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007年10月31日和11月1日，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林毅夫在英国剑桥大学“马歇尔讲座”，做了2007～2008年度的讲演。
久负盛名的“马歇尔讲座”是以英国著名经济学家、英国剑桥学派的创立者、新古典经济学体系的奠基者和集大成者艾尔弗雷德·马歇尔的名字命名的。马歇尔于1865年毕业于剑桥大学的数学学院，从1885年开始担任剑桥大学第一任的经济学讲座教授，直到1908年退休。“马歇尔讲座”始于1946年，该讲座每年从全世界著名的社会科学家中挑选出一位担任主讲人，包括G·缪达尔、庇古、T·帕森斯、雷蒙·阿隆、库兹涅茨、索罗、阿罗、卢卡斯、阿马蒂亚·森、斯蒂格利茨等，其中14位在后来得到了诺贝尔经济学奖。林毅夫教授是走上这个世界顶级讲坛的第一位中国学者。
在谈到中国、越南的发展与转型时，林毅夫教授提出“渐进式助推中国越南转型成功”。以下是从林教授精彩演讲中摘选的一部分。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林毅夫:
中国、越南的转型比较成功，得益于它们推行了一种渐进式、双轨制、“摸着石头过河”的转型方式。总结起来，这种转型方式有如下特征：（1）并没有推翻社会主义制度，没有所谓的“资本主义胜利论”。（2）在转型开始的时候，微观主体效率低，缺乏积极性，为提高积极性，在城市实行利润留成，让干得好的企业和个人获得更高收入；在农村打破平均主义，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让干得好的农户获得更高收入。（3）要体现干好干坏的差异，就必须给微观主体以一定自主权，提高其积极性，使其生产靠近生产可能性边界，创造新的物质资料。同时，在计划轨之外允许市场轨出现，即推行双轨制：一方面，在价格上保持计划价格的同时，允许一部分市场价格的存在；另一方面，允许集体企业、私营企业、合资企业进入原来受抑制的轻工业部门（投资来源于国有企业、农民的剩余，他们在对剩余进行投资时自然会追求利润，因而自然会投资到产品短缺、技术符合比较优势的轻工业部门）。不过，国企和农民只有在完成政府统购统销任务配额之后，才能在市场上出售产品。在这种情况下，微观主体积极性提高，微观主体控制的资源能够投资于符合比较优势的部门，因而资源配置效率逐渐提高，计划轨的比重也逐渐减小。当一个部门的绝大多数产品由市场配置时，政府可以放开价格，使之完全由市场配置。
上述渐进式改革的结果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在转型过程中继续得到保护，所以不会崩溃；二是微观主体的积极性提高后，资源越来越多地流动到符合比较优势的部门，经济实现动态发展。这正是中国、越南转型较为成功的原因。除中国、越南外，智利、毛里求斯等一些曾经推行赶超战略的非社会主义国家在上世纪70年代后的改革也很有效率，它们原先也有计划部门，在转型时同样推行双轨制，在很大程度上限制竞争部门的进口，但通过设立出口加工区等方式鼓励出口，取得了很好的成效（智利是拉丁美洲表现最好的国家，而毛里求斯是非洲表现最好的国家）。据智利央行行长称，智利转型的成功依靠的是尝试（亦即中国所讲的“摸着石头过河”），在存在机会的地方推动改革。
我用数学模型对这一整套理论构架给出了证明：产业结构由要素禀赋结构内生决定；若制度安排中的发展目标、产业结构相互违背，则必然会同时存在一系列扭曲；在扭曲存在的情况下，经济增长较慢，不能实现收敛，收入分配不平等；政策性负担是预算软约束背后的原因，如果不消除政策性负担，私有化情况下政府需要给予不具备自生能力的企业更多的补贴；双轨制转型是相对更为有效的转型方式。
下面，我从经验验证的角度来探讨这一理论。我使用TCI（技术选择指数）来衡量一国的赶超程度。违背比较优势的生产模式的基本特征是：制造业实际的资本劳动投入比例,远远高于其他部门。据此，可以根据数据的可得性，构造两种度量生产模式的指标：（1）第一种指标，是制造业部门的人均资本密集度与整个国家的人均资本密集度的比值。一国的赶超程度越高，制造业部门的人均资本密集度越大，此TCI指标的值也越大。（2）第二种指标，是制造业部门的人均产出与整个国家人均产出的比值。赶超程度越高，制造业部门工人越少，价格相对越高，因而制造业的人均产出相对整个经济的人均产出而言更高，此TCI指标的值也越大。
一国的政府干预程度反映在如下方面：（1）黑市状况。从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的数据可以看出，赶超程度越高，黑市价格与官方价格的差价越高。（2）经济自由度。赶超程度越高，政府批准微观主体进入一个产业所需的程序越多、时间越长，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度越高，经济越不自由。（3）赶超程度越高的国家，经济发展绩效越差。接下来探讨转型方式的影响。如果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可以预期劳动密集部门有较快的发展，而若推行“休克疗法”，则大量资源被用于补贴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导致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较慢。用这两个赶超指标的差,来衡量改革方式同双轨制改革的接近程度，结果表明，越接近双轨制改革，转型后的经济发展速度越慢，基本同理论预期相符。
需要指出的是，每个人都会受到社会思潮的影响，而东亚经济的领导人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之所以没有推行赶超战略，中国、越南的领导人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所以选择了渐进式改革，有较大的运气成分。
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所有国家领导人都具有同样的目标——在自己的领导下将国家领向现代化；而发展先进产业就是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必经之路。东亚新兴工业化经济的领导人也不例外。但是，赶超战略效率低，需要有很大的可动员的资源来支持，其可维持的时间长短和程度深浅取决于人均自然资源的丰富程度和人口规模的大小，人均自然资源越丰富、人口规模越大，能够动员的时间就越长，资源的动员也越容易。然而，东亚经济的人均资源短缺，人口规模相对小，这是其推行赶超战略的不利条件。例如，台湾地区在50年代曾经试图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但第二年就出现了由补贴造成的政府财政赤字以及随之而来的恶性通货膨胀，因而难以维系。此后，尽管政府提倡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但由于政府不提供保护补贴，企业只能进入到符合比较优势、有自生能力的部门，并因此一步步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经济。韩国、新加坡、香港地区也是如此。东亚新兴经济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资源所限。
资源约束的影响在中国文化思想中也有所体现。在中国历史上很长的时期内，人均资源都非常有限。前现代社会的中国相对西方而言发展程度固然更高，但事实上每个人都接近饥饿的边缘。因而，中国文化长期强调实事求是。从儒家讲的“中庸”到毛泽东的“实事求是”、邓小平的“解放思想”，再到现在的“与时俱进”，都体现了不追求简单完美的意识形态、不受教条主义影响、根据现实调整政策的文化传统。而中国、越南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转型，之所以采取双轨制、渐进式的转型方式，还受到政治因素的限制。中国和越南的转型多为第一代领导人所推动，而在东方权威主义的社会中，领导人的权威来自于其所能够给老百姓带来的好处，来自于其所推行的政策的正确性。由于第一代领导人同时也是计划经济的推动者，其不能、也很难完全否定计划经济，只能对计划经济进行“摸着石头过河”式的修修补补。
现在，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已成为共识。但是，中国的改革经验是否可以为其他转型中国家、发展中国家借鉴？需要注意的是，苏联、东欧在20世纪80年代也曾经推行渐进式改革，但没有成功。渐进式改革成功与否也同实施方法和方式有关。苏联、东欧的改革与中国、越南的改革存在以下几方面的根本差异：第一，苏联、东欧在改革的时候，没有给予企业定价权，国家完全控制价格。而在中国，计划内的价格由国家制定，计划外的价格由企业根据市场制定，其间存在很大的差异。微观主体会对边际价格做出反应，苏联、东欧企业面临的产品边际价格低，因而对边际价格做出反应的积极性低;而中国和越南的企业对边际价格做出反应的积极性高。第二，在苏联和东欧，原来受抑制的轻工业部门准入障碍很多，资源配置效率难以得到改善。而中国则鼓励乡镇企业、民营经济、三资经济等进入轻工业部门，从而提高了微观主体的积极性和资源配置效率。第三，苏联、东欧给予企业的自主权是制定工资的权利，这样，厂长、经理自然倾向于制定很高的工资率，从而引发工资膨胀。而在中国和越南，虽然推行了利润留成制，但企业的工资总额受到限制，因而没有工资带来的通货膨胀。第四，在苏联和东欧，工资上涨引发了市场需求增加，因而增加了短缺，这些国家都通过大量借外债、大量进口来满足消费者需求，国家负债大大提高，难以持续。与之相比，在中国和越南，工资增长不多，而资源配置得到改善，生产效率提高，市场丰富程度大大提高，出口持续增加，外贸盈余增加，国家宏观稳定性越来越好。
可见，中国、越南和东亚的改革对于其他转型国家具有以下借鉴意义：第一，政府应该采取措施，实施多劳多得制，提高微观主体的积极性。第二，因为有一大批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需要获得保护和补贴，在条件没有改变前不能减少补贴，但要放开原先受抑制的部门，因而要在资源配置上实施双轨制，并进而在价格上实施双轨制。第三，微观主体效率提高后，如果原先双轨中政府配置的比重越来越低，则双轨向市场单轨的转变时机已成熟，在这个过程中，政府的法律制度等方面需要不断完善。这样，就可以分几步“跳过”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鸿沟”。
作者简介：
林毅夫，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1986年毕业于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系获博士学位，1994年创立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并担任主任至今。有著作10余本，其中《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被翻译成6种语言出版，《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与《再论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分别获1992及2001年度孙冶方经济科学奖。2000年被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评为1980至1998年内发表于国际经济学界刊物上被同行引用次数最高的论文之一，获颁经典引文奖。1997年被澳大利亚农业和资源经济学会授予约翰·克劳夫爵士奖。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席。
久负盛名的“马歇尔讲座”是以英国著名经济学家、英国剑桥学派的创立者、新古典经济学体系的奠基者和集大成者艾尔弗雷德·马歇尔的名字命名的。马歇尔于1865年毕业于剑桥大学的数学学院，从1885年开始担任剑桥大学第一任的经济学讲座教授，直到1908年退休。“马歇尔讲座”始于1946年，该讲座每年从全世界著名的社会科学家中挑选出一位担任主讲人，包括G·缪达尔、庇古、T·帕森斯、雷蒙·阿隆、库兹涅茨、索罗、阿罗、卢卡斯、阿马蒂亚·森、斯蒂格利茨等，其中14位在后来得到了诺贝尔经济学奖。林毅夫教授是走上这个世界顶级讲坛的第一位中国学者。
在谈到中国、越南的发展与转型时，林毅夫教授提出“渐进式助推中国越南转型成功”。以下是从林教授精彩演讲中摘选的一部分。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林毅夫:
中国、越南的转型比较成功，得益于它们推行了一种渐进式、双轨制、“摸着石头过河”的转型方式。总结起来，这种转型方式有如下特征：（1）并没有推翻社会主义制度，没有所谓的“资本主义胜利论”。（2）在转型开始的时候，微观主体效率低，缺乏积极性，为提高积极性，在城市实行利润留成，让干得好的企业和个人获得更高收入；在农村打破平均主义，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让干得好的农户获得更高收入。（3）要体现干好干坏的差异，就必须给微观主体以一定自主权，提高其积极性，使其生产靠近生产可能性边界，创造新的物质资料。同时，在计划轨之外允许市场轨出现，即推行双轨制：一方面，在价格上保持计划价格的同时，允许一部分市场价格的存在；另一方面，允许集体企业、私营企业、合资企业进入原来受抑制的轻工业部门（投资来源于国有企业、农民的剩余，他们在对剩余进行投资时自然会追求利润，因而自然会投资到产品短缺、技术符合比较优势的轻工业部门）。不过，国企和农民只有在完成政府统购统销任务配额之后，才能在市场上出售产品。在这种情况下，微观主体积极性提高，微观主体控制的资源能够投资于符合比较优势的部门，因而资源配置效率逐渐提高，计划轨的比重也逐渐减小。当一个部门的绝大多数产品由市场配置时，政府可以放开价格，使之完全由市场配置。
上述渐进式改革的结果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在转型过程中继续得到保护，所以不会崩溃；二是微观主体的积极性提高后，资源越来越多地流动到符合比较优势的部门，经济实现动态发展。这正是中国、越南转型较为成功的原因。除中国、越南外，智利、毛里求斯等一些曾经推行赶超战略的非社会主义国家在上世纪70年代后的改革也很有效率，它们原先也有计划部门，在转型时同样推行双轨制，在很大程度上限制竞争部门的进口，但通过设立出口加工区等方式鼓励出口，取得了很好的成效（智利是拉丁美洲表现最好的国家，而毛里求斯是非洲表现最好的国家）。据智利央行行长称，智利转型的成功依靠的是尝试（亦即中国所讲的“摸着石头过河”），在存在机会的地方推动改革。
我用数学模型对这一整套理论构架给出了证明：产业结构由要素禀赋结构内生决定；若制度安排中的发展目标、产业结构相互违背，则必然会同时存在一系列扭曲；在扭曲存在的情况下，经济增长较慢，不能实现收敛，收入分配不平等；政策性负担是预算软约束背后的原因，如果不消除政策性负担，私有化情况下政府需要给予不具备自生能力的企业更多的补贴；双轨制转型是相对更为有效的转型方式。
下面，我从经验验证的角度来探讨这一理论。我使用TCI（技术选择指数）来衡量一国的赶超程度。违背比较优势的生产模式的基本特征是：制造业实际的资本劳动投入比例,远远高于其他部门。据此，可以根据数据的可得性，构造两种度量生产模式的指标：（1）第一种指标，是制造业部门的人均资本密集度与整个国家的人均资本密集度的比值。一国的赶超程度越高，制造业部门的人均资本密集度越大，此TCI指标的值也越大。（2）第二种指标，是制造业部门的人均产出与整个国家人均产出的比值。赶超程度越高，制造业部门工人越少，价格相对越高，因而制造业的人均产出相对整个经济的人均产出而言更高，此TCI指标的值也越大。
一国的政府干预程度反映在如下方面：（1）黑市状况。从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的数据可以看出，赶超程度越高，黑市价格与官方价格的差价越高。（2）经济自由度。赶超程度越高，政府批准微观主体进入一个产业所需的程序越多、时间越长，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度越高，经济越不自由。（3）赶超程度越高的国家，经济发展绩效越差。接下来探讨转型方式的影响。如果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可以预期劳动密集部门有较快的发展，而若推行“休克疗法”，则大量资源被用于补贴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导致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较慢。用这两个赶超指标的差,来衡量改革方式同双轨制改革的接近程度，结果表明，越接近双轨制改革，转型后的经济发展速度越慢，基本同理论预期相符。
需要指出的是，每个人都会受到社会思潮的影响，而东亚经济的领导人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之所以没有推行赶超战略，中国、越南的领导人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所以选择了渐进式改革，有较大的运气成分。
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所有国家领导人都具有同样的目标——在自己的领导下将国家领向现代化；而发展先进产业就是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必经之路。东亚新兴工业化经济的领导人也不例外。但是，赶超战略效率低，需要有很大的可动员的资源来支持，其可维持的时间长短和程度深浅取决于人均自然资源的丰富程度和人口规模的大小，人均自然资源越丰富、人口规模越大，能够动员的时间就越长，资源的动员也越容易。然而，东亚经济的人均资源短缺，人口规模相对小，这是其推行赶超战略的不利条件。例如，台湾地区在50年代曾经试图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但第二年就出现了由补贴造成的政府财政赤字以及随之而来的恶性通货膨胀，因而难以维系。此后，尽管政府提倡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但由于政府不提供保护补贴，企业只能进入到符合比较优势、有自生能力的部门，并因此一步步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经济。韩国、新加坡、香港地区也是如此。东亚新兴经济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资源所限。
资源约束的影响在中国文化思想中也有所体现。在中国历史上很长的时期内，人均资源都非常有限。前现代社会的中国相对西方而言发展程度固然更高，但事实上每个人都接近饥饿的边缘。因而，中国文化长期强调实事求是。从儒家讲的“中庸”到毛泽东的“实事求是”、邓小平的“解放思想”，再到现在的“与时俱进”，都体现了不追求简单完美的意识形态、不受教条主义影响、根据现实调整政策的文化传统。而中国、越南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转型，之所以采取双轨制、渐进式的转型方式，还受到政治因素的限制。中国和越南的转型多为第一代领导人所推动，而在东方权威主义的社会中，领导人的权威来自于其所能够给老百姓带来的好处，来自于其所推行的政策的正确性。由于第一代领导人同时也是计划经济的推动者，其不能、也很难完全否定计划经济，只能对计划经济进行“摸着石头过河”式的修修补补。
现在，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已成为共识。但是，中国的改革经验是否可以为其他转型中国家、发展中国家借鉴？需要注意的是，苏联、东欧在20世纪80年代也曾经推行渐进式改革，但没有成功。渐进式改革成功与否也同实施方法和方式有关。苏联、东欧的改革与中国、越南的改革存在以下几方面的根本差异：第一，苏联、东欧在改革的时候，没有给予企业定价权，国家完全控制价格。而在中国，计划内的价格由国家制定，计划外的价格由企业根据市场制定，其间存在很大的差异。微观主体会对边际价格做出反应，苏联、东欧企业面临的产品边际价格低，因而对边际价格做出反应的积极性低;而中国和越南的企业对边际价格做出反应的积极性高。第二，在苏联和东欧，原来受抑制的轻工业部门准入障碍很多，资源配置效率难以得到改善。而中国则鼓励乡镇企业、民营经济、三资经济等进入轻工业部门，从而提高了微观主体的积极性和资源配置效率。第三，苏联、东欧给予企业的自主权是制定工资的权利，这样，厂长、经理自然倾向于制定很高的工资率，从而引发工资膨胀。而在中国和越南，虽然推行了利润留成制，但企业的工资总额受到限制，因而没有工资带来的通货膨胀。第四，在苏联和东欧，工资上涨引发了市场需求增加，因而增加了短缺，这些国家都通过大量借外债、大量进口来满足消费者需求，国家负债大大提高，难以持续。与之相比，在中国和越南，工资增长不多，而资源配置得到改善，生产效率提高，市场丰富程度大大提高，出口持续增加，外贸盈余增加，国家宏观稳定性越来越好。
可见，中国、越南和东亚的改革对于其他转型国家具有以下借鉴意义：第一，政府应该采取措施，实施多劳多得制，提高微观主体的积极性。第二，因为有一大批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需要获得保护和补贴，在条件没有改变前不能减少补贴，但要放开原先受抑制的部门，因而要在资源配置上实施双轨制，并进而在价格上实施双轨制。第三，微观主体效率提高后，如果原先双轨中政府配置的比重越来越低，则双轨向市场单轨的转变时机已成熟，在这个过程中，政府的法律制度等方面需要不断完善。这样，就可以分几步“跳过”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鸿沟”。
作者简介：
林毅夫，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1986年毕业于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系获博士学位，1994年创立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并担任主任至今。有著作10余本，其中《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被翻译成6种语言出版，《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与《再论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分别获1992及2001年度孙冶方经济科学奖。2000年被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评为1980至1998年内发表于国际经济学界刊物上被同行引用次数最高的论文之一，获颁经典引文奖。1997年被澳大利亚农业和资源经济学会授予约翰·克劳夫爵士奖。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