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网络社会,流动空间(卡斯特,2006)、虚拟空间(Rheingold,1993)越来越成为潮流与时尚。人们不禁要问:人的肉身所居留的物质空间是否已不再重要?面对日益全球化、媒介化的世界,地方是否依然具有价值?这些问题概括起来,就是空间与地点的关系问题,也是当前跨学科空间研究的核心话题之一。不可否认,人们日常生活的空间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殖民危机,一方面是越来越普遍的空间商品化(勒菲弗,2008)的浪潮,将生活空间裹挟卷入全球资本的洪流,另一方面则是无处不在的权力铁腕,把人们的生活场所改变成为规训的空间(福柯,2003)。在遭受资本与权力拓殖的居留空间,真正独特而自主的地方生活已被抽离,人们的地方体验与地方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变得不再重要,地方价值也逐渐丧失。资本与权力的长驱直入,不仅抹平了地方差异,而且使个人沦为其附庸,丧失了独立性与自主权。然而,这样的世界图景也不尽全面。越来越多的地方经验性研究表明,即使在最为强大的国家力量与全球资本面前,也存在"地方性逻辑"(杨念群,2004)。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通过自身的实践,构筑了不同于全球或国家逻辑的地方空间。这也是社区这一概念受到人们青睐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社区被赋予了公民社会与地方治理的理想与期望;在社区这一地方空间,人们最有可能抵御全球资本与国家权力的殖民,获得地方认同感和个人安全感(王铭铭,1997;林尚立,2003)。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社区传播或社区媒介在构建社区认同、促进社区参与方面所具有积极作用,获得越来越多的关注与重视,成为传播研究新的增长点。当前的社区传播研究大多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社区媒介,如社区报纸、社区电视(Howley,2005)、社区网络论坛(Loader&Keeble,2001;谢静,2009)等,被当作区别于主流、商业媒介的另类媒介,得到了新闻学或媒介研究者的关注;二是社区的人际沟通,无论是传播学者还是社会学者都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以了解社区传播与社区认同、社区建设之间的关系(Matei&Ball-Rokeach,2001)。毫无疑问,这些研究不仅丰富了有关社区传播的知识,而且为改善社区生活贡献了智慧。但是,这些研究有一个共同特点,它们大多将社区视为活动发生的场所、容器,较少研究传播活动与空间实践的关系;而且传播研究通常集中于象征符号、虚拟空间,较少将传播与身体实践、空间实践相关联。而从最为根本的属性来看,社区首先应当是一个空间概念,是与人的身体实践相关的具体场所与地点;正是社区的地理和物质属性,使其在全球化和"流动空间"的大潮中,为本地居民赢得了对抗的可能性。从传播的角度来看,空间不仅为传播提供了特定环境,而且许多传播行为本身也是空间实践行为,社区传播与空间实践密不可分。根据空间理论,空间与地点亦有区别:有时空间被认为是独立于人类、基于自然法则而存在,地点则更具有社会性(奥罗姆、陈向明,2005)。有时空间则被看作是在全球化过程中被权力和资本脱域的、抽象的存在,而地点则是反向过程——"再地域化"(reterritorialisation)——的结果,而这一"再地域化"的过程即"地点制造"(place-making)(Feuchtwang,2004)。从制造地点的观念来看待社区传播,即意味着考察人们如何通过社区公共空间的交往行为为社区空间赋予意义、从而制造出属于自己的地点、实现再地域化。本研究将社区视为地点,致力于探讨社区传播与制造地点之间的关联,力图为传播概念注入空间性、物质性因素,同时为空间研究、社区研究增强传播维度。具体而言,本研究希望通过人种志的案例研究,回答下列问题:城市居民如何通过社区传播而制造有意义的地点?作为制造地点的行为,社区传播的主体、形式与内容是什么?社区传播如何参与空间实践?空间实践如何影响社区传播行为?作为空间实践的场所与结果的地点,对参与者的社会关系产生了哪些影响?为回答这些问题,本文将首先结合文献、从理论层面阐述空间生产、地点制造与主体性建构,空间实践与社区传播等核心问题,然后从以下三个方面具体解读J市"健康坡"的案例:第一、公共空间中的身体实践与公共交往;第二、作为空间实践的景观营造与社区意象;第三、地点制造、主体性与区域化。本文对J市居民在"健身坡"的空间实践进行了田野研究。J市是位于中国中部的一个县级市,健身坡原本是城郊的小山,大多属于当地农民。近些年来,城市居民在此开展了各种活动,包括健身(如爬山、做操、种地)和娱乐(如搓麻将、跳舞)等。而为了更方便地开展这些活动,城市居民又自发地进行了一些景观营造工程,如筑路、修井、整坪、建亭、种地、弄石等。在此,我们将健身坡视为一种特殊的社区,将居民在健身坡的活动看作是一系列的社区传播行动,将社区传播的结果视为地点制造,探讨J市居民在"健康坡"制造地点的具体形式与过程。本文发现,第一、J市居民以健身为目的的身体实践,形态多样、富有节奏,成为公共交往的核心。而且,以健身为目的的身体实践,直接利用或者改造了环境空间,使一些地方成为公共交往的汇聚点或中心,进而促进了新的社会关系之形成,如"山友"(一起爬山人群的自称)"麻友"(一起搓麻将人群的自称)。第二、以健身为目的的景观营造,成为"健身坡"独具特色的社区意象;而有关这些景观的叙事,则进一步为社区意象赋予意义,实现了地点的"标识化";第三,在公共交往和景观营造过程中的自发与合作、公共空间的自我管理,凸显了居民的主体意识,使"健身坡"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再地域化的地点,区别于城市中心区域。但是,为营造景观而动员的网络资源,也将权力与资本网罗进了新的地点,使得地点制造与外部空间生产发生关联,其意义变得多元、歧义。不过,J市居民在"健身坡"的身体实践与地点制造也引出一些新问题。比如,在地点制造过程中,城市居民往往占据主动(如对地点的命名),而作为"原住民"的农民相对被动。这样一种"城市化"对于本地农民意味着什么?对于"健身坡"的地点制造,再造了怎样的城乡关系?这需要进一步的思考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