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本体论上讲，纪录片作为电影中最有生命力的创作形式，其魅力究竟何在——毫无疑问，每一艺术门类，其存在的最大理由是与其他艺术门类的相异性，借由这种独异性，它确立自身存在的价值。而“纪录片”相对于“非纪录片”，其最大的独异之处和魅力所在，即是“真实”。徐童在大多的情况下作出的选择是：“公共”优先于“个人”，“职业道德”优先于“生活道德”。他会不遗余力地保护影像的真实性与完整性（完整有时是真实的必要条件。道德焦虑一方面来自外界，一方面来自内心。外界的约束力无需多言，每个人都不希望自己被认为是一个对别人有恶意的人，不希望被舆论指责为侵犯隐私。内在的约束力，则主要表现为内心情感。当一个具有“良心”的人违反了人与人交往中的某种道德义务（比如忠诚）时，会产生不适感，甚至于自我谴责——当然，真正驱使他行动的，还是自身的感情强度，倘若他可无视或者克服这种不适，便能坚定行之。从徐童的表述看，他已经将普适的“生活道德”等同于“伪道德”，进一步又等于“不道德”，愿意去冲破它、无视它，或者说，他愿意把“职业道德”放在绝对的、至上的位置上。一旦他作出了选择，别人的评判未必对他有很大的意义。对于一个创作者而言，非此即彼。在伦理困境与道德两难这个问题上，主张“存在主义”那一套原则，即“绝对自由，绝对权利”。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作者都有自由选择的权力，但也要为此付出代价，不能推卸自己应负的责任一无疑，任何一个纪录片作者都可以选择绝对安全对人以及对己），从不伤害一个灵魂。为此，他也许要付出牺牲“真实性”与“完整性”的代价，甚至承受作品温吞平庸的结果；与此同时，他也可以选择冒犯某些人的隐私权，将自己置身于一个危险的境地，一种受人指责的惶恐中，但保证自己作品尖锐、凌厉与厚重。可一旦他作出了选择，他不应只承担其中积极的结果，还应有勇气坦承其消极面。总之，桥归桥，路归路。上帝的归上帝，撒旦的归撒旦。该领奖的领奖，该道歉的道歉。具体到徐童的影片，无人可以否认其积极意义。与此同时，如果其中某些段落给某些被摄者带来了消极体验，虽然并不一定要选择删除这些段落，也并不意味着他影片的积极影响会披这种消极影响所抵消，但徐童有义务为这种消极体验担负起责任，而不是无视甚至否认——这将是一个更为成熟、自主、勇敢的作者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