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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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学术界关于历史时期河源认知研究已相当深入,但仔细检视却发现,建国以来受到唯科学主义的影响,地理学界、历史地理学界以及水利史研究多着重在唐以后河源认知渐为"正确"和"科学"的部分展开讨论,而对唐以前相关问题的讨论很不深入,甚至存在较多的研究疏漏和理解偏差,因此重新检视唐以前河源认知问题,具有正本清源之学术史意义.本文是拙文《唐以前黄河河源认知的再检视》中一部分,即关于《禹贡》“导河积石”非河源
【出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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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献与古代社会研究的现状与展望”学术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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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学术界关于历史时期河源认知研究已相当深入,但仔细检视却发现,建国以来受到唯科学主义的影响,地理学界、历史地理学界以及水利史研究多着重在唐以后河源认知渐为"正确"和"科学"的部分展开讨论,而对唐以前相关问题的讨论很不深入,甚至存在较多的研究疏漏和理解偏差,因此重新检视唐以前河源认知问题,具有正本清源之学术史意义.本文是拙文《唐以前黄河河源认知的再检视》中一部分,即关于《禹贡》“导河积石”非河源表达进行辨正,其他问题暂不讨论。笔者认为, 目前学界据《尚书,禹贡》“导河积石”的记载认为战国中后期已有“河源出积石”的地理认识,存在一定的理解偏差。这一现代知识的来源可能有两个:1、1978年两宁河源会议所造成的影响乃是传袭之误,反映出错误知识的层累过程;2、学界关于《禹贡》“导河积石”之“导”字字义的理解,“溯源”、“循行”二解皆误,“导”字字义本质上与河源问题无关。刘起釪先生《尚书校释译沦》试图推翻旧注,从而得出“导河积石”为河源记载的结论,所引蔡沈《书经集传》与胡渭《禹贞锥指》的两个论据均不能成立,主要原因是刘氏误解了蔡、胡之本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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