更是《魔障》假冒伪劣产品引发的创伤;以上三部作品是布尔加科夫的“魔幻三部曲”，集中表现了人类为了达到某种利欲的快感，不断违背社会发展的规则以及人性的道德，造成了巨大的难以承受的灾难，正如那个时代的俄罗斯所面临的危机，对此布尔加科夫以科学技术为矛直击人类本身。
《莫斯科：时空变化的万花筒》是布尔加科夫的散文集，采用了最简洁的“速写”笔画将莫斯科文本与莫斯科对照起来，用现实的目光描绘现实的莫斯科，真实再现属于他生活时代的苏联社会。他称此时的莫斯科叫人难以辨认，还学会了做买卖，不知名不知来源的商品在市面上花枝招展的绽放出万花筒奇景，燃烧着如烈酒般的刺鼻气味，莫斯科的人醉态百出，呈现出诡异的狂欢状态。
“大师和玛格丽特”
在布尔加科夫的众多作品中，《大师和玛格丽特》最负盛名，是最符合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莫斯科城市现状的故事，可以看作是当时莫斯科的象征。
“在卡夫卡之后，布尔加科夫成为了20世纪的又一位现实的敌人，不同的是卡夫卡对现实的仇恨来源于自己的内心，而布尔加科夫则有切肤之痛，并且伤痕累累。因此，当他开始发出一生中最后的声音时，《大师和玛格丽特》就成为道路，把他带到了现实面前，让他的遗嘱得到了发言的机会。”（余华）。在长达十二年的创作过程中，布尔加科夫倾注了数不尽的真诚浇灌了这部伟大的作品，却终未能在生前得到发表，如同他的其他作品所遭受的“迫害”，《大师和玛格丽特》的命途也極其坎坷。1940年布尔加科夫去世前这部作品的最终稿件才完成，但直到1966年《莫斯科》杂志才开始连载，连载的还是删节版，但《大师和玛格丽特》的“出世”仍具有振聋发聩的声音，使得苏联文坛出现了首次“布尔加科夫热”。
《大师和玛格丽特》一书可看成三部分，魔鬼沃兰德降临莫斯科的奇遇、丢·彼拉多在耶路撒冷与囚徒耶稣的“对峙”以及大师和玛格丽特的爱情。这三条故事脉络都有各自为营的单行道，也有互相交叉的双行道，或轻松诙谐或辛辣讥讽，善与恶交杯共饮、光明与黑暗共赴舞会，正如开篇的卷首语给出了一问一答“······那么，你究竟是谁？”、“我是那永生作恶、永生为善之力的一部分”（歌德《浮士德》），在一种荒诞与现实的“二元互文”的论调下，每一个部分各有深意。
诞生在神甫家庭的布尔加科夫自小就接触到了上帝的光辉，但随着二十世纪无神论思想的导入，布尔加科夫的信仰开始动摇了，而莫斯科的“第三罗马”（继“第一罗马”罗马、“第二罗马”君士坦丁堡后基督教东正教的中心）信仰似乎对于莫斯科人来说也出现了变化。战争、颠沛的命运、文学之光的照映帮布尔加科夫建立起了新的信仰，但科学技术、新经济政策等并没有给莫斯科带来向上的信仰，而是让人群和城市都沦为精神危机困境中的囚徒。《大师和玛格丽特》中的魔鬼沃兰德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恶魔形象，他看上去的“为非作歹”又透着“惩恶扬善”的伦理价值观，借沃兰德之口布尔加科夫说出来自己对信仰的看法，“一个人信仰什么，他就会得到什么”，反之就是一个人得到什么也就是信仰什么。大师和玛格丽特得到了修成正果的爱情，他们在沃兰德的帮助下飞离莫斯科，只留下浓浓的雾霭，奔向了“永恒的宁静之地”。
丢·彼拉多和耶稣的故事是两千多年前的故事，两千年之后的莫斯科仍在上演，只是没有救世主耶稣，只有避世大师和魔鬼“撒旦”，一古一今，在这两个互相交叠的时空中，人类的困境至始至终都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大师和玛格丽特》中的耶稣不是圣经中无所不能的上帝，那个犹太总督丢·彼拉多也不是全然的暴君，无力追寻真理就像他无法去除的头疼病也像沃兰德无法摆脱的膝盖病，痛楚就像原罪一样加附在人和神的身上，无法剔除。
另外，“撒旦的舞会”作为高潮段落，不仅预告着沃兰德莫斯科之行狂欢的尾声，也加速了大师与玛格丽特的相遇，在子夜将近的时分一场由死复生的宴会在浓重的华章之下，在恶人的簇拥和环绕中，极尽热烈。一夜狂欢后尘土归于尘土，恰也对应着《大师和玛格丽特》全文三个故事的总结局——归于平静。 文学之狼的呼嚎
1931年布尔加科夫给斯大林写过一封信，信里他将自己比作“文学之狼”——“在苏联俄罗斯文学的广阔草原上，我是惟一的一只文学之狼。有人劝我在狼皮上涂点颜色，这是个愚不可及的劝告。涂上颜色的狼也罢，剪去狼毛的狼也罢，怎么也像不了一只鬈毛狗。”狼是布尔加科夫野性的象征，秉承俄罗斯人勇猛的性格特征，用自己的方式在俄罗斯浩瀚文学的长卷中，留下了不灭的启示。
1991年正值布尔加科夫100年诞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那一年为“布尔加科夫年”。比起后世对布尔加科夫的推崇，生前的布尔加科夫一直是在被诋毁的困苦中度过。1926年10月5日莫斯科艺术剧院上演了由布尔加科夫的长篇小说《白卫兵》改编的话剧《士尔宾一家的命运》在持续性被禁与开禁的波澜中，饱受外界难以忍受的攻击。此后，布尔加科夫创作的作品时刻都在“禁止通行”的漩涡中浮沉，被“拉普”（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排挤，埋在了政治的泥沼里。
“知識分子在国家的孤立地位，他们与土地的隔离，他们面临严酷的历史环境，他们严肃知识和历史经验的缺乏，所有这一切都激发了英雄主义的心理。知识分子经常（尤其是在特定情形下）歇斯底里般地陷入英雄主义狂欢的状态。（布尔加科夫）”同为知识分子的布尔加科夫在第一部长篇小说《白卫军》就以全新的“白卫军”形象叙述了俄罗斯内战中知识分子的曲折命运。富有狼性的布尔加科夫，在《白卫军》中没有脸谱化刻画白卫军，而是以普通人的视角笔触尖锐的展现了战争情境下普通人的生活，深刻表现了“内战中俄罗斯的心灵”。他说“一个作家不论处境何等困难，都要忠于自己的原则”，这不只是他创作《白卫军》的坚守，也是他的人生信条，即便面对作品被禁、被毁，他依旧选择不停地创作真实。
基辅和莫斯科在《白卫军》中是两座对立的城池，莫斯科是白卫军的猎物，现实中基辅是布尔加科夫的出生地“第一故乡”，莫斯科是他后半生的寄居地“第二故乡”。基辅和莫斯科在历史发展的轨迹上呈现着相似的道路，因此在思考和创作这两座城市的历史和社会变革中，布尔加科夫已经开始了一种“魔幻主义”的创作手法，写的虽然是“基辅史诗”般的故事，但立足点仍是他当下的人生经历和对莫斯科城市的危机思索。魔幻是布尔加科夫作品的基调，其中莫斯科更是“魔性十足”，他的大部分作品都是建立在莫斯科，深度挖掘着这座城市最隐晦、最真实的面貌。
1940年月10日，49岁的布尔加科夫病逝于莫斯科。当斯大林得知布尔加科夫去世时，电话里传来几秒静默，便轻声挂断。其实在那封“文学之狼”的信中，后半段布尔加科夫是这样续写的：“······人们对付我也真像对付一匹狼，多年来照着文坛之狩的种种法则在这围栏中驱赶着我。恶意我是没有的，但我十分疲惫。因为就是野兽也会疲惫。这只野兽已经宣布，它不再是狼，不再做文学了。弃绝自己的职业，不做声。直说了吧，这是怯懦。没有这样的作家，你能够让他不做声。如果他不做声了，那就是说，他根本不是真正的作家。而如果一个真正的作家不做声了，那就是他要死了......”，这头疲惫不堪的狼至始至终都在发声直至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