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南,“辽东(郡)”之南,依山傍海、气候宜人,土肥水美,颇有“鱼盐之利”,区位交通条件优越,自古便是中国东北、乃至东北亚与中原等地联系交往的“桥头堡”,在上述诸地的社会历史进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在两汉大一统王朝的统治下,辽南社会发展取得巨大进步,在交通、城市、文化诸方面均有突出表现,理应引起治边疆史、交通史学者的足够重视。辽南汉代交通的发展主要体现在呈“(?)”字形的海陆交通系统的成熟上。先秦秦汉时期的石棚墓、青铜曲刃剑墓、贝墓,为“并海道”辽东段(辽南)交通线的早期形成提供了考古学方面的实证,以平郭、汶、沓氏为代表的城市群的出现使该路段交通进一步完善。“辽泽”的存在与汉代“勃海”海侵对该路段之通畅造成不利影响。利用洋流、季风等自然力与舵、风帆等航海技术而发展成熟的汉代“勃海”航线,实现了辽南与中原乃至朝鲜、日本等地的常态化交往,促进不同区域间官方、民间的频繁联系与沿岸一系列港口的兴盛。辽南汉代交通对中原与东北亚之间的政治联系、人群流动、经贸往来发挥重要作用。辽南汉代城市地理与交通地理间关系密切。沓氏,辽南汉代海陆交通系统之枢要,学界主流观点认为其县治乃半岛最南端的“牧羊城”。从“牧羊城”周边地理环境、对外交通条件和自身考古发现看,难以满足成为县邑的要求,或只具备沿海“障城”性质,而在张店、陈屯、营城子等地设立“沓氏”县治的可能性要更大。此外,“沓津”、“沓渚”或不可等同视之,前者应为供大型船舶停靠的大陆海港,后者则属于亦建有港口的近海岛屿。辽南汉代文化地理是交通发展的凝练与升华,贝墓是其最佳物质体现之一。分布在今辽南大连、营口和辽西锦州、山东北部沿海地区的贝墓,于西汉初的出现很可能与当时“勃海”航线发展成熟的交通史背景有关,应是具有大致相同的风俗习惯、文化信仰的人群流动于“勃海”沿岸的反映;集中发现贝墓的地域内往往存在同时期城址,不排除这些城址为其时之县邑或港口的可能;东汉初,砖室墓葬俗兴盛于东北亚,贝墓渐趋消失,更体现出以“浮海”移民为载体的中原主流文化在辽南便利交通背景下向边疆地区的扩展和浸润。中原文化圈、江南文化圈与以“辽南”为代表的汉代东北亚文化圈之间的文化传播值得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