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芬奇密码》是丹·布朗所著，被称为经典小说与智力解谜结合的典范之作。自该书出版以来，荣登过全美所有主要书评排行榜之榜首，是自《哈利波特》之后又一部掀起全球热潮的悬念小说。本文以朱振武译本和尤传莉译本为分析对象，探索译者在翻译《达·芬奇密码》过程中所发挥的主体性是否适当，及其对译文所造成的影响。　　 本文开篇阐述了译者主体性的概念定义及相关理论。传统译论局限于文本对比和语言转换的范围内，并以“原著中心论”、“作者中心论”等来严格要求译者恪守“隐形人”的规则，译者不过是处于从属地位的传达工具，如“舌人”、“媒婆”，甚至是“原作者的奴隶”。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国际译学研究经历了从语言研究到文化视角的巨大转变。众多翻译理论家开始把目光投向一直默默无闻的译者，承认其在翻译过程中所发挥的主观能动性，并将其从“隐形”的桎梏中解脱出来，确立了译者的翻译主体地位。　　 译者主体性贯穿于翻译活动的全过程，不仅体现在译者对作品的理解、阐释和再现，也体现在对文本的选择、翻译策略的选择等方面。然而，随着译者主体性的彰显，有人认为发挥译者主体性便是抛离原文，随心所欲，从而忽略了任何主体性都有制约性的一面。译者主体性是要受到一定制约的，而这些制约因素可以具体到译者的文化先结构、双语文化能力、原文及作者以及译文接受者等。探讨并重视这些制约因素的原因在于它们并非仅仅是对译者的羁绊和约束，而是译者正确发挥主体性的诀窍，是译者的潜力所在。　　 本文通过对《达·芬奇密码》两个译本的研究及对比，侧重于朱振武的译文，并将其划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由于译者主体性的适度发挥，译文忠实地再现了原文的内容及风格，更好地贴近了读者；另一类则由于译者受到了自身背景知识、文化障碍及语言水平的限制，甚至在某些地方过度夸大译者主体性的能动性，导致译文的内容及风格在与原文出现偏差，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译文的质量。　　 最后，本文试图总结，翻译绝不是机械的文字转换，译者主体性的存在不仅是客观的，也是十分重要的。然而，译者主体性的发挥应当适度，主体性的发挥是有底线的。而这个底线就是，翻译应当忠实于文本的原意，即，信是翻译的底线。我们必须意识到译者主体性的发挥是受到一定条件制约的。在了解这些制约因素的基础上，译者才能更适当有效地进行翻译操作，从而提高译文质量，对原文作者及读者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