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考察贵州大学生社交焦虑水平,情绪调节策略的特点以及负面身体自我在情绪调节策略和社交焦虑之间的中介作用。方法:使用分层抽样的方法抽取1804名大学生为研究对象,采用GROSS情绪调节策略量表、负面身体自我量表以及社会交往焦虑量表进行问卷调查;使用SPSS22.0进行数据描述统计、相关分析;结合相关理论建立假设模型,并使用AMOS进行结构方程模型检验。结果:（1）贵州大学生的社交焦虑总平均分（31.05±13.01）低于问卷临界值34分,有45.7%（802名）大学生存在明显的社交焦虑问题;在情绪调节策略方面,大学生认知重评策略使用频率（4.54±1.05）高于表达抑制策略使用频率（3.95±1.27）;（2）大学生个体的表达抑制与社交焦虑、负面身体自我相关显著(r_{表达抑制-社交焦虑}=0.18,P_{表达抑制-社交焦虑}<0.01;r_{表达抑制-负面身体自我}=0.18,P_{表达抑制-负面身体自我}<0.01),认知重评与社交焦虑相关显著（r=0.08,P<0.01）,但与负面身体自我相关不显著（r=0.02,P>0.05）（3）结构方程模型检验发现,负面身体自我在表达抑制与社交焦虑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其中介效果量为0.41。结论:近一半的贵州大学生存在着社交焦虑问题;大学生的情绪调节策略会影响其社交焦虑水平,负面身体自我在情绪的表达抑制和社交焦虑水平中起中介的作用;可基于个体情绪调节策略以及对自我身体的认识特点出发进行干预以降低学生的社交焦虑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