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将勾勒出下述二者之间的基本差别:一为亚里士多德的实践理性,一为20和21世纪基于人的普遍尊严这一原则的人权谈论。在当今全球化的世界中,这两种政治话语在何种程度上是相容的?本文从两个观察出发。其一,自从1948年联合国的《世界人权宣言》被采用以来,一种认为对人权的信誓应当成为每个人关于世界政治的规范性观点之核心的信念广为流行,而且这种信念至今已嵌入各种各样的国际性和地区性的制度和条约之中。其二,即便随着普遍人权理念的影响扩展至全球,试图逐步展开一种对于普遍人权学说—通常包含把平等的"尊严"看成所有人的特征的论断—的非宗教或非教派的哲学上的正当性辩护,却一直没有成功。一些批判者提出,在对国际人权"制度"(regime)进行令人信服的正当性辩护上的失败,意味着全球人权政治仅仅是地区性的西方规范中的一种主张。我的文章将指出,当代对人权的表述实际上依赖于一种新康德主义的(因而也是后基督教的)西方哲学基础。作为其结果,我提出,一种哲学上有意义的考虑是:以亚里士多德对于实践理性(phronesis)的规范性关注作为人权谈论的替代方案,这种关注在理论上由他有关人的发展的可能性和问题的观点来支撑,这些可能性和问题隐含在人的生物遗传的本性之中。亚里士多德的替代性方案的一个主要优点在于,它对于各种社群的回应要比人权话语开放得多。最后,我提出这样的问题,即是否亚里士多德的自然主义,在得到恰当理解的前提下,甚至可能提供这样一个出发点,它使我们能够对当代普遍人权的政治进行一种哲学上的正当性辩护,这种辩护比任何诉诸过于偏狭的人的尊严标准的新康德主义更令人满意,更具有包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