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滚筒印的源流、分期及其与中国印章的相似性考述--兼论当代篆刻创作对西方滚筒印的取鉴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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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对西方滚筒印的起源、流传进行了系统梳理,并将西方滚筒印发展史划分为产生初期、成熟期、稳定发展期、衰退期四个阶段.西方滚筒印与中国印章虽然属于不同的发展体系,但中国古代陶拍中的拱形、滚筒形制及明清西藏铁印中的柱面雕镂形制均与西方滚筒印有着一定的相似之处.在印文上,西方滚筒印与中国印章均有界格的使用,在神祗入印及部分神祗、人物的表现手法上也存在共性.近代邓尔雅篆刻中楔形文字入印、文字入造像印面及部分神祗元素与西方滚筒印的偶合现象也颇值得关注.此外,西方滚筒印的独特滚动钤盖方式及连续印面特征,可以深化对当代篆刻“多面一体”创作意识的思考与总结,不失为当代篆刻对西方滚筒印的重要取鉴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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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讨论了战国时齐国古玺印中的几枚“田官”印,认为“(毒)”是“佃”字的异体,“(鸡)”是“逸”字异文,读为“右甸浼(逸)车羽工鉨”,“羽工”则兼有“羽人”之职,负责车饰及旌旗之属.其次认为“王甸嵴鉨”与“右甸淆”中的“(囵)”字从土脊声、隶定作“塉”;“(豳)”字从水脊声,可隶定作“(塉)”.“王甸塉鉨”读“王田册鉨”,“右甸(塉)”读“右田册”,都是负责“田册”“田籍”的职官.最后考释“左敷(
本文从齐系公玺的分类、齐系公玺的常见形制、齐系姓名私玺三个方面论证齐系鈢印的形制分类.成语玺属于私用,因内容特殊,故单列.单字玺因公私玺印、成语玺兼备,亦单列.封泥文字,图像玺,瓦当,陶器印迹,因其载体不同,表现的内容有别,制作的方式也不同,亦单节论述,以求翔实.异形印、特殊钮式、特殊布白方式、齐系玺印的文字特点则是艺术特征的重要因素,当重点论述,以期显现齐系玺印的艺术风格.
《三晋文字编》附录第260栏收录“(毒)”(《玺汇》0356)字,附录第369栏收录“(芽)”(《珍战》80)、“(余)”(《集粹》113)二字;附录第412栏收录“(牵)”(《珍古》193)、“(嗣)”(《图录》5.26.4)二字;附录第332栏收录“{”(《玺汇》3458),皆作为未识字,于“亥”字栏下录有“(雨)”(《玺汇》3468).另外,《燕文字编》附录栏085、086分别收录“(岭)”
古代道教的用印观念与印文样式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时期,一是汉末至隋唐以前的“凡篆时期”;二是隋唐以降的“天篆时期”.汉末至隋唐以前,道教法印印文样式、用印观念多受到官印印文样式与官印制度影响,其风格与秦汉世俗官私印章类似,是道教法印印文的“凡篆时期”;从6世纪前后开始,道教法印的材质、印文样式、法印形制、用印观念等都经历了一次明显的嬗变,尤其是印文样式,逐渐从“凡篆式”演变至“天篆式”,6世纪以降可以
经详细考察,传抄古文印章始见于唐而非宋,兴盛于宋,元代已不多见.它是中国篆刻史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全面清理唐宋元时期的传抄古文印章,并结合当时的文化背景对传抄古文印章的发展和影响进行详细的分析考察,有助于对印学史的研究.传抄古文的兴起与当时文人对印章形式和内容的拓展密不可分.
“永昌大元帅印”金印,2016年惊现于四川眉山市彭山区江口沉银处,自公布以来,引起历史、考古业界,网络、媒体和社会的热议关注.这方金印几经鉴定,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在文物归属上属涉案文物,不是出水文物.经过与张献忠大西农民政权所颁官印比较,参照相关文献记载,金印的主人不应是张献忠,2017年以来考古发掘出水文物亦不支持永昌大元帅金印的主人是张献忠的观点,而带“西王”“大西大顺”文字的文物则直指张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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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印度河印章”的读识,首先应该从了解“印度美术”开始,这一领域的奠基之作是1927年出版的阿南达·库马拉斯瓦米(Ananda.K.Gomamswamy)的《印度与印度尼西亚艺术史》.然而,我国现阶段对“印度美术”的研究,可参考资料十分匮乏.真正这种研究在“世界美术研究”领域有燎原之势的,大体也就是二十一世纪初的这十余年,有这么一个研究群体,陆陆续续出版了十多本有关“印度美术”的译著和专著,遗憾的
滚印(滚筒印章,Cylinder Seal)是古代两河流域文明的主要发明标志和艺术形式之一,适用于整个近东地区,和楔形文字一起构成了古代近东文化和艺术的基本元素,对古代两河流域文明乃至古代近东文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在楔形文字中,滚印的苏美尔语为ki(s)ib或ki(s)ib3(见图),其对应的阿卡德语为kunukku.
本文中的“莲印”和“莲纹封泥”指的是某一类印章和封泥,它们的印面中存在莲花这一植物的全部或部分(花、叶、茎、莲实等)图案.文章先从世界著名博物馆的藏品和最新的考古发现枚举分析古代埃及特别是金龟子莲印及其留下的封泥;而后介绍古埃及的莲文化、信仰,揭示其背后几个基础性的观念,如诞生和复活(resurrection)、生命力(life force)、王权(royalty)等.这些观念是莲印和莲纹封泥在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