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利用核能的历史已经超过半个世纪，作为当今世界上唯一一个可以进行乏燃料后处理的非核武国家，它无疑是一个独立而特殊的存在。更何况，世界上也再没有哪一个国家像日本这样经历了核武器打击与核泄漏事故的两次冲击，还依然对核能“矢志不渝”。如果说投向广岛和长崎的两颗原子弹让人们对核武器的威慑力形成了具体概念，那么福岛核事故则让人们对核电站的安全技术给予了密切关注。两次事件发生后，日本国内都掀起了群众“反核”运动的高潮，导致至今的民意仍受限于这一恒定的基调。就二战后的情况来看，对推动一个遭受“核打击”的国家重燃使用核电的信心，美国方面功不可没。绝对安全的“核神话”使日本的政治家得以将个人意志直接作用于政治决策中，同时形成的利益共同体“原子能村”则将这一决策的影响力延续至现在，即使福岛事故发生后的舆论调查显示“反核”的民意连续四年占据多数，也未能动摇核能作为日本“基荷能源”的根基。可以说，在“原子能村”的势力被彻底瓦解前，日本很难走上彻底“弃核”的道路——假使日本的政治家终有一天也像德国那样不得不向民意妥协，核政策也只会是其虚与委蛇的手段而在利用过后故态复萌。诚然，日本现行的经济社会更不能完全摆脱核电。这一原因虽常被“原子能村”的“发言人”作为掩盖其政治目的而获取民众支持率的挡箭牌，但这确实是日本全体民众必须直面的现实。经济与环保并驾齐驱的发展路径才是国家可持续发展的保证，核电对这两者都不可或缺。因此，实际上，主观的政治选择和客观的社会环境为日本今后的核政策做出了决断。然而，核政策取舍与否的关键已经不在于何者更优，而是比较两者中的任何一方不至于产生更糟糕的结果，这就是核政策的两难性——是进亦忧，是退亦忧。所谓的“忧虑”是在考虑到核电安全性、核废料处理的环保性，以及与其他能源形式相比的经济性等问题之后，依然对“核能”持审慎消极态度。因为就风险和收益而言，继续发展核电无疑会使这对立的两面同向增长。围绕核利用，虽然各国选择了不同的道路并各自良性发展，但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在做着“可能规避核利用”的尝试，包括研究开发新能源、推进节能技术、开展相关的体制改革等等。到底，即使核能的支持者也在往相反的方向努力，若能因此斩获技术革新，“拥核”力量成为率先“弃核”的领军也并非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