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真话,是党和人民对公职人员的基本要求,也是党的事业取得成功的重要保证。可是,近年来,由于一些干部和普通公职人员的素质和自我约束能力较低,不但不落实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理念,而且不实事求是,讲真话。这使得公众寄予信赖的公职队伍,却变为了谣言的来源地。与此同时,一种新的谣言方式就出现在人们是生活中,即“官谣”。“官谣”是官方面对与官员或组织相关的负面消息时,为挽回官方组织的形象、撇清官员自身相关的厉害关系,而不做调查或明知是事实,却不顾事实的同时,假借辟谣而行扯谎否认负面消息的真实性之事——借由权威的大众渠道或者是官方渠道发布的带有“官”帽的虚假消息。与其他谣言类型相比,“官谣”更具破坏性和杀伤力。有效地治理“官谣”,不仅能维护人民利益和国家形象的,而且能有效地维系良好的党群关系,加强党的执政地位的基石的牢固性。本文正是基于这样的现实需要,以“官谣”为研究对象,按一般的研究思路:首先系统地研究了与“官谣”相关的理论成果,分析和总结了我国“官谣”的类型,又从传播学、行为学和治理的角度探讨了其特征,并深入地分析了其危害和造成这些危害的原因,最后,提出了符合实情的“官谣”治理对策。本文详细划分为四个章节。第一章作为绪论,主要概述论文选题的背景和研究意义,总结了已有的相关研究理论成果。第二章主要梳理了主要概念和理论。包括阐述“官谣”的内涵,分析比较了“官谣”和民谣的区别。同时,罗列了传播阶段理论等四种主要理论。第三章主要分析“官谣”的现状、危害及成因。在划分“官谣”类型,总结“官谣”特点的基础上,阐释了“官谣”现象的危害:损害国家形象,降低党和政府的威信;损害人民权益,失去人民群众的支持;扰乱社会秩序,危害和谐社会的建设;消耗法治公平,助长政府制造谣言的风气。造成“官谣”发生的原因如下:官员个人素质不高,道德素养欠缺;“官谣”违法成本过低,问责欠缺;法律制度规范不够完善,缺乏制度约束;社会监督力量不足,监督效能低下。第四章主要针对原因提出了“官谣”治理的对策。主要包括:以提升官员道德素质来夯实“官谣”的治理基础,以完善行政组织规范来寻求“官谣”治理的组织保障,以法治建设来完善“官谣”治理的法治保障,同时要加强外部监督和完善信息公开制度等制度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