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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买家在历史文化认知上的逐步成熟与深入，曾经一度颠倒的传统艺术价值体系正在回归，并迈向一个新的平衡。文房清玩作为这个体系中的重要部分，近来在拍场上焕发出勃勃生机。
文房清玩，形微体轻，与重器大件相比，实属小器物。然而正是这些小玩意，却又是一个内涵丰富的知识载体，根植于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它丰富的功能，独特的造型，以及千姿百态的制作工艺与材质，凝聚了历代文人的智慧与审美，折射出古代高雅的清居生活。
“文房热”遍及大江南北
在今年7月的杭州西泠春拍中，张充和上款及旧藏的印章与手札，因其生动的文献价值而受到热烈追捧。现已年近百岁的张充和是著名的“合肥四姐妹”之老四，既擅昆曲，又好书法、兰心蕙质，被称为“最后的大家闺秀”。沈从文是她的三姐夫。西泠拍卖此次的“名人手迹·暨张充和先生上款及旧藏专场”主推诸多文人学者写给张充和的诗稿、信札，以及她珍藏的一批晚清名臣的印章，包括有沈从文写给她的十几件书法，以及她收藏的吴昌硕刻印等。
一枚由张充和收藏并题签的“吴昌硕刻瑞兽钮白荚蓉石李国芝自用印”(1916年作)，估价8到10万元，结果买家们一路竞标，迅速把成交价推高到56万元才作罢。此印章，吴昌硕以石鼓文入篆，印文“滋园”(李国芝，号滋园)，刀融于笔、烂漫天真，乃印与石的完美结合。
而信札手迹中，特别令人感叹的是沈从文1978年为“四妹”张充和所书的《崔瑗草书势》(因为张充和在四姐妹中排行老四，沈从文称张充和为“四妹”)。自1949年张充和去了美国，二人阔别近30年之久。在重逢的这个中秋佳节，沈从文在一件40年前的旧作旁写下近数千小字，回忆40年前抗日期间在西南联太的艰难岁月。“忆及过去四十年种种，深感此难得友谊之可纪念”。这样饱含沧桑变幻和个人真情的信札稿，引起了诸多收藏者的人生共鸣，价格也从4万一路狂飙至64.96万才成交!
除了以西泠拍卖为代表的江南地区之外，以北京为中心的北方拍场和以香港为集散地的国际拍场上，“文房热”同样各有特色。
4月初，香港苏富比在备受内地藏家青睐的皇家文物之外，以特辟“隽物凝思：水松石山房藏珍玩专场”的方式力推中国传统的文人艺术。苏宫比中国瓷器及工艺品国际主管仇国仕表示，这个专场的设计，甚至其图录的制作，都是针对欧美年轻的新买家，他相信中国传统的文人艺术在他们当中会有市场。
他讲到，对年轻的欧美买家来说，类似粉彩瓶、铜胎珐琅等御制瓷器不太适合他们的品味，跟21世纪的生活方式也不太匹配，不属于他们的文化。他想向他们介绍一种既有传统的中国品味，又比较适合21世纪生活方式的中国古董，那就是带有文人气息的中国艺术品，类似于两年前他们尝试过的“道法自然”供石专场的新品味。他透露，上次的“道法自然”专场拍得很成功，半数以上是欧美买家。希望这次的水松石山房专场也能收到类似的效果。
然而，从拍卖结果来看，44件拍品售出26件，成交率59.1％，并且成交价前10名均由亚洲收藏家和古董商包揽。看来，欧美新买家的市场还待耐心培育。此专场中最昂贵的仍然是一件乾隆御制品，以竹黄制成的“九如灵芝”图如意摆件(1578万港元)。竹黄技艺始于乾隆一朝，是以竹材淡黄内层翻转附贴木心施艺。而且，这把如意上还刻有乾隆御题的诗，倦此警示为君为臣者应有的处世治国之道。可见，高价的支撑目前主要还是来源于皇家文房。
5月中旬，中国嘉德春拍上的“翦淞阁”文房清供专场亦独具一格。整个专场以8400万元的总额100％成交，45件拍品均价近200万元。该专场以民初上海大鉴赏家——瞻麓斋龚心钊旧藏古器珍品为主轴，包括砚台、印章、笔筒、毛笔、刀尺、香筒以及香炉等。其中“杨玉璇制白寿山慧可断臂像、杨玉璇田黄冻达摩面壁像”合称“禅宗组曲”，估价仅为每件200万元左右的拍品，分别以1064万元和1568万元成交。一把1948年顾景舟制、吴湖帆书画“相明石瓢壶”以1232万元创出紫砂壶新纪录，成为该场又一大亮点。
“翦淞阁”的主人是台北文房清供收藏名家黄玄龙。不仅个人乐此不疲地做收藏，黄玄龙还一直希望尽已所能去帮助更多的收藏爱好者。所以，从2006年中国嘉德“精选文房名品”专场，到2008年香港苏富比“道法自然”专场，再到2010中国嘉德“文房清供”专场，在选件上他一一严格把关。“这样就能让更少的人受伤害，让他们在收藏上取得更多进步，我也能有更多的同行。”对于市场，黄玄龙也有敏锐见解。“过去几十年，中国文物市场一直由西方主导，顺着西方的喜好和趋势。但是西方人不练书法，他们不看好文房。所以如果文房市场渐渐走好的话，这也代表中国的市场开始兴起了。”难怪在提起黄玄龙时，水松石山房主人胡·摩丝(Hugh Moss)幽默地写道：“他对中国文人艺术品的知识之渊博，连我这个谈不上谦逊的人亦要甘拜下风。”
文房拍场五年来稳步向好 原因何在
当然，这样的市场反响，并非空穴来风。前几年，“文房热”在国内拍场已悄然兴起。如上文提到的2006年6月中国嘉德推出的“翦松阁精选文房用品”专场，116件拍品成交率84％，总成交额3590万元，十分可观。2007年7月，西泠春拍推出了“文房清玩——历代名砚专场”，成交率高达98％，成交额1832.38万元，掀起国内文房市场的小高潮。同年11月，中国嘉德秋拍又推出“文房清韵——清代砚墨笔印专场”，自清乾隆时期直至近代名家的砚墨笔印文房类精品共111件，成交率高达89％，成交额1460万元，令人刮且。其中一套“清乾隆御制西湖十景集锦色墨(十锭)”，估价40～60万元，经多轮叫价后以448万元创出古墨拍卖天价。
经过2008年金融危机的调整，2009年春拍，国内几大拍卖公司又纷纷推出了文房专场，成交都比较可观。特别是西泠拍卖，一次推出了“历代名砚及文房杂件”、“历代竹雕供石”和“名家篆刻及陆俨少自用文房雅具”3个文房专场，总成交额近2000万元。一组“黄宾虹自用印十一方藏印四方”拍出134.4万元，另一枚“黄金黄田黄石香山九老薄意章”更以212.8万元售出，足以印证文房精品的炙手可热。
传统中国艺术的等级制度和价格秩序
从2009年春拍至今的国内艺术品拍卖市场的频传捷报中，一种联动效应现象十分明显：先是古画价格升天了，然后古宇扬眉吐气了；几乎同时，文房清玩也顺势高涨。而牵引这一效应持续蔓延的力量正是传统中国艺术的价值回归。
中央美院教授龚继遂去年曾针对书法拍品过亿的现象专门写到：“多年来，中国传世的瓷器精品的价格一直比书画贵，主要是因为陶瓷有分布广泛的国际藏家，日本和欧美都有独立和完备的学术研究和公私收藏，因而形成了多元竞价的市场格局，使陶瓷名品的价格一直居高不下。而中国传统的市场价格体系，以字画等文人艺术品居先，其文化涵义及价格远远高于陶瓷。这种字画优先的认同由于需要相当的文史知识作为判断和欣赏的前提，而在国际藏家中难以普及。”这一倒 置的现象在书法版块尤为严重。直到2009年秋拍中，出现2件超过亿元人民币的书法作品，一件是曾巩《局事帖》，一件是朱熹、张景修等《宋名贤题徐常侍篆书之迹》手卷，才算是书法尊荣的开始回归。2010年春拍中，聚焦最多的那件北宋大书法家黄庭坚作品《砥柱铭》以4.32亿元刨造了中国艺术品拍卖新纪录。
“其实，在中国书画的收藏历史中，书法作品之声望本来就远在绘画之上。一代书圣王羲之及晋唐法书、宋人墨迹的价格也远在传世绘画名迹之上。这是因为书法作为前人手泽，其作者的历史地位和文化名气远在画家之上。晋人王羲之的书法远比晋人张僧繇的画迹要名贵，唐人颜真卿的书法价格也在历史上大量传世的所谓唐人画迹之上。即使以书家兼画家的董其昌而论，其书家的名声及历史上的价格也远在其画迹之上。在民国的收藏史中，张伯驹以四万大洋收得晋人陆机《平复帖》，其价格也比他变卖房产凑钱购得的隋人展子虔《游春图》昂贵。在以文人官僚为收藏主体的中国传统社会中，这种价格秩序是藏家共识。一直到民国以后，毛笔退出书写的主流，读图时代兴起，字画市场才形成画贵于字的格局。”龚继遂分析道。
TIPS：文房的繁衍
文房用器兴盛于隋唐。随着隋朝科举的开始，隋唐文人阶层壮大，于是与笔墨情趣不可分离的文房用器涌现纷纷，且远超出了笔、墨、纸、砚的范畴。
《唐书陆龟蒙传》记有笔床，唐代大诗人杜牧在《奉和门下相公兼领相印出镇全蜀》一诗中也有“彤弓随武库，金印逐文房”句。此处的“文房”，就已指文人的书斋。至南唐，“文房”成为文人书房的专用词。南唐后主李煜所藏书画均押以“建业文房之印”。宋米芾在《画史》中也说“大年收得南唐集贤院御书印，乃墨用于文房书画者。”这位极富文学才华的李煜对文房四宝有着杰出贡献。正是他任命从易水迁居来的奚廷硅为墨务官，并赐他李姓，于是有了“李廷硅墨”，此乃微墨之起源。他又任命李少微为砚务官，用歙州产的石头制作南唐官砚，即歙州龙尾砚。此乃歙砚之发端。
及至宋代，南唐归宋的翰林学士苏易简撰写了《文房四谱)一书，“笔谱“二卷，“砚谱”、“纸谱”、“墨谱”各一卷。此书是首次提出“文房四宝”的典籍。而第一个将文玩作为一个整体概念编撰出书的是南宋的赵希鹄。他在《洞天清禄集》列入古琴、古砚、古钟鼎彝器、怪石、砚屏、笔格、水滴、古翰墨笔迹、古画等，但当时流行的还远不止这些。宋林洪的《文房图赞》中有了臂搁的记录，且宋《槐阴消夏图》、《西园雅集图》等传世名画中，出现了笔插的形象。另在宋岳珂《槐郯录》中也记载着“御前列金器，如砚匣、压尺、笔格、糊板、水漏之属，计金二百两。“可见宋代文玩不仅门类丰富，用途广泛，而且制作材料已颇为讲究。
经过宋元的普及和拓展，文房清玩到了明代更加蓬勃。追求
文玩，蔚然成风。明初曹昭编写的《格古要论》，将文玩分为十三类：古琴、古墨迹、古碑法帖、金石遗产、古画、珍
宝、古铜、古砚、异石、古窑器、古漆器、古锦、异木，从工艺、产地、考据与鉴赏的角度论述之，对后世影响甚大。明文震亨的《长物志》，也是记载文玩的著名文献，共十二卷。在卷七《器具》中，列入砚、笔、墨、纸、笔格、笔床、笔屏等。此外，还编入不少清玩器物，例如香炉、袖炉、手炉、香筒、如意、钟磬等。另外在卷三《水石》、卷五《书画》、卷六《几榻》、卷十二《香茗》中，还记载了例如灵璧石、太湖石、书桌、砚屏等各类杂件，体现了明代文人“千世为闲事，于身为长物“的生活观。
而后，清代文玩的繁荣，除了文人的精心追求外，更源于康雍乾三朝皇帝的爱好与推动。从北京故宫博物院推出的相关珍藏展览上，即可窥见一隅。
文房清玩，形微体轻，与重器大件相比，实属小器物。然而正是这些小玩意，却又是一个内涵丰富的知识载体，根植于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它丰富的功能，独特的造型，以及千姿百态的制作工艺与材质，凝聚了历代文人的智慧与审美，折射出古代高雅的清居生活。
“文房热”遍及大江南北
在今年7月的杭州西泠春拍中，张充和上款及旧藏的印章与手札，因其生动的文献价值而受到热烈追捧。现已年近百岁的张充和是著名的“合肥四姐妹”之老四，既擅昆曲，又好书法、兰心蕙质，被称为“最后的大家闺秀”。沈从文是她的三姐夫。西泠拍卖此次的“名人手迹·暨张充和先生上款及旧藏专场”主推诸多文人学者写给张充和的诗稿、信札，以及她珍藏的一批晚清名臣的印章，包括有沈从文写给她的十几件书法，以及她收藏的吴昌硕刻印等。
一枚由张充和收藏并题签的“吴昌硕刻瑞兽钮白荚蓉石李国芝自用印”(1916年作)，估价8到10万元，结果买家们一路竞标，迅速把成交价推高到56万元才作罢。此印章，吴昌硕以石鼓文入篆，印文“滋园”(李国芝，号滋园)，刀融于笔、烂漫天真，乃印与石的完美结合。
而信札手迹中，特别令人感叹的是沈从文1978年为“四妹”张充和所书的《崔瑗草书势》(因为张充和在四姐妹中排行老四，沈从文称张充和为“四妹”)。自1949年张充和去了美国，二人阔别近30年之久。在重逢的这个中秋佳节，沈从文在一件40年前的旧作旁写下近数千小字，回忆40年前抗日期间在西南联太的艰难岁月。“忆及过去四十年种种，深感此难得友谊之可纪念”。这样饱含沧桑变幻和个人真情的信札稿，引起了诸多收藏者的人生共鸣，价格也从4万一路狂飙至64.96万才成交!
除了以西泠拍卖为代表的江南地区之外，以北京为中心的北方拍场和以香港为集散地的国际拍场上，“文房热”同样各有特色。
4月初，香港苏富比在备受内地藏家青睐的皇家文物之外，以特辟“隽物凝思：水松石山房藏珍玩专场”的方式力推中国传统的文人艺术。苏宫比中国瓷器及工艺品国际主管仇国仕表示，这个专场的设计，甚至其图录的制作，都是针对欧美年轻的新买家，他相信中国传统的文人艺术在他们当中会有市场。
他讲到，对年轻的欧美买家来说，类似粉彩瓶、铜胎珐琅等御制瓷器不太适合他们的品味，跟21世纪的生活方式也不太匹配，不属于他们的文化。他想向他们介绍一种既有传统的中国品味，又比较适合21世纪生活方式的中国古董，那就是带有文人气息的中国艺术品，类似于两年前他们尝试过的“道法自然”供石专场的新品味。他透露，上次的“道法自然”专场拍得很成功，半数以上是欧美买家。希望这次的水松石山房专场也能收到类似的效果。
然而，从拍卖结果来看，44件拍品售出26件，成交率59.1％，并且成交价前10名均由亚洲收藏家和古董商包揽。看来，欧美新买家的市场还待耐心培育。此专场中最昂贵的仍然是一件乾隆御制品，以竹黄制成的“九如灵芝”图如意摆件(1578万港元)。竹黄技艺始于乾隆一朝，是以竹材淡黄内层翻转附贴木心施艺。而且，这把如意上还刻有乾隆御题的诗，倦此警示为君为臣者应有的处世治国之道。可见，高价的支撑目前主要还是来源于皇家文房。
5月中旬，中国嘉德春拍上的“翦淞阁”文房清供专场亦独具一格。整个专场以8400万元的总额100％成交，45件拍品均价近200万元。该专场以民初上海大鉴赏家——瞻麓斋龚心钊旧藏古器珍品为主轴，包括砚台、印章、笔筒、毛笔、刀尺、香筒以及香炉等。其中“杨玉璇制白寿山慧可断臂像、杨玉璇田黄冻达摩面壁像”合称“禅宗组曲”，估价仅为每件200万元左右的拍品，分别以1064万元和1568万元成交。一把1948年顾景舟制、吴湖帆书画“相明石瓢壶”以1232万元创出紫砂壶新纪录，成为该场又一大亮点。
“翦淞阁”的主人是台北文房清供收藏名家黄玄龙。不仅个人乐此不疲地做收藏，黄玄龙还一直希望尽已所能去帮助更多的收藏爱好者。所以，从2006年中国嘉德“精选文房名品”专场，到2008年香港苏富比“道法自然”专场，再到2010中国嘉德“文房清供”专场，在选件上他一一严格把关。“这样就能让更少的人受伤害，让他们在收藏上取得更多进步，我也能有更多的同行。”对于市场，黄玄龙也有敏锐见解。“过去几十年，中国文物市场一直由西方主导，顺着西方的喜好和趋势。但是西方人不练书法，他们不看好文房。所以如果文房市场渐渐走好的话，这也代表中国的市场开始兴起了。”难怪在提起黄玄龙时，水松石山房主人胡·摩丝(Hugh Moss)幽默地写道：“他对中国文人艺术品的知识之渊博，连我这个谈不上谦逊的人亦要甘拜下风。”
文房拍场五年来稳步向好 原因何在
当然，这样的市场反响，并非空穴来风。前几年，“文房热”在国内拍场已悄然兴起。如上文提到的2006年6月中国嘉德推出的“翦松阁精选文房用品”专场，116件拍品成交率84％，总成交额3590万元，十分可观。2007年7月，西泠春拍推出了“文房清玩——历代名砚专场”，成交率高达98％，成交额1832.38万元，掀起国内文房市场的小高潮。同年11月，中国嘉德秋拍又推出“文房清韵——清代砚墨笔印专场”，自清乾隆时期直至近代名家的砚墨笔印文房类精品共111件，成交率高达89％，成交额1460万元，令人刮且。其中一套“清乾隆御制西湖十景集锦色墨(十锭)”，估价40～60万元，经多轮叫价后以448万元创出古墨拍卖天价。
经过2008年金融危机的调整，2009年春拍，国内几大拍卖公司又纷纷推出了文房专场，成交都比较可观。特别是西泠拍卖，一次推出了“历代名砚及文房杂件”、“历代竹雕供石”和“名家篆刻及陆俨少自用文房雅具”3个文房专场，总成交额近2000万元。一组“黄宾虹自用印十一方藏印四方”拍出134.4万元，另一枚“黄金黄田黄石香山九老薄意章”更以212.8万元售出，足以印证文房精品的炙手可热。
传统中国艺术的等级制度和价格秩序
从2009年春拍至今的国内艺术品拍卖市场的频传捷报中，一种联动效应现象十分明显：先是古画价格升天了，然后古宇扬眉吐气了；几乎同时，文房清玩也顺势高涨。而牵引这一效应持续蔓延的力量正是传统中国艺术的价值回归。
中央美院教授龚继遂去年曾针对书法拍品过亿的现象专门写到：“多年来，中国传世的瓷器精品的价格一直比书画贵，主要是因为陶瓷有分布广泛的国际藏家，日本和欧美都有独立和完备的学术研究和公私收藏，因而形成了多元竞价的市场格局，使陶瓷名品的价格一直居高不下。而中国传统的市场价格体系，以字画等文人艺术品居先，其文化涵义及价格远远高于陶瓷。这种字画优先的认同由于需要相当的文史知识作为判断和欣赏的前提，而在国际藏家中难以普及。”这一倒 置的现象在书法版块尤为严重。直到2009年秋拍中，出现2件超过亿元人民币的书法作品，一件是曾巩《局事帖》，一件是朱熹、张景修等《宋名贤题徐常侍篆书之迹》手卷，才算是书法尊荣的开始回归。2010年春拍中，聚焦最多的那件北宋大书法家黄庭坚作品《砥柱铭》以4.32亿元刨造了中国艺术品拍卖新纪录。
“其实，在中国书画的收藏历史中，书法作品之声望本来就远在绘画之上。一代书圣王羲之及晋唐法书、宋人墨迹的价格也远在传世绘画名迹之上。这是因为书法作为前人手泽，其作者的历史地位和文化名气远在画家之上。晋人王羲之的书法远比晋人张僧繇的画迹要名贵，唐人颜真卿的书法价格也在历史上大量传世的所谓唐人画迹之上。即使以书家兼画家的董其昌而论，其书家的名声及历史上的价格也远在其画迹之上。在民国的收藏史中，张伯驹以四万大洋收得晋人陆机《平复帖》，其价格也比他变卖房产凑钱购得的隋人展子虔《游春图》昂贵。在以文人官僚为收藏主体的中国传统社会中，这种价格秩序是藏家共识。一直到民国以后，毛笔退出书写的主流，读图时代兴起，字画市场才形成画贵于字的格局。”龚继遂分析道。
TIPS：文房的繁衍
文房用器兴盛于隋唐。随着隋朝科举的开始，隋唐文人阶层壮大，于是与笔墨情趣不可分离的文房用器涌现纷纷，且远超出了笔、墨、纸、砚的范畴。
《唐书陆龟蒙传》记有笔床，唐代大诗人杜牧在《奉和门下相公兼领相印出镇全蜀》一诗中也有“彤弓随武库，金印逐文房”句。此处的“文房”，就已指文人的书斋。至南唐，“文房”成为文人书房的专用词。南唐后主李煜所藏书画均押以“建业文房之印”。宋米芾在《画史》中也说“大年收得南唐集贤院御书印，乃墨用于文房书画者。”这位极富文学才华的李煜对文房四宝有着杰出贡献。正是他任命从易水迁居来的奚廷硅为墨务官，并赐他李姓，于是有了“李廷硅墨”，此乃微墨之起源。他又任命李少微为砚务官，用歙州产的石头制作南唐官砚，即歙州龙尾砚。此乃歙砚之发端。
及至宋代，南唐归宋的翰林学士苏易简撰写了《文房四谱)一书，“笔谱“二卷，“砚谱”、“纸谱”、“墨谱”各一卷。此书是首次提出“文房四宝”的典籍。而第一个将文玩作为一个整体概念编撰出书的是南宋的赵希鹄。他在《洞天清禄集》列入古琴、古砚、古钟鼎彝器、怪石、砚屏、笔格、水滴、古翰墨笔迹、古画等，但当时流行的还远不止这些。宋林洪的《文房图赞》中有了臂搁的记录，且宋《槐阴消夏图》、《西园雅集图》等传世名画中，出现了笔插的形象。另在宋岳珂《槐郯录》中也记载着“御前列金器，如砚匣、压尺、笔格、糊板、水漏之属，计金二百两。“可见宋代文玩不仅门类丰富，用途广泛，而且制作材料已颇为讲究。
经过宋元的普及和拓展，文房清玩到了明代更加蓬勃。追求
文玩，蔚然成风。明初曹昭编写的《格古要论》，将文玩分为十三类：古琴、古墨迹、古碑法帖、金石遗产、古画、珍
宝、古铜、古砚、异石、古窑器、古漆器、古锦、异木，从工艺、产地、考据与鉴赏的角度论述之，对后世影响甚大。明文震亨的《长物志》，也是记载文玩的著名文献，共十二卷。在卷七《器具》中，列入砚、笔、墨、纸、笔格、笔床、笔屏等。此外，还编入不少清玩器物，例如香炉、袖炉、手炉、香筒、如意、钟磬等。另外在卷三《水石》、卷五《书画》、卷六《几榻》、卷十二《香茗》中，还记载了例如灵璧石、太湖石、书桌、砚屏等各类杂件，体现了明代文人“千世为闲事，于身为长物“的生活观。
而后，清代文玩的繁荣，除了文人的精心追求外，更源于康雍乾三朝皇帝的爱好与推动。从北京故宫博物院推出的相关珍藏展览上，即可窥见一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