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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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文化在罗兰·巴特构想文学符号学的过程中扮演了核心角色,但东方文化在巴特眼中只是一个参照性的乌托邦.巴特希望通过文本写作对抗意识形态话语,称"文"必须偏离
【出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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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届世界符号学大会暨首届中国符号学论坛、第10届全国语言与符号学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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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文化在罗兰·巴特构想文学符号学的过程中扮演了核心角色,但东方文化在巴特眼中只是一个参照性的乌托邦.巴特希望通过文本写作对抗意识形态话语,称"文"必须偏离意义,句子具有不完整性.然而,巴特操作"文"的途径——中性,仍是关于意义的哲学.巴特将排除意义的愿望移植到日本俳句及禅宗语言中,所以误解了东方文化.中国道家语言观可以为巴特文学符号学提供积极借鉴意义,巴特的语言悖论是因为他固执于小言的纷争,缺乏"道通为一"的视角.罗兰·巴特思想经历了由前期权势运作的语言结构转向去权势化的文本过程.1957-1967年这十年,巴特关注符号学的科学性、系统性,将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以寥寥数语构想的符号学,发展为一种真正的社会符号研究.1968年以后,巴特称必须对这种科学符号学进行修正:巴特不再相信符号学的科学性,科学必须认定自己仅是一种写作.巴特认为符号学必须攻击西方整个文明的象征系统和语义学系统,必须超越西方封闭区,设法裂解意义系统本身.巴特由系统科学阶段进入文本阶段,1968-1980年这段时期的符号学与文学相结合,称文学符号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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