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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花：试验的种子
我看过新疆的棉花地，无边无际，像豪华的盛宴，铺展在祖国的西部。收获季节，天上的云朵也会走到大地上，在阳光中与棉花热烈交谈。
这是新中国的棉花，由于众多而热烈。
但我也看过苏区的棉花地，细小得像一粒种子。有时还不如天上的一朵云彩那么大，就像苏区自身，在南方的群山之中，在蜿蜒的阡陌之中，尝试着，探索着，孜孜不倦，星火燎原，努力让一种纯净的白铺展在红土地，温暖而又美好。
这是共和国摇篮里的棉花，由于稀少而热烈。
这是神奇的土地。如果你来到瑞金一个叫叶坪的村子，至今能在一个古老的祠堂里，看到先辈们留下的旗帜和口号。1931年11月7日，一朵白云透过密集的香樟林，听到那句响亮的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了！关于土地，关于棉花，关于秋天，关于温暖，那时一群人有了自己的理解。
我所看到的棉花，是苏区的棉花。现在，我的家乡瑞金并不种棉花，这只是一种久远的记忆。在一个春天的上午，在叶坪革命旧址群的展馆上，我看到了这种源于历史深处的记忆。我看到了苏区的棉花，由于稀少而热烈，由于稀少而让苏区怦然心动！由于稀少而珍贵，由于珍贵而让一群苏区的科技工作者怦然心动！
那是一种叫“农事试验场”的土地，它源于“二苏大会”的报告，源于瑞金沙洲坝刚刚建起的大礼堂，源于1934的春风，源于一口浓重的湘音：“为着促进农业的目的，而在每乡每区组织一个小范围的苏维埃农事试验场，并且设立农业研究学校与农产品展览所，同是迫切的需要。”这就样，一群散乱的土地被团结起来，一亩、十亩、百亩，集中接纳了异乡的种子，棉花的种子。
然而，没有科学的精神，又怎能种好苏区的棉花？正如没有探索的精神，又怎能在瑞金这个小盆地上，用苏维埃的办法来定国安邦？一切都在试验之中。那时的苏区，棉花就是苏维埃，棉花就是一种理想和主义，棉花就是一种精神和信仰。我曾经在一份旧报纸上，看到过这种棉花，带着理想的色彩，朴素得让人感动：“热烈进行植棉运动，保障明年每人都有一件新衣新裤穿！”
我看到了苏区的棉花，最初是一些种子。最初在中央土地部，收藏着，分发着，来到苏区细小的土地上。我几乎能感受到种子的温度，我几乎能感受到捧着种子的手微微颤抖，我几乎知道苏区的歌谣为此而唱：“撒下了种子，介支个红了天”。如果我是《红色中华》的记者，如果我在1934年4月走进了苏区的土地，我也会迅速写下一个个标题：《植棉选种试验成功》，《热烈进行中的瑞金植棉运动》……
这就是苏区的棉花。在“农事试验场”，带着初生的喜悦，带着开创的兴奋。多少年了，棉花长到了新疆，棉花离开了瑞金，但有一种精神仍然深深地根植在红色故都。
硝盐：泥土的味道
硝盐究竟是不是盐？这是一个化学问题，也是一个语文问题，同时还是个历史问题。在硝烟弥漫的年代，如果你从一份中央政府的机关报里，看到一则《熬硝盐的方法》，你会不会吃惊？正如在餐盘中看到一粒过剩的、多余的盐粒，你会不会吃惊？
当然有一些吃惊。为此，我曾仔细探究过熬制的办法，看到硝盐有着何等卑微的身世。“以前放过盐的地方，多年的老屋，和堆过粪便的墙上，只要里面的泥土有点咸味，（取土少许放在舌头上一尝便知），都可以熬盐。”在苏区，在中央政府的报纸上，这些高贵的硝盐，这些受到尊宠的物品，一点也不掩饰自己的出生之地。
还有更低贱的出处吗？来自泥土的硝盐，甚至有着比泥土更加不洁的身份。我少年时看过这种泥墙，白花花的盐霜，像苦涩的大地吐出了自己的舌头。苏区的硝盐，就像苏维埃的主人们一样，来自底层，来自角落。为此，这样的报纸，这样的中央政府，这样的硝盐，又如何能不热爱泥土的味道？“粪土之墙不可圬也”，如今，粪土之墙却可以放到舌头上舔尝，为了大众最急迫的需要。
作为政党的喉舌，报纸已办到了第205期。苏维埃已建设多年，但艰难困苦仍然围剿着苏区。只有懂得编辑的良苦用心，你才能深深地理解苏区。《熬硝盐的方法》，确实要让更多的人知道。究竟有多少人，掌握了这种熬硝盐的方法？究竟有多少人，走到粪土之墙，挖出了那些带着白霜的泥土，带着咸味的泥土？这种土办法早已过时，但我就是忍不住探究，就像重新替李绅构思那首唐朝的悯农诗。
碎土，挖池。开沟二尺许，略深于放土之池。挖来的墙土，不可太虚，不可太实，不漏，不透。培土，加水，续水，滤土，换土。得含鹽之水，进锅熬制……如此循环。天工开物，人工造物，皆道法自然。这是最古老的方子，千百年来反复使用。这是最伟大的发明，火药便沿着这个方子走到人间。硝和盐，最终合而为一。硝盐，终于从历史的幽暗之处，亮出白花花的身子，闪耀着岁月的光芒。
在和平的年代，制作烟花焰火的硝，安慰舌头味蕾的盐，从来不愿意混在一起。为此在这个春天，在瑞金的革命旧址群里，我曾经向讲解员打听：硝盐究竟是不是盐？我没有得到答案。因为这不仅是历史问题，还是化学和语文一起制造的脑筋急转弯。
硝盐，并不是硝和盐。但确实是硝和盐。在苏区时期，硝和盐，就像硝烟与炊烟，就像战争与和平，就像革命与建设，既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既是分割的，又是融合的。我必须告诉你，关于食盐，中央苏区信奉的是“有盐同咸，无盐同淡”。我必须告诉你，硝盐并不是氯化钠。它给舌头的不只是咸和淡，而是深深的苦涩，以及泥土的气息。
同样让我吃惊的，是一则短短的新闻：《瑞金合龙区建立硝盐厂》。作为重大的喜讯，它却如此简短。“每天能够出盐十八斤，足够供给全部群众的需要，并且东西也好，（硝又为我们军事上的需要品）。”这些年，我曾一次次走进这个叫合龙的地方，把西瓜基地、蔬菜大棚、合作社搬进新闻里。八十多年后的今天，再也没有人知道硝盐厂，但这里的家园，仍然有泥土的味道。 灯草：光明的重量
在城市的书房里，我几乎会忽略灯盏的存在，因为把夜晚变成白天，似乎过于容易。如果不是瞻仰旧居，如果不是认识一种叫灯草的事物，我几乎会忘掉八十多年前，人们跟黑暗作斗争的样子。
一张书桌上，必定会有一支笔和几页纸。一张藤椅前，必定會有一支灯盏。作为写作者，多么渴望有一只灯盏，把白天的光明延续下来。我理解这种奋笔疾书的心情。但我没有体验过一边文思泉涌、一边撩拨灯火的场景。现在，旧居的摆设还原了成八十年前的情景。我认识做成灯盏的竹筒，认识盛放油料的金属，但我不认识燃烧过的灯芯。
灰白，短小，像一条历史的脐带。
讲解员说，这是一种草，南方的草，名字就叫灯心草。讲解员说，这种灯草非常轻，在方言中，灯草就用来形容轻。为灯火而生长的草，当然来自野外。作为一种野草，它们能像苏区的棉花一样珍贵，能像苏区的食盐一样稀奇吗？当然不是。但讲解员告诉我，当年的苏区，就连灯草的使用，也制定了标准：一个晚上，只能用三根灯草。就像一个白天，只能有三次用餐。
三根灯草，每一根，不会超过一尺。三根灯草，必须从黑夜坚持到黎明。三根灯草，在苏区的土地上，从生长到采割，从晾晒到截取，从泥土到灯盏，需要一个春秋，就是一个四季轮回。草是青草，灯是油灯。用草撑住的光明，有多么艰难？如果不是这个制约，如果不是这个标准，我承认，我不会对这种草产生更深的兴趣。
在苏区的土地上，稻子收割了，秋天快到了，人们就会来到野外的潮地，走进一片片青草，为制造光明做好准备。灯心草，像缩小的翠竹，实心，直立生长。草茎上，带着淡淡的黄或白，到了夏天，小巧的花朵从梢上鼓出来。收割季节，有的像席草那么绵长，有的像稻草那么短小。人们割取草茎，晒干，取出茎髓，理直，扎成小把。
在苏区，在这间旧居里，分发的三根灯草，可能来自同一根灯草，也可能取自三根不同的灯草。三根灯草，捧着节制的光明，在黑夜出现，在黑夜消逝。但讲解员的故事，重点并不是三根灯草，而是一根灯草。就在这间旧居里，作为领袖，它热爱的写作刚刚开始，而灯盏的火苗一再压低。为了节约灯油，为了节约灯草，他决定用最微弱的灯光，照亮自己最磅礴的书写。
有什么样的意志，用一根灯草就可以战胜黑暗？一根灯草，又一根灯草，是什么样的书写，让那些细小的火苗，拥有了光明的重量？我看了看那张书桌。上面摆放着当年的著作，《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和《我们的经济政策》。我读过里面的文字，关于苏维埃，关于国家，关于革命，关于胜利。那些密集的汉字，仿佛就是来自灯草，并和灯草一起发出了坚定光芒。
我看过新疆的棉花地，无边无际，像豪华的盛宴，铺展在祖国的西部。收获季节，天上的云朵也会走到大地上，在阳光中与棉花热烈交谈。
这是新中国的棉花，由于众多而热烈。
但我也看过苏区的棉花地，细小得像一粒种子。有时还不如天上的一朵云彩那么大，就像苏区自身，在南方的群山之中，在蜿蜒的阡陌之中，尝试着，探索着，孜孜不倦，星火燎原，努力让一种纯净的白铺展在红土地，温暖而又美好。
这是共和国摇篮里的棉花，由于稀少而热烈。
这是神奇的土地。如果你来到瑞金一个叫叶坪的村子，至今能在一个古老的祠堂里，看到先辈们留下的旗帜和口号。1931年11月7日，一朵白云透过密集的香樟林，听到那句响亮的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了！关于土地，关于棉花，关于秋天，关于温暖，那时一群人有了自己的理解。
我所看到的棉花，是苏区的棉花。现在，我的家乡瑞金并不种棉花，这只是一种久远的记忆。在一个春天的上午，在叶坪革命旧址群的展馆上，我看到了这种源于历史深处的记忆。我看到了苏区的棉花，由于稀少而热烈，由于稀少而让苏区怦然心动！由于稀少而珍贵，由于珍贵而让一群苏区的科技工作者怦然心动！
那是一种叫“农事试验场”的土地，它源于“二苏大会”的报告，源于瑞金沙洲坝刚刚建起的大礼堂，源于1934的春风，源于一口浓重的湘音：“为着促进农业的目的，而在每乡每区组织一个小范围的苏维埃农事试验场，并且设立农业研究学校与农产品展览所，同是迫切的需要。”这就样，一群散乱的土地被团结起来，一亩、十亩、百亩，集中接纳了异乡的种子，棉花的种子。
然而，没有科学的精神，又怎能种好苏区的棉花？正如没有探索的精神，又怎能在瑞金这个小盆地上，用苏维埃的办法来定国安邦？一切都在试验之中。那时的苏区，棉花就是苏维埃，棉花就是一种理想和主义，棉花就是一种精神和信仰。我曾经在一份旧报纸上，看到过这种棉花，带着理想的色彩，朴素得让人感动：“热烈进行植棉运动，保障明年每人都有一件新衣新裤穿！”
我看到了苏区的棉花，最初是一些种子。最初在中央土地部，收藏着，分发着，来到苏区细小的土地上。我几乎能感受到种子的温度，我几乎能感受到捧着种子的手微微颤抖，我几乎知道苏区的歌谣为此而唱：“撒下了种子，介支个红了天”。如果我是《红色中华》的记者，如果我在1934年4月走进了苏区的土地，我也会迅速写下一个个标题：《植棉选种试验成功》，《热烈进行中的瑞金植棉运动》……
这就是苏区的棉花。在“农事试验场”，带着初生的喜悦，带着开创的兴奋。多少年了，棉花长到了新疆，棉花离开了瑞金，但有一种精神仍然深深地根植在红色故都。
硝盐：泥土的味道
硝盐究竟是不是盐？这是一个化学问题，也是一个语文问题，同时还是个历史问题。在硝烟弥漫的年代，如果你从一份中央政府的机关报里，看到一则《熬硝盐的方法》，你会不会吃惊？正如在餐盘中看到一粒过剩的、多余的盐粒，你会不会吃惊？
当然有一些吃惊。为此，我曾仔细探究过熬制的办法，看到硝盐有着何等卑微的身世。“以前放过盐的地方，多年的老屋，和堆过粪便的墙上，只要里面的泥土有点咸味，（取土少许放在舌头上一尝便知），都可以熬盐。”在苏区，在中央政府的报纸上，这些高贵的硝盐，这些受到尊宠的物品，一点也不掩饰自己的出生之地。
还有更低贱的出处吗？来自泥土的硝盐，甚至有着比泥土更加不洁的身份。我少年时看过这种泥墙，白花花的盐霜，像苦涩的大地吐出了自己的舌头。苏区的硝盐，就像苏维埃的主人们一样，来自底层，来自角落。为此，这样的报纸，这样的中央政府，这样的硝盐，又如何能不热爱泥土的味道？“粪土之墙不可圬也”，如今，粪土之墙却可以放到舌头上舔尝，为了大众最急迫的需要。
作为政党的喉舌，报纸已办到了第205期。苏维埃已建设多年，但艰难困苦仍然围剿着苏区。只有懂得编辑的良苦用心，你才能深深地理解苏区。《熬硝盐的方法》，确实要让更多的人知道。究竟有多少人，掌握了这种熬硝盐的方法？究竟有多少人，走到粪土之墙，挖出了那些带着白霜的泥土，带着咸味的泥土？这种土办法早已过时，但我就是忍不住探究，就像重新替李绅构思那首唐朝的悯农诗。
碎土，挖池。开沟二尺许，略深于放土之池。挖来的墙土，不可太虚，不可太实，不漏，不透。培土，加水，续水，滤土，换土。得含鹽之水，进锅熬制……如此循环。天工开物，人工造物，皆道法自然。这是最古老的方子，千百年来反复使用。这是最伟大的发明，火药便沿着这个方子走到人间。硝和盐，最终合而为一。硝盐，终于从历史的幽暗之处，亮出白花花的身子，闪耀着岁月的光芒。
在和平的年代，制作烟花焰火的硝，安慰舌头味蕾的盐，从来不愿意混在一起。为此在这个春天，在瑞金的革命旧址群里，我曾经向讲解员打听：硝盐究竟是不是盐？我没有得到答案。因为这不仅是历史问题，还是化学和语文一起制造的脑筋急转弯。
硝盐，并不是硝和盐。但确实是硝和盐。在苏区时期，硝和盐，就像硝烟与炊烟，就像战争与和平，就像革命与建设，既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既是分割的，又是融合的。我必须告诉你，关于食盐，中央苏区信奉的是“有盐同咸，无盐同淡”。我必须告诉你，硝盐并不是氯化钠。它给舌头的不只是咸和淡，而是深深的苦涩，以及泥土的气息。
同样让我吃惊的，是一则短短的新闻：《瑞金合龙区建立硝盐厂》。作为重大的喜讯，它却如此简短。“每天能够出盐十八斤，足够供给全部群众的需要，并且东西也好，（硝又为我们军事上的需要品）。”这些年，我曾一次次走进这个叫合龙的地方，把西瓜基地、蔬菜大棚、合作社搬进新闻里。八十多年后的今天，再也没有人知道硝盐厂，但这里的家园，仍然有泥土的味道。 灯草：光明的重量
在城市的书房里，我几乎会忽略灯盏的存在，因为把夜晚变成白天，似乎过于容易。如果不是瞻仰旧居，如果不是认识一种叫灯草的事物，我几乎会忘掉八十多年前，人们跟黑暗作斗争的样子。
一张书桌上，必定会有一支笔和几页纸。一张藤椅前，必定會有一支灯盏。作为写作者，多么渴望有一只灯盏，把白天的光明延续下来。我理解这种奋笔疾书的心情。但我没有体验过一边文思泉涌、一边撩拨灯火的场景。现在，旧居的摆设还原了成八十年前的情景。我认识做成灯盏的竹筒，认识盛放油料的金属，但我不认识燃烧过的灯芯。
灰白，短小，像一条历史的脐带。
讲解员说，这是一种草，南方的草，名字就叫灯心草。讲解员说，这种灯草非常轻，在方言中，灯草就用来形容轻。为灯火而生长的草，当然来自野外。作为一种野草，它们能像苏区的棉花一样珍贵，能像苏区的食盐一样稀奇吗？当然不是。但讲解员告诉我，当年的苏区，就连灯草的使用，也制定了标准：一个晚上，只能用三根灯草。就像一个白天，只能有三次用餐。
三根灯草，每一根，不会超过一尺。三根灯草，必须从黑夜坚持到黎明。三根灯草，在苏区的土地上，从生长到采割，从晾晒到截取，从泥土到灯盏，需要一个春秋，就是一个四季轮回。草是青草，灯是油灯。用草撑住的光明，有多么艰难？如果不是这个制约，如果不是这个标准，我承认，我不会对这种草产生更深的兴趣。
在苏区的土地上，稻子收割了，秋天快到了，人们就会来到野外的潮地，走进一片片青草，为制造光明做好准备。灯心草，像缩小的翠竹，实心，直立生长。草茎上，带着淡淡的黄或白，到了夏天，小巧的花朵从梢上鼓出来。收割季节，有的像席草那么绵长，有的像稻草那么短小。人们割取草茎，晒干，取出茎髓，理直，扎成小把。
在苏区，在这间旧居里，分发的三根灯草，可能来自同一根灯草，也可能取自三根不同的灯草。三根灯草，捧着节制的光明，在黑夜出现，在黑夜消逝。但讲解员的故事，重点并不是三根灯草，而是一根灯草。就在这间旧居里，作为领袖，它热爱的写作刚刚开始，而灯盏的火苗一再压低。为了节约灯油，为了节约灯草，他决定用最微弱的灯光，照亮自己最磅礴的书写。
有什么样的意志，用一根灯草就可以战胜黑暗？一根灯草，又一根灯草，是什么样的书写，让那些细小的火苗，拥有了光明的重量？我看了看那张书桌。上面摆放着当年的著作，《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和《我们的经济政策》。我读过里面的文字，关于苏维埃，关于国家，关于革命，关于胜利。那些密集的汉字，仿佛就是来自灯草，并和灯草一起发出了坚定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