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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在国际事务中负责任的大国，其在文化兴国战略上的选择具有重要的意义。当前中国文化建设应加强普遍性诉求，而不是过分强调特殊性。因为，强调自身文化特殊性是一种防御性策略。相反，只有发扬自身传统文化优势，积极地参与到新普遍性的建构中去，才能提高中国文化的软实力，进而在全球文化竞争中获得更大的话语权。
关键词：普遍性：软实力；中国道路
作者简介：丁立群，男，黑龙江大学哲学学院、文化哲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文化哲学、西方哲学史研究。
基金项目：黑龙江省“六个一批”人才资助项目“实践哲学与实践智慧”，项目编号：2009A03
中图分类号：B2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2)01－0005－06 收稿日期：2011－12－02种新的理解，而且即使在改革开放初期的理解与中国的当前状态下的理解也完全不同。所以，问题的背景或者说“问题框架”(阿尔都塞用语)对于理解问题是非常重要的，问题的背景或者说“问题框架”发生了转换，对问题的理解和解决方式也会发生转换。对中国道路的理解就是这样。
一、超越中西的新坐标
中国道路的普遍性和特殊性问题是自近代以来的中西文化之争在新时期的一种新形式。对中西文化之争，我们以往的选择无非是依据两种文化逻辑：或者是固守中国的传统文化，或者全盘西化。我把它概括为“保守主义的”和“激进主义的”两种路线。所谓“中体西用”只是保守主义的一种转换形式，而反之，“西体中用”亦不过是“全盘西化”的一种转换形式而已。依据这两种转换形式衍生出的具体的文化分析方法，即通常我们所说的“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其“糟粕”与“精华”的判据和标准也难以超脱既成的中西两种文化坐标系，只是依据中西文化两种坐标分别对对方“解构”和“拆装”。据此，一切所谓中间路线、调和路线甚至第三路线都没有存在的可能性。
于是，中西文化的冲突就陷入了一个两歧逻辑：或者是用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坐标去衡量西方文化，确定所谓“精华”和“糟粕”，这实际上是用中国传统文化同化西方文化，完全达不到改造传统文化的作用；或者是用西方文化的标准衡量所谓“精华”和“糟粕”，这实际上是用西方文化同化中国文化，从而陷入一种民族虚无主义和激进主义，同时也迎合了西方的文化殖民主义需要。以这两种文化逻辑为前提形成的论证，从逻辑上说，都不过是一种循环论证。
这是自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运动面临的两难。由于这一两难困境，中西文化之争虽然持续了百余年，却始终是一个无解之题。
然而，时至今日，问题所由以发生的“问题框架”发生了转换，这一转换就使得问题的性质发生了变化。首先，这一问题的关系项发生了变化。改革开放使中国逐渐摆脱了经济上的贫穷和落后，逐渐走向繁荣富强。经济上的富强，使其在文化竞争中占据了有力的态势。作为中西文化之争的关系项，中国的崛起以及发展态势，使这一问题有可能在一个新的格局里进行解决。其次，随着全球化运动的兴起，使这一问题以更加尖锐的形式重新摆在人们面前。而且，全球化运动的初期是文化冲突的剧烈时期，西方价值的普遍化和落后国家民族文化价值的相对化，即所谓同质化与异质化已成为两种对立的文化逻辑。它们的相互冲突，把中西文化之争投入到一个更大的历史背景中，也拓展了我们理解这一问题的视野和境界。我认为，这些变化实际上是阿尔都塞所谓“问题框架”的转换：不同的“问题框架”决定了问题的提出、问题的性质及问题的解决方式。
具体而言，这种新的“问题框架”在两个方面使得问题发生了变化。首先，中国的崛起及其发展态势，使其在国际舞台上成为一个重要的角色，在某些问题上，甚至成为主导性角色。这种变化，促使中国意识到自身的责任及其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在文化上，也有了普遍性维度的诉求。当然，这种普遍性既不是以西方价值为核心的所谓“普世价值”，也不是像西方人理解的那样，是中国文化的“霸权主义扩张”，而是一种新的普遍性。其次，近代以来的中西文化之争，在全球化时代，已经被投入到一个更大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中，使之有了新的可能性——在全球化运动的今天，我们已经完全可以摆脱中西文化之争中的“中化”和“西化”这种两歧逻辑，同时，全球化“同质化”和“异质化”的僵死的、对立的、非建设性的文化逻辑亦将被彻底扬弃。
所有这些，都指向一种新的文化逻辑的建立。换句话说，随着全球化的演进，人们的根本经验和生存方式将发生根本性的转换，文化提供给人们的感知方式、理解方式和文化本身的存在方式也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全球化的非建设性逻辑亦将为一种建设性的逻辑所扬弃，一种新的文化坐标系将建立起来。在全球化的今天，这种新的文化坐标系已经初露端倪。这就是在全球化过程中，经过世界各民族文化的相互作用，形成的超越“同质化”和“异质化”两种消极逻辑的、建基于世界各民族共同的价值和利益基础的“文化共相”，这种“文化共相”是一种新的价值核心，围绕这一价值核心可以形成全球文化新秩序，形成一种超文化形态，即“世界文化”。
世界文化就是我们在中西文化冲突的两难中的第三种文化坐标，在这一第三坐标的参照下，我们就会在中西文化的两歧选择中走出一条新的道路。同时，这也是一种新的普遍性，这种普遍性不同于西方文化的普遍性：它是代表人类共同利益的普遍性。在这一核心思路下，我们可以继续思考与中国道路相关的三个问题，即核心价值体系构建问题、文化软实力问题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问题。
二、核心价值体系问题
从文化哲学的立场上理解，核心价值体系不应该如当下经常理解的那样，仅仅是一套具体的道德规范。众所周知，我们说西方文化的核心价值体系，也绝不仅仅指西方社会具体的道德规范。具体的道德规范只是核心价值表现形式之一，但并不是核心价值本身。
文化的核心价值体系是指，一个民族的文化历史地凝结成的、以基本的存在方式和基本的价值取向为核心的一系列价值原则的统一。它在现象层面上，可以具体表现为一个民族普遍的感知方式、表现方式、价值取向和生活样态。核心价值体系是一个民族文化精神的集中体现，也是一个民族“安身立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根本所在。在这种意义上，核心价值体系与一个民族文化的生命力紧密相关，对于一个民族的重要性是自不待言的。
核心价值体系是文化的核心价值体系，但是，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不是一个凝固的、僵死的存在，而是一个不断生成和建构的过程。这种生成和建构的过程，同时也是不断吸收外来文化的优秀元素，构成自己新的文化“基因”的过程。文化人类学所说的文化的“涵化”即是指这一过程。或许也可以粗略地用H.G.伽达默尔的“视界融合”说明这一生成过程。中华文化经过了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建构，同时吸收了很多外来优秀 文化的精华，才形成蔚为大观的中华文化。
一个民族的核心价值体系同样是一个建构过程、一个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的开放体系。按照这一思路，我们就可以理解“中华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文化”、“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体系”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关系。笔者认为，当今时代，社会主义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现代性内容，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是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体系的时代性体现，是中华民族血脉传承的时代内容。不仅如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同样不是封闭的，而是更具开放性的，因而更具世界性的完整体系。
从学理上说，一个民族的核心价值体系都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它既应当体现出一个民族文化传统的根本特质，也反映一个民族的时代性和普遍性，这两者缺一不可。
构建中华民族核心价值体系要体现民族特质。体现民族特质就是要在核心价值体系中体现出我们传统文化的特殊本质，它是我们民族的立足之根。在核心价值体系构建中体现传统文化的特质，这并不是我们的自由选择。传统文化本身就是我们的“生活世界”，它既无法被我们“课题化”，也无法为我们所摆脱。而核心价值体系构建也不可能在虚空中构建，它只能在这一“生活世界”背景下来构建，所以，特质是我们所根植的传统的必然的诠释学效果。
但是，中华民族核心价值构建同时也要重视另一个维度，即普遍性。普遍性即普遍价值。普遍性对于一种文化的进步是必要的，也是文化开放性的重要标志。人类学理论中的文化进化理论总体上，并不是一种科学的人类学理论，它常常把一种先验的意识形态前提当做一种逻辑预设，然后在经验中寻找——实际上是选择证据。但这不否定它的某些观点是有价值的。从文化进化论观点来看，特殊性并不仅仅是一个文化特色的问题。它也是适应特殊环境的结果。适应产生文化的“特殊化”，达到与某一特定环境的完全匹配，从而失去了普遍性的适应。可见，文化的“特殊化”发展到极端，则使一种文化具有保守性、封闭性：这种文化在与其他文化接触时，往往采取文化相对主义的保守策略，否认普遍价值。所以，一种文化，特别是其核心价值体系不能忽略普遍性维度的构建。只有普遍性才能打破文化的特殊化产生的保守性和封闭性，使一种文化产生普遍的“适应性”。
中华传统文化中并不缺少价值普遍化的倾向。中国古代的“天下”概念就表现了一种价值普遍化的意图：“天下”是在普遍的、确定的秩序原则所支配或可能支配下的普遍空间——这种普遍、确定的秩序原则则是儒家的“三纲五常”。这样一种普遍化的意图在人类学上，是和一个民族的规模和实力相关的。一个在规模上很小、实力很弱的民族是不可能具有这种普遍化的意图的。这种普遍的空间之所以是一种普遍化的意图，是因为它只是受视野局限的想象的空间——“天下”只是想象中的天下。超越这一视野，“天下”就失去了普遍性，变成了一种特殊性。所以，这只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普遍性，并不是真正的普遍性。但是它却形成了一种文化“基因”，在这一基础上，我们的文化才可能接受一种真正的普遍性。
社会主义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现代性内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中华文化核心价值体系的时代性体现。作为一种现代性内容，特别是处于全球化背景下的现代性内容，普遍性必须是其所蕴涵的重要维度，这也是“现代性”、“时代性”所固有的重要内涵。
所以，不仅社会主义文化是开放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也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它们并不是封闭的给定之物，而是一个开放的生成过程，在生成过程中，不断地综合普遍性、形成普遍性、参与普遍性和贡献普遍性。
三、文化软实力问题
“软实力”(Soft Power)即我们所说的“文化软实力”。众所周知，这一概念是美国政治学家约瑟夫‘奈伊(Joseph.S.Nye)在20世纪90年代最早提出的。这个概念指的是一个民族文化由核心价值引申出来文化吸引力、政治价值观的吸引力以及由此形成的塑造国际规则和决定国际政治议题的能力。之所以称作“软”实力，旨在说明，这种价值体系发挥作用靠的是自身的文化魅力和吸引力，而不是靠军事、经济强制力。
我们可以进一步从奈伊的思想中，分析文化软实力的具体内容。文化软实力的内容具体包括：(1)一个国家文化以及建基于其上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价值观的吸引力和感染力；(2)发展道路和制度模式的吸引力；(3)外交政策的正当性和道义性；(4)在国际事务和国际关系中的亲和力；(5)对国际规范、国际标准，甚至正义性的导向、制定和控制能力；(6)国际舆论对该国形象的普遍赞赏和认可程度。
其中，(1)、(2)虽然谈的是一国文化、意识形态和政治价值观以及发展道路和制度模式，似乎指的是一种文化的本体，但其侧重点却是其对别国的吸引力和感染力；(3)中所说的正当性和道义性并不具有先验性，在国际事务的现实中，它经常是由大国及其靠“吸引力”和“感染力”形成的围绕大国的“仆从国”来确定的；(4)、(5)、(6)则进一步明确了文化的“外倾型”强权倾向，而且把所谓“吸引力”和“感染力”具体化了。
从这些分析来看，文化软实力基本上是一个国际间使用的概念，属于国际关系范畴。它的内涵和基本意向只有在全球化的“问题框架”内才能得到恰当的理解，只有把它置于萨缪尔，亨廷顿所说的全球化的文化冲突中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更明确地说，文化软实力具有一种天然的普遍化趋向，这种普遍化倾向具有意识形态化和文化殖民主义性质。本质上，约瑟夫，奈伊的“文化软实力”具有一种同化和侵略其他文化的倾向，是一种文化霸权主义。
虽然，中华文化本身就是在世界文化之林中具有重要意义的一种历史悠久、传播广泛、体系完整的文化形态，但是，我们谈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并不具文化殖民主义和文化侵略的意向。目前，我们谈提高中国文化软实力实际上有三重功能性基本定位。
1.从引申意义上说，文化软实力作为一种区域文化，是一个区域综合实力的一部分。在这种意义上说，文化名副其实的是“软”实力：处于区域发展各项“硬”指标如经济指标等的从属地位。如提高某城市、某省份的文化软实力等就是在这种意义上说的。这实际上是“文化软实力”概念的引申意义，并不是其本意：“文化软实力”概念的初始含义并不在于说明一种文化的某一部分，而是在整体文化形态之间进行比较而定义的。但这种用法无疑可以衡量一个区域的综合实力。当然，说文化软实力是在整体文化形态之间进行比较而定义的，实际上是说文化软实力是一个关系性概念。但是，任何关系都是关系项之间的关系，当一个区域文化的区域扩大到一个国家，则接近了文化软实力的初始含义。
2.从消极意义上说，提高文化软实力是为了提高中华文化的生存力，对抗西方的文化殖民主义侵略。全球化实际上是世界各民族文化的一场大交流、大融合，由于各种文化形态的个性形成 的差异，同时存在着不可避免的文化冲突，存在着文化的“生存竞争”。特别是西方文化依赖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存在着文化进化论所谓的普遍化或普遍进化的“优势”。在现实中，西方文化在亚洲、非洲、美洲的普遍化，使这种“优势”已经在很大范围内得到了证实。在这场“生存竞争”中，中国文化也要考虑“文化安全”这种非传统安全问题，这就是中华文化的所谓生存力问题。
3.而在积极意义上说，提高文化软实力是为了中华文化自身的发展，即提高文化的开放性和普遍性，在全球文化的互动中与世界各民族文化一起，为建立一种世界各民族文化共同的价值核心、全球化的文化新秩序和文化规范，并以此为核心，形成一种真正意义的世界文化而作出特殊的贡献。
这其中，除了第一重定位是文化软实力的引申意义外，第二重定位是消极防御性的，只有第三重定位最接近文化软实力的本初意义。当然，第三重定位是以前两重定位为前提的，没有前两重定位就不会有中华文化的普遍性。这三重定位是有级次性的，它们以第三重定位为最高定位，正是它才能赋予中华文化以一种真正的普遍意义。
文化软实力是核心价值普遍性的具体体现。实际上，所谓一种文化形态的“吸引力”和“感染力”，最重要的是这种文化核心价值的“吸引力”和“感染力”，而这两“力”即是文化软实力的核心表现。从这种意义上说，文化软实力的提出意味着中华民族面对全球化的文化激荡，突破保守的态度，以一种积极的态势参与其中。文化软实力是与一个民族的经济、政治、军事等“硬”实力成正比的，“硬”实力没有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不可能提出软实力问题。中国在一段时期，特别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严重挫折时期，更多地强调特殊性，在思想文化上更多地采取防御策略。今天，在国力增强，国际地位已经奠定的新态势下，提出提高文化软实力问题适当其时。可见，从全球化的视角来看，文化软实力的提出，意味着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心，意味着中华民族对国际文化交往的积极态度——即对全球各民族文化通过冲突、激荡和融合，形成新的价值核心，新的文化秩序乃至政治秩序的积极态势。
四、中国特色道路问题
从核心价值体系的普遍价值维度，我们可以进一步理解中国特色道路问题。
对中国特色道路问题的理解，应当置于中国近代以来的思想逻辑中。中国自近代以来，对待西方文化，与一般的发展中国家采取了同样的逻辑。先是经历了“本土文化中心论”及其转换形式“中体西用论”等阶段，本质上，“本土文化中心论”与“中体西用论”都是一种以本土文化为本位的民族中心主义；此后，由于西方文化的侵入及其产生的难以抗拒的压力，思想界逐渐产生了强调中西文化各有千秋的文化相对论的思想，陈独秀曾尖锐地指出，这是以国情特殊来对抗时代潮流。这是我们对西方坚船利炮的进攻所采取的一个退却策略。当然，此时的文化相对论声音尚显微弱。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经历了一段漫长的闭关锁国时期。改革开放后，我们积极实行对外开放，学习国外的先进经验，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是，改革开放必然面临着外来文化主要是西方文化的冲击，尤其是在全球化这种新形势下，文化冲突更加剧烈。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如同一切发展中国家一样，为了抵制外来文化的侵入，产生了一种更加明确的文化相对论思潮。于是，对中国“特色”的理解上就产生了歧义。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提出的重要理论，它是改革开放的总纲领，具有划时代意义。但是，在中国“特色”的理解上却存在着根本的分歧。
其一，认为中国特色指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具体来说就是儒家思想的特色。按照这种理解，中国特色不是有待建设的，有待于形成的，而是已经具备的。我们只要到故纸堆里发现就可以完成特色建设了。这种理解实际上是以一种旧有传统的特色来抗拒改革开放和与外来文化的交流。
其二，认为中国特色是有待于积极建设的；是在创新中形成的，即在中国文化与世界各民族文化(当然也包括西方文化)的交流、激荡和融合中逐渐形成的；是在充分吸取世界各民族文化的优秀因素的基础上，对传统文化进行改造和重建而形成的。在这种意义上，特色并不简单地等同于特殊性。
笔者认为，前者在全球化过程中，持的或者是一种强调特殊性的文化相对主义立场，或者回归“本土文化中心论”的狭隘民族主义立场。按照这种立场的逻辑，中国特色是已经完成了的，不需要吸收其他文化的优秀因素，即使吸收也是这些因素被同化于旧有传统的过程。这种逻辑如果进一步延伸，整个改革开放甚至整个现代化建设都值得怀疑了。所以，这种特色论也是一种拒绝现代化的文化保守主义。而第二种对特色的理解，在全球化过程中，则是积极的、建设性的、开放的、创新的。笔者认为，这种特色理解符合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本意。
我国是发展中国家，作为迅速崛起的发展中国家，对待全球化首先不应当采取文化进化论的逻辑，走全盘西化的道路。同样，也不应以一种片面的文化相对主义逻辑退缩以求自保。文化相对主义在中国语境下，实际上，就是以儒家文化对抗全球化中的文化交流和融合，以相对主义实现保守主义的目的。这就在实质上，否定了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必要。
实际上，各民族文化在交流过程中，是在不断变化的。这种变化不仅仅是表层的，而且也发生在其文化底层，这正是产生文化新种的过程；特别是在这种文化交流和融合过程中，在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的推动下，基于人类共同利益和共同需要的全球统一价值逐渐形成，以此为核心，将进一步形成一种“超文化”类型——世界文化。世界文化将会带来一种新的境界、新的价值依托和文化经验，在这种新的境界、价值依托和文化经验中，人们原来那种对旧有传统的固执和对文化创新的拒绝就显得非常狭隘了。
所以，面对全球化这一不可抗拒的浪潮，正确的立场应当是：积极与其他文化相交流、积极地参与全球化运动中来，在形成全球化的文化理想以及构造全球化的文化互动规范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同时，在这种交流和参与中，使中国传统文化完成现代化转换——这正是文化进步主义的立场。(参见丁立群：《全球化的文化选择》，载《哲学研究》2008年第11期)
因此，本文的结论是：
中国的崛起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成绩。中国目前实际上已经不再是传统的第三世界国家，而是在世界舞台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作用的一个负责任的国家。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我们就需要注意中国道路的普遍性维度。强调特殊性在国际舞台上，只是弱小国家的防御策略。作为中国这样一个国家，强调中国道路的普遍性维度是必然的。所谓普遍性维度应有两个方面。一是，在全球化过程中，各个国家都在争取把自己的价值观念普遍化，争取在新的国际秩序的重建中，把自己的价值原则变成其中的内容，甚至是重要的或者起决定作用的内容。我们也应当把中华民族文化的优秀元素融入世界各民族共同价值的建构中。二是，我们构建中国道路时也应保持一个开放的态度，使我们的选择具有时代性，同时也具有普遍性。换言之，中华文化要不断地综合普遍性、形成普遍性、参与普遍性和贡献普遍性。
[责任编辑 李小娟 付洪泉]
关键词：普遍性：软实力；中国道路
作者简介：丁立群，男，黑龙江大学哲学学院、文化哲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文化哲学、西方哲学史研究。
基金项目：黑龙江省“六个一批”人才资助项目“实践哲学与实践智慧”，项目编号：2009A03
中图分类号：B2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2)01－0005－06 收稿日期：2011－12－02种新的理解，而且即使在改革开放初期的理解与中国的当前状态下的理解也完全不同。所以，问题的背景或者说“问题框架”(阿尔都塞用语)对于理解问题是非常重要的，问题的背景或者说“问题框架”发生了转换，对问题的理解和解决方式也会发生转换。对中国道路的理解就是这样。
一、超越中西的新坐标
中国道路的普遍性和特殊性问题是自近代以来的中西文化之争在新时期的一种新形式。对中西文化之争，我们以往的选择无非是依据两种文化逻辑：或者是固守中国的传统文化，或者全盘西化。我把它概括为“保守主义的”和“激进主义的”两种路线。所谓“中体西用”只是保守主义的一种转换形式，而反之，“西体中用”亦不过是“全盘西化”的一种转换形式而已。依据这两种转换形式衍生出的具体的文化分析方法，即通常我们所说的“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其“糟粕”与“精华”的判据和标准也难以超脱既成的中西两种文化坐标系，只是依据中西文化两种坐标分别对对方“解构”和“拆装”。据此，一切所谓中间路线、调和路线甚至第三路线都没有存在的可能性。
于是，中西文化的冲突就陷入了一个两歧逻辑：或者是用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坐标去衡量西方文化，确定所谓“精华”和“糟粕”，这实际上是用中国传统文化同化西方文化，完全达不到改造传统文化的作用；或者是用西方文化的标准衡量所谓“精华”和“糟粕”，这实际上是用西方文化同化中国文化，从而陷入一种民族虚无主义和激进主义，同时也迎合了西方的文化殖民主义需要。以这两种文化逻辑为前提形成的论证，从逻辑上说，都不过是一种循环论证。
这是自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运动面临的两难。由于这一两难困境，中西文化之争虽然持续了百余年，却始终是一个无解之题。
然而，时至今日，问题所由以发生的“问题框架”发生了转换，这一转换就使得问题的性质发生了变化。首先，这一问题的关系项发生了变化。改革开放使中国逐渐摆脱了经济上的贫穷和落后，逐渐走向繁荣富强。经济上的富强，使其在文化竞争中占据了有力的态势。作为中西文化之争的关系项，中国的崛起以及发展态势，使这一问题有可能在一个新的格局里进行解决。其次，随着全球化运动的兴起，使这一问题以更加尖锐的形式重新摆在人们面前。而且，全球化运动的初期是文化冲突的剧烈时期，西方价值的普遍化和落后国家民族文化价值的相对化，即所谓同质化与异质化已成为两种对立的文化逻辑。它们的相互冲突，把中西文化之争投入到一个更大的历史背景中，也拓展了我们理解这一问题的视野和境界。我认为，这些变化实际上是阿尔都塞所谓“问题框架”的转换：不同的“问题框架”决定了问题的提出、问题的性质及问题的解决方式。
具体而言，这种新的“问题框架”在两个方面使得问题发生了变化。首先，中国的崛起及其发展态势，使其在国际舞台上成为一个重要的角色，在某些问题上，甚至成为主导性角色。这种变化，促使中国意识到自身的责任及其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在文化上，也有了普遍性维度的诉求。当然，这种普遍性既不是以西方价值为核心的所谓“普世价值”，也不是像西方人理解的那样，是中国文化的“霸权主义扩张”，而是一种新的普遍性。其次，近代以来的中西文化之争，在全球化时代，已经被投入到一个更大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中，使之有了新的可能性——在全球化运动的今天，我们已经完全可以摆脱中西文化之争中的“中化”和“西化”这种两歧逻辑，同时，全球化“同质化”和“异质化”的僵死的、对立的、非建设性的文化逻辑亦将被彻底扬弃。
所有这些，都指向一种新的文化逻辑的建立。换句话说，随着全球化的演进，人们的根本经验和生存方式将发生根本性的转换，文化提供给人们的感知方式、理解方式和文化本身的存在方式也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全球化的非建设性逻辑亦将为一种建设性的逻辑所扬弃，一种新的文化坐标系将建立起来。在全球化的今天，这种新的文化坐标系已经初露端倪。这就是在全球化过程中，经过世界各民族文化的相互作用，形成的超越“同质化”和“异质化”两种消极逻辑的、建基于世界各民族共同的价值和利益基础的“文化共相”，这种“文化共相”是一种新的价值核心，围绕这一价值核心可以形成全球文化新秩序，形成一种超文化形态，即“世界文化”。
世界文化就是我们在中西文化冲突的两难中的第三种文化坐标，在这一第三坐标的参照下，我们就会在中西文化的两歧选择中走出一条新的道路。同时，这也是一种新的普遍性，这种普遍性不同于西方文化的普遍性：它是代表人类共同利益的普遍性。在这一核心思路下，我们可以继续思考与中国道路相关的三个问题，即核心价值体系构建问题、文化软实力问题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问题。
二、核心价值体系问题
从文化哲学的立场上理解，核心价值体系不应该如当下经常理解的那样，仅仅是一套具体的道德规范。众所周知，我们说西方文化的核心价值体系，也绝不仅仅指西方社会具体的道德规范。具体的道德规范只是核心价值表现形式之一，但并不是核心价值本身。
文化的核心价值体系是指，一个民族的文化历史地凝结成的、以基本的存在方式和基本的价值取向为核心的一系列价值原则的统一。它在现象层面上，可以具体表现为一个民族普遍的感知方式、表现方式、价值取向和生活样态。核心价值体系是一个民族文化精神的集中体现，也是一个民族“安身立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根本所在。在这种意义上，核心价值体系与一个民族文化的生命力紧密相关，对于一个民族的重要性是自不待言的。
核心价值体系是文化的核心价值体系，但是，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不是一个凝固的、僵死的存在，而是一个不断生成和建构的过程。这种生成和建构的过程，同时也是不断吸收外来文化的优秀元素，构成自己新的文化“基因”的过程。文化人类学所说的文化的“涵化”即是指这一过程。或许也可以粗略地用H.G.伽达默尔的“视界融合”说明这一生成过程。中华文化经过了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建构，同时吸收了很多外来优秀 文化的精华，才形成蔚为大观的中华文化。
一个民族的核心价值体系同样是一个建构过程、一个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的开放体系。按照这一思路，我们就可以理解“中华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文化”、“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体系”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关系。笔者认为，当今时代，社会主义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现代性内容，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是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体系的时代性体现，是中华民族血脉传承的时代内容。不仅如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同样不是封闭的，而是更具开放性的，因而更具世界性的完整体系。
从学理上说，一个民族的核心价值体系都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它既应当体现出一个民族文化传统的根本特质，也反映一个民族的时代性和普遍性，这两者缺一不可。
构建中华民族核心价值体系要体现民族特质。体现民族特质就是要在核心价值体系中体现出我们传统文化的特殊本质，它是我们民族的立足之根。在核心价值体系构建中体现传统文化的特质，这并不是我们的自由选择。传统文化本身就是我们的“生活世界”，它既无法被我们“课题化”，也无法为我们所摆脱。而核心价值体系构建也不可能在虚空中构建，它只能在这一“生活世界”背景下来构建，所以，特质是我们所根植的传统的必然的诠释学效果。
但是，中华民族核心价值构建同时也要重视另一个维度，即普遍性。普遍性即普遍价值。普遍性对于一种文化的进步是必要的，也是文化开放性的重要标志。人类学理论中的文化进化理论总体上，并不是一种科学的人类学理论，它常常把一种先验的意识形态前提当做一种逻辑预设，然后在经验中寻找——实际上是选择证据。但这不否定它的某些观点是有价值的。从文化进化论观点来看，特殊性并不仅仅是一个文化特色的问题。它也是适应特殊环境的结果。适应产生文化的“特殊化”，达到与某一特定环境的完全匹配，从而失去了普遍性的适应。可见，文化的“特殊化”发展到极端，则使一种文化具有保守性、封闭性：这种文化在与其他文化接触时，往往采取文化相对主义的保守策略，否认普遍价值。所以，一种文化，特别是其核心价值体系不能忽略普遍性维度的构建。只有普遍性才能打破文化的特殊化产生的保守性和封闭性，使一种文化产生普遍的“适应性”。
中华传统文化中并不缺少价值普遍化的倾向。中国古代的“天下”概念就表现了一种价值普遍化的意图：“天下”是在普遍的、确定的秩序原则所支配或可能支配下的普遍空间——这种普遍、确定的秩序原则则是儒家的“三纲五常”。这样一种普遍化的意图在人类学上，是和一个民族的规模和实力相关的。一个在规模上很小、实力很弱的民族是不可能具有这种普遍化的意图的。这种普遍的空间之所以是一种普遍化的意图，是因为它只是受视野局限的想象的空间——“天下”只是想象中的天下。超越这一视野，“天下”就失去了普遍性，变成了一种特殊性。所以，这只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普遍性，并不是真正的普遍性。但是它却形成了一种文化“基因”，在这一基础上，我们的文化才可能接受一种真正的普遍性。
社会主义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现代性内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中华文化核心价值体系的时代性体现。作为一种现代性内容，特别是处于全球化背景下的现代性内容，普遍性必须是其所蕴涵的重要维度，这也是“现代性”、“时代性”所固有的重要内涵。
所以，不仅社会主义文化是开放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也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它们并不是封闭的给定之物，而是一个开放的生成过程，在生成过程中，不断地综合普遍性、形成普遍性、参与普遍性和贡献普遍性。
三、文化软实力问题
“软实力”(Soft Power)即我们所说的“文化软实力”。众所周知，这一概念是美国政治学家约瑟夫‘奈伊(Joseph.S.Nye)在20世纪90年代最早提出的。这个概念指的是一个民族文化由核心价值引申出来文化吸引力、政治价值观的吸引力以及由此形成的塑造国际规则和决定国际政治议题的能力。之所以称作“软”实力，旨在说明，这种价值体系发挥作用靠的是自身的文化魅力和吸引力，而不是靠军事、经济强制力。
我们可以进一步从奈伊的思想中，分析文化软实力的具体内容。文化软实力的内容具体包括：(1)一个国家文化以及建基于其上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价值观的吸引力和感染力；(2)发展道路和制度模式的吸引力；(3)外交政策的正当性和道义性；(4)在国际事务和国际关系中的亲和力；(5)对国际规范、国际标准，甚至正义性的导向、制定和控制能力；(6)国际舆论对该国形象的普遍赞赏和认可程度。
其中，(1)、(2)虽然谈的是一国文化、意识形态和政治价值观以及发展道路和制度模式，似乎指的是一种文化的本体，但其侧重点却是其对别国的吸引力和感染力；(3)中所说的正当性和道义性并不具有先验性，在国际事务的现实中，它经常是由大国及其靠“吸引力”和“感染力”形成的围绕大国的“仆从国”来确定的；(4)、(5)、(6)则进一步明确了文化的“外倾型”强权倾向，而且把所谓“吸引力”和“感染力”具体化了。
从这些分析来看，文化软实力基本上是一个国际间使用的概念，属于国际关系范畴。它的内涵和基本意向只有在全球化的“问题框架”内才能得到恰当的理解，只有把它置于萨缪尔，亨廷顿所说的全球化的文化冲突中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更明确地说，文化软实力具有一种天然的普遍化趋向，这种普遍化倾向具有意识形态化和文化殖民主义性质。本质上，约瑟夫，奈伊的“文化软实力”具有一种同化和侵略其他文化的倾向，是一种文化霸权主义。
虽然，中华文化本身就是在世界文化之林中具有重要意义的一种历史悠久、传播广泛、体系完整的文化形态，但是，我们谈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并不具文化殖民主义和文化侵略的意向。目前，我们谈提高中国文化软实力实际上有三重功能性基本定位。
1.从引申意义上说，文化软实力作为一种区域文化，是一个区域综合实力的一部分。在这种意义上说，文化名副其实的是“软”实力：处于区域发展各项“硬”指标如经济指标等的从属地位。如提高某城市、某省份的文化软实力等就是在这种意义上说的。这实际上是“文化软实力”概念的引申意义，并不是其本意：“文化软实力”概念的初始含义并不在于说明一种文化的某一部分，而是在整体文化形态之间进行比较而定义的。但这种用法无疑可以衡量一个区域的综合实力。当然，说文化软实力是在整体文化形态之间进行比较而定义的，实际上是说文化软实力是一个关系性概念。但是，任何关系都是关系项之间的关系，当一个区域文化的区域扩大到一个国家，则接近了文化软实力的初始含义。
2.从消极意义上说，提高文化软实力是为了提高中华文化的生存力，对抗西方的文化殖民主义侵略。全球化实际上是世界各民族文化的一场大交流、大融合，由于各种文化形态的个性形成 的差异，同时存在着不可避免的文化冲突，存在着文化的“生存竞争”。特别是西方文化依赖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存在着文化进化论所谓的普遍化或普遍进化的“优势”。在现实中，西方文化在亚洲、非洲、美洲的普遍化，使这种“优势”已经在很大范围内得到了证实。在这场“生存竞争”中，中国文化也要考虑“文化安全”这种非传统安全问题，这就是中华文化的所谓生存力问题。
3.而在积极意义上说，提高文化软实力是为了中华文化自身的发展，即提高文化的开放性和普遍性，在全球文化的互动中与世界各民族文化一起，为建立一种世界各民族文化共同的价值核心、全球化的文化新秩序和文化规范，并以此为核心，形成一种真正意义的世界文化而作出特殊的贡献。
这其中，除了第一重定位是文化软实力的引申意义外，第二重定位是消极防御性的，只有第三重定位最接近文化软实力的本初意义。当然，第三重定位是以前两重定位为前提的，没有前两重定位就不会有中华文化的普遍性。这三重定位是有级次性的，它们以第三重定位为最高定位，正是它才能赋予中华文化以一种真正的普遍意义。
文化软实力是核心价值普遍性的具体体现。实际上，所谓一种文化形态的“吸引力”和“感染力”，最重要的是这种文化核心价值的“吸引力”和“感染力”，而这两“力”即是文化软实力的核心表现。从这种意义上说，文化软实力的提出意味着中华民族面对全球化的文化激荡，突破保守的态度，以一种积极的态势参与其中。文化软实力是与一个民族的经济、政治、军事等“硬”实力成正比的，“硬”实力没有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不可能提出软实力问题。中国在一段时期，特别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严重挫折时期，更多地强调特殊性，在思想文化上更多地采取防御策略。今天，在国力增强，国际地位已经奠定的新态势下，提出提高文化软实力问题适当其时。可见，从全球化的视角来看，文化软实力的提出，意味着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心，意味着中华民族对国际文化交往的积极态度——即对全球各民族文化通过冲突、激荡和融合，形成新的价值核心，新的文化秩序乃至政治秩序的积极态势。
四、中国特色道路问题
从核心价值体系的普遍价值维度，我们可以进一步理解中国特色道路问题。
对中国特色道路问题的理解，应当置于中国近代以来的思想逻辑中。中国自近代以来，对待西方文化，与一般的发展中国家采取了同样的逻辑。先是经历了“本土文化中心论”及其转换形式“中体西用论”等阶段，本质上，“本土文化中心论”与“中体西用论”都是一种以本土文化为本位的民族中心主义；此后，由于西方文化的侵入及其产生的难以抗拒的压力，思想界逐渐产生了强调中西文化各有千秋的文化相对论的思想，陈独秀曾尖锐地指出，这是以国情特殊来对抗时代潮流。这是我们对西方坚船利炮的进攻所采取的一个退却策略。当然，此时的文化相对论声音尚显微弱。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经历了一段漫长的闭关锁国时期。改革开放后，我们积极实行对外开放，学习国外的先进经验，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是，改革开放必然面临着外来文化主要是西方文化的冲击，尤其是在全球化这种新形势下，文化冲突更加剧烈。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如同一切发展中国家一样，为了抵制外来文化的侵入，产生了一种更加明确的文化相对论思潮。于是，对中国“特色”的理解上就产生了歧义。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提出的重要理论，它是改革开放的总纲领，具有划时代意义。但是，在中国“特色”的理解上却存在着根本的分歧。
其一，认为中国特色指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具体来说就是儒家思想的特色。按照这种理解，中国特色不是有待建设的，有待于形成的，而是已经具备的。我们只要到故纸堆里发现就可以完成特色建设了。这种理解实际上是以一种旧有传统的特色来抗拒改革开放和与外来文化的交流。
其二，认为中国特色是有待于积极建设的；是在创新中形成的，即在中国文化与世界各民族文化(当然也包括西方文化)的交流、激荡和融合中逐渐形成的；是在充分吸取世界各民族文化的优秀因素的基础上，对传统文化进行改造和重建而形成的。在这种意义上，特色并不简单地等同于特殊性。
笔者认为，前者在全球化过程中，持的或者是一种强调特殊性的文化相对主义立场，或者回归“本土文化中心论”的狭隘民族主义立场。按照这种立场的逻辑，中国特色是已经完成了的，不需要吸收其他文化的优秀因素，即使吸收也是这些因素被同化于旧有传统的过程。这种逻辑如果进一步延伸，整个改革开放甚至整个现代化建设都值得怀疑了。所以，这种特色论也是一种拒绝现代化的文化保守主义。而第二种对特色的理解，在全球化过程中，则是积极的、建设性的、开放的、创新的。笔者认为，这种特色理解符合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本意。
我国是发展中国家，作为迅速崛起的发展中国家，对待全球化首先不应当采取文化进化论的逻辑，走全盘西化的道路。同样，也不应以一种片面的文化相对主义逻辑退缩以求自保。文化相对主义在中国语境下，实际上，就是以儒家文化对抗全球化中的文化交流和融合，以相对主义实现保守主义的目的。这就在实质上，否定了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必要。
实际上，各民族文化在交流过程中，是在不断变化的。这种变化不仅仅是表层的，而且也发生在其文化底层，这正是产生文化新种的过程；特别是在这种文化交流和融合过程中，在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的推动下，基于人类共同利益和共同需要的全球统一价值逐渐形成，以此为核心，将进一步形成一种“超文化”类型——世界文化。世界文化将会带来一种新的境界、新的价值依托和文化经验，在这种新的境界、价值依托和文化经验中，人们原来那种对旧有传统的固执和对文化创新的拒绝就显得非常狭隘了。
所以，面对全球化这一不可抗拒的浪潮，正确的立场应当是：积极与其他文化相交流、积极地参与全球化运动中来，在形成全球化的文化理想以及构造全球化的文化互动规范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同时，在这种交流和参与中，使中国传统文化完成现代化转换——这正是文化进步主义的立场。(参见丁立群：《全球化的文化选择》，载《哲学研究》2008年第11期)
因此，本文的结论是：
中国的崛起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成绩。中国目前实际上已经不再是传统的第三世界国家，而是在世界舞台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作用的一个负责任的国家。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我们就需要注意中国道路的普遍性维度。强调特殊性在国际舞台上，只是弱小国家的防御策略。作为中国这样一个国家，强调中国道路的普遍性维度是必然的。所谓普遍性维度应有两个方面。一是，在全球化过程中，各个国家都在争取把自己的价值观念普遍化，争取在新的国际秩序的重建中，把自己的价值原则变成其中的内容，甚至是重要的或者起决定作用的内容。我们也应当把中华民族文化的优秀元素融入世界各民族共同价值的建构中。二是，我们构建中国道路时也应保持一个开放的态度，使我们的选择具有时代性，同时也具有普遍性。换言之，中华文化要不断地综合普遍性、形成普遍性、参与普遍性和贡献普遍性。
[责任编辑 李小娟 付洪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