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我国现代历史地理学开创者之一的史念海先生，为求得真知灼见，也积极践履野外考察。史念海先生原是秉承乾嘉学派治学方式，以考据见长，进行野外考察起步较晚，是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因机缘使他参加了当时陕西省军区组织的兵要地理研究，历经数年，在黄河中下游以至淮河下游与江南太湖流域进行了颇为广泛深入的考察，由此也让他从亲身接触到的大量现场实物资料中，破解了许多在文献中未解决的疑难问题，也纠正了一些文献中错讹阙漏的史料，使他对诸如某些古战场的具体所在、古城址与古关隘的位置、古泽薮范围、古代水利工程的作用、古代沙漠的演变、古代河流河道的变化及其对流经城镇废毁的影响、古代森林分布变化、古代农田与土壤的变化、古代行军路线与运河的走向、长城遗迹的探寻等都获得了真切的了解。他因此大得其益，深深钟情于兹。因此他在论文集《河山集》二集上所写的长篇《自序》中，在陈述了该集的几篇论文和初集有些不同，即“初集主要利用历史文献，二集则兼结合野外考察的成果”之后，强调指出：“以前从事历史地理学的研究，主要依靠历史文献。历史文献不可能没有讹误和疏漏，这就要作一番考证。可是考证也并非都能解决问题，如果能够到当地进行考察，问题有可能会迎刃而解。”为充分证明他的上述论述的正确性，他接着一口气举出他亲身经历的23个例证，剖析深透，气势雄劲，极具说服力与示范性。而且之后史念海先生一直乐此不疲，并带动他的学生与晚辈后学以他为榜样，在治学中求真求实，在需要时自觉进行实地考察。为此，北京师范大学原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主任瞿林东教授曾多次著文盛赞史先生这种“河山之恋”的浓郁情结。当前，作为现代学科的历史地理学，自上世纪30年代前期萌生以来，已走过近80个年头。其间经历八年抗日战争与十年“文化大革命”动乱，几陷中断；后于改革开放时期又发新枝，始茁壮成长起来。综观其发展历程，正如本文所述，可以鲜明地看到，在促进其不断发展的多种因素中，几位学科开创者在传承创新我国数千年来舆地之学的优秀学术传统，并认真发挥传帮带作用，对他们之后的第二代、第三代，以至现在正成长起来的第四代学人的示范引领作用，也起了重大的不可缺少的作用。所以可以预期，在这一良好的学术风范的带动下，我国历史地理学界必将在今后我国大力发展学术科技事业，建设文化强国的时代大潮激荡下，取得更大的进展，发挥更大的“有用于世”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