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粹经济理性主义和启蒙理性主义一样,是人类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重要思想资源。它威力至巨,无远而弗届。经济理性主义是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其《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提出的重要思想。所谓经济理性主义,是指以交换逻辑为基本的存在逻辑,以货币哲学为其存在的支点,以经济行为为基本的存在方式,以收益最大化为最终归宿的思想体系。经济理性主义及其扩展既是都市小说产生的动因,又是都市小说重要的表现内容。它不仅决定着都市小说的生产机制,甚至从根本上影响着都市小说的创作主题和审美特征。对于经济理性主义与都市小说的创作关系之研究,国外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专著有[美]伊恩·P·瓦特的《小说的兴起——笛福、理查逊、菲尔丁研究》,国内有祁述裕的《市场经济下的文化研究》等。他们的研究都是从广义的经济理性主义及其外在表现形式——市场经济的角度切入,既缺乏经济理性主义的明确界定,又未能就经济理性主义对都市小说内在生产机制的根本性影响展开深入考察。新时期之前,经济理性主义在国家和集体层面起着重要作用。由于特殊的政治环境和特定的意识形态,经济理性主义对个体主体的效应被遮蔽和阻断。进入新时期,随着思想的解放和对经济活动认识的不断深入,经济理性主义又开始复苏并逐渐扩展。与西方社会经济理性主义的自发性启动不同,中国的经济理性主义的再度回归,是政党政治自觉推进的结果。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理性主义勃发的第一推动力是政党意志和国家意志,因此它与意识形态关系密切。经济理性主义的唤醒及其扩展引起了中国当代社会全面而深刻的变化,斐迪南·滕尼斯所谓的由共同体形态的礼俗社会向以个体利益为本位的法理社会转型的论断在当代中国成为现实。具体表现为:一、由于国家意志、政党意志与个人意志空前一致,厚利主义和消费主义勃兴;二、个人主义与经济理性主义携手,经济个人主义形成并发挥作用。这使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个人自由度逐渐增大,促进了个体主体的解放,特别是对女性解放意义深远;三、经济理性主义的扩展促进了中国社会的分层和中产阶级的产生;四、更重要的是,经济理性主义的扩展还带来了价值的移位并为新的价值偏好体系形成奠定了基础。经济理性主义及其扩展对中国都市的影响更为深刻,按照布罗代尔的观点,都市与经济理性主义是“合二为一”的。中国新都市化几乎与经济理性主义同时启动与勃发,经济理性主义和都市化引发的变革,不仅带来了都市工商业的繁荣,同时出现舍勒所谓的“市民精神改塑了社会秩序”的现象。以经济理性主义为核心的当代中国都市精神随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