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大学生为被试,以囚徒困境为实验任务,以合作指数为任务特征,采用2(社会价值取向:亲自我取向和亲社会取向)×5(合作指数:0.1、0.3、0.5、0.7、0.9)混合设计,探讨社会价值取向和任务特征对大学生合作行为的影响。根据Van Lange,Otten,deBruin和Joireman(1997)编制的社会价值取向分配游戏将被试分为亲自我型和亲社会型,让他们分别完成30个合作指数不同的囚徒困境博弈任务,因变量是被试在囚徒困境博弈中的平均合作率。实验结果表明:(1)在合作指数一定时,亲社会型社会价值取向的个体的平均合作率显著高于亲自我型社会价值取向的个体,F(1,38)=72.536,p=0.000<0.001,η2=0.66。尤其是在CI=0.5、CI=0.7、CI=0.9时F(1,38)=65.36,p<0.0001;F(1,38)=160.00,p<0.0001;F(1,38)=164.02,p<0.0001)。这说明在没有法律、规定等外在约束和金钱、奖励等诱惑时,个体的决策与其自身价值取向关系更为密切,个体的社会价值取向更能够对其决策行为进行解释。亲自我型社会价值取向者认为竞争是强大的表现,而合作意味着软弱,倾向于以一种"非黑即白"的极端的方式思考问题;亲社会型社会价值取向的个体从道德的角度来衡量问题,认为相互依赖和合作在道德判断上是正确的,而竞争是错误的和无益的。心理机制的不同导致合作行为的不同。(2)亲社会型社会价值取向的个体的平均合作率随着合作指数的提高而显著提高(F=17.48,p=0.000),进一步对合作指数进行多重比较,结果显示,第一、二、三水平分别与第四、五水平之间存在显著差异,ps<0.05。而亲自我型社会价值取向的个体并没有显著变化(F=0.61,p=0.66),说明无论合作指数如何变,亲自我型社会价值取向的大学生都是更倾向于选择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