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世纪末开始,中国在西方的影响下开始了断断续续、长达一个多世纪的启蒙,原本处于文学系统边缘的小说出人意料却又合乎情理地充当了启蒙的急先锋。启蒙本质上是一次思维方式的变革,人们应用理性,通过科学的分析、归纳与构建,抱着反省与批判的精神,来理解宇宙的普遍规律。福尔摩斯有着合理的知识谱系、细致深入的观察以及缜密的逻辑推理,是清末民初来自西方的较为典型的理性人物形象。刘半农主编的《福尔摩斯探案集》虽然不乏游离与偏差,但总体而言较为忠实地保留了福尔摩斯上述的理性特征。让清末民初译者们无法接受的是福尔摩斯身上理性与情感的对立,他不仅排斥华生在叙述中增加的情感叙事,而且在生活中也拒绝任何个人的情感。译者们往往会改写福尔摩斯冷冰冰的理性,给福尔摩斯添加了一抹温情。这体现了中国情理不分,以情代理的传统思维方式,同时也折射出理性在中国的接受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