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首先统计库房古籍的破损程度,针对严重破损程度以下的古籍,在“整旧如旧”,保持古籍原始面貌的原则下实施修复,延续古籍的使用寿命,这种保护性修复在古籍修复过程中是使用最多的一种修复措施.古籍修整前,先要核点书名、册数、页码.点收过程中要特别注意书页是否有残缺,页码顺序是否颠倒错乱.没有页码的书籍,就要按顺序逐页在书页的右下角用细铅笔轻轻写上号码.这样,书籍拆散、书页弄乱后,在重新装订时,仍可以按号码理
【出 处】
：
第12、13届全国文物修复技术研讨会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首先统计库房古籍的破损程度,针对严重破损程度以下的古籍,在“整旧如旧”,保持古籍原始面貌的原则下实施修复,延续古籍的使用寿命,这种保护性修复在古籍修复过程中是使用最多的一种修复措施.古籍修整前,先要核点书名、册数、页码.点收过程中要特别注意书页是否有残缺,页码顺序是否颠倒错乱.没有页码的书籍,就要按顺序逐页在书页的右下角用细铅笔轻轻写上号码.这样,书籍拆散、书页弄乱后,在重新装订时,仍可以按号码理顺原书再用数码相机拍照未修复前的破损书籍,待修复完毕后再拍照下来,可做前后对比.
其他文献
本文对西方滚筒印的起源、流传进行了系统梳理,并将西方滚筒印发展史划分为产生初期、成熟期、稳定发展期、衰退期四个阶段.西方滚筒印与中国印章虽然属于不同的发展体系,但中国古代陶拍中的拱形、滚筒形制及明清西藏铁印中的柱面雕镂形制均与西方滚筒印有着一定的相似之处.在印文上,西方滚筒印与中国印章均有界格的使用,在神祗入印及部分神祗、人物的表现手法上也存在共性.近代邓尔雅篆刻中楔形文字入印、文字入造像印面及部
20世纪初以来,在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等地,陆续出土了很多元代蒙古基督徒所使用的铜牌,它们经常被称为“景教铜牌”.自从出土以来,这些铜牌就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德国、荷兰、美国、蒙古国都有学者对这些铜牌进行了历史考证和用途分析.但是,到目前为止,中文学界对铜牌的研究尚不多见.在本文中,对近百年来国内外围绕铜牌的讨论作出综述,并指出未来可能作出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图像印历来在中国印中处于弱势地位,因而许多出土的图像印实物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然而,在我国的西北地区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由于处于丝绸之路的要冲,和有着较强图像印使用传统的域外文明如波斯、贵霜、罗马等有着长期的接触,诞生过独具特色的图像印作品.这些作品反映了域外文化、当地文化和中原文化的交流、融合过程,对印章发展史和人类文明史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新疆出土的两件对鸟纹铜印为例,尝试比较、分析,解读其
从美术史的角度看,图形印本身就是一个自成体系的美术门类,并表现为现象的演变史及其观念的发展史两个方面.本文分别从中、西方古代图形印的造型方式、印面图像、形制这些不同的现象层面展开比较研究,探讨这几种现象层面所反映的观念的异同,并将这些观念的异同进行梳理,构建出中、西方图形印的观念发展史.比较揭示了中国文人图形印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及其在世界图形印史上的独特地位.
文字是记录文化、传承文明最主要的手段.故探讨文字的起源与变化,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关于文字的出现,一般学者都认同源于古代的符号或图形,中外皆然.但这种符号和图形从旧石器时代就已开始出现,以哪一种符号和图形具有文字的性质,则看法不一.现在，根据从已知到未知，从确实可考的科学材料中探索新知的原则与方法，我们拟从现有的考古材料着手，在已有各种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探讨传说史夏代的文字和甲骨文的前身。
两汉与古罗马时期是中西方印章史上两个较为有代表性的时期,它们承上启下,为各自印章形制的发展奠定了基调.而图形文字印作为当时新兴的印面形式,受到了这两个时期印人的重视.因而通过两汉与古罗马图形文字印的对比,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两大地域印人对于印章的不同理解以及对印面的不同构思,进而发掘出主导他们印面构思的意识.本文旨在通过两汉与古罗马时期图形文字印的对比,分析中西方古印人在印面构思意识上的不同,并阐释造
本文通过对原始陶器图纹印记及玺印考古实证材料的搜集,用来比较、考证完整意义上的玺印出现之前的史前陶作与玺印生发的关联.文中阐明,从公元前18000--公元前17000年间万年仙人洞遗存原始陶片的抑埴图纹、印记来看,自史前人类陶作的发轫,便孕育了玺印的萌芽,并以其自身固有的历史演进程序而自成体系.如若认可史前陶器(片)抑埴图纹印记乃玺印原生态的表现形式,那么,印史可上溯到万年仙人洞人类早期制陶活动时
本文因为得见和释读一方护封印,联想到汉字印与纹饰的关系.继而对各种护封印予以关注,对纹与纹饰的概念、特征加以追究,对古文字、玺印篆刻文字中的纹饰元素和意趣进行比较细致但尚未深入的分析、探索,对其意义、价值也作了一点思考.
得益于干燥的气候环境,中国西北地区保留了大批两汉至唐代的文物、文献资料,其中包括木质印章.与其他地区墓葬中出土的随葬木印不同,西北地区发现的木印,多出土于屯戍、烽燧等遗址中,属于实用性质.西北木印还发展出了便于制作、钤盖的长柄形式,不再一味模仿铜印.说明两汉魏晋时期,在西北边疆地区,木印成为独立的印章品类.随着佛教的传入与盛行,西北木印与佛教元素相结合,发展出了佛造像印和捺印佛像印模两个分支.其中
中国印学史的书写对象往往只是汉字印章,一般不涉及其他少数民族印章,但考古材料表明,包括藏族、蒙古族、维吾尔族在内的部分少数民族有独立的文字和印章体系,并且存在数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发展脉络.少数民族印在印学史中的缺失反映的是汉族文人的一种优越感或者说偏见,而“完整的”印学史理应呈现一种“汉字印为主体,少数民族印为补充”的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