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发生在康考德以爱默生为核心的超验主义运动,在某种程度上,是东方的种子(古印度思想)在西方的土壤中结出的果实。它的形成不仅带来了美国文学的第一次繁荣—-“美国的文艺复兴”,而且影响深远,时至今日仍然余音袅袅,不绝如缕。以爱默生为代表人物的超验主义,由于受到英国浪漫主义、以及康德唯心主义等思想的影响,在宗教上反对加尔文教的宿命论,哲学上否定知识起源于感觉经验,崇尚精神直觉,反对迷信教条,表现在文学创作上,则反对模仿欧洲,反对拾人牙慧。超验主义俱乐部从整体上看,似乎缺乏某种统一的纲领,但毫无疑问,他们都尚真、主情、重直觉和想象。超验主义这一主旋律在爱默生第一次欧游结束回程的船上,从其日记中看很可能已经成形了:“人的心灵深处具有自我主宰所需的一切。发生在他身上的这一切,无论善恶,都只能是他的自我流露。世上万事万物和人的心灵息息相通、遥遥呼应;万物之灵无不渗透人的内心,人们不应向外索取。生活的目的似乎就在人的认识自我。上帝在各自的心里,这才是真理的最高体现。”所以,他把开启人的心智唤醒人们精神独立作为自己的首要使命。而这也恰好和古印度宗教哲学思想的启示相吻合。据研究,爱默生在青少年时代,就深受印度思想熏陶;哈佛大学求学时他与东方的经典,如印度的神圣教义《福者之歌》、《奥义书》等等都结下了不解之缘。古印度宗教哲学思想的核心是要人达到“梵我合一”最高境界,而到达这一境界又在于个人去寻找一条适合自己的道路。虽然印度教认为智慧瑜加不失为一种选择,但决不认为仅此而已。它注重实际经验胜过迷信权威,如果盲目地服从权威最终带来的是精神的最后瘫痪。印度宗教还认为,对精神影响最大的是自然,因为二者类似。人并非与生俱来有罪,相反,每个灵魂都潜藏着美的本性,我们只要将其刮垢磨光,最不可救药的罪人也能借助智慧得以自救,回归自然。所以,印度教义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全凭自己把握。爱默生将这些从印度经典和欧洲圣贤中得到的启示创造性地运用到他1837 年那篇划时代的演讲《美国学者》中。文中,他振臂高喊“我们靠嗟来之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的日子结束了”,呼吁美国人要精神独立;同时,他也认为自然与人的心灵是相通的,自然的法则就是心灵的法则。所以,他认为认识自我就是研究自然。可以说,唤醒人们自立和直觉的精神体验是贯穿他思想的主线。这和印度教思想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他的这一主线也体现在其诗歌中。爱默生从古印度思想中受益,另一位超验主义的代表人物梭罗也是如此。梭罗承认自己很欣赏印度思想,并且把吠陀文化誉为“高尚而纯粹的灯塔”,其名著《沃尔登,或林中生活》就是他的哲学和独立思想的载体。继梭罗之死和爱默生退休之后,虽然超验主义运动在美国内战后渐渐消失,但其精神却已深深地扎根在美国文化中且一直延续到了现在。不仅惠特曼声称《草叶之歌》受超验主义和印度精神的影响,爱米莉·迪金森、霍桑无疑也受了启发。就连1945 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T.S.爱略特也从《福者之歌》等吠陀文献中吸取了丰富的营养。二十世纪后期的摇滚音乐、垮掉一代的诗歌等等无不打上了古印度哲学思想的烙印。总而言之,印度文明对美国文化的巨大影响(尽管很微妙)要胜过其他任何外来文明。如此说来,不仅爱默生之超验主义是东方种子在西方土壤中结出的硕果,就连整个美国文明的形成相当程度上都受到了东方文化思想的影响。这个结论是毋庸质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