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我国流动人口规模为2.36亿,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为我国经济增长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也推动了我国城市化进程。目前,人口流动开始进入家庭化迁移为主的阶段,给流入地和流出地的发展与管理提出新的要求与挑战。对流动人口家庭化迁移水平的测量及影响因素的研究有利于促进流动人口的服务与管理,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推动流动人口与经济社会的健康协调发展。本文主要基于2012-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首先,对流动人口调查对象的基本特征和家庭化迁移特征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其次,从数量、时间及质量层面选取指标构建流动人口家庭化迁移水平测量指标体系,采用空间相关分析法对2017年我国大陆31个省(市、区)的家庭化迁移水平进行空间差异比较;再次,选取2017年宏观经济、人口及家庭化迁移水平指标进行聚类分析,将我国大陆各地区划分为若干类别,对2017年调查对象的家庭化迁移水平进行等级划分并比较各类地区间的差异;最后,从个体特征、经济特征与流动特征综合考察各类地区影响流动人口家庭化迁移水平因素的异同。本文得出以下三点结论:第一,流动人口家庭化迁移水平近年来缓慢上升。2人户和3人户是调查对象在流入地的主要家庭户规模,完整家庭化迁移的占比各年均超过50%。2017年家庭化迁移水平综合得分为75.08分,较2014年的70.55分上升了4.53分,2015年和2016年的得分分别为71.31分和72.86分,上升较为缓慢,各年的得分波动不大。第二,流动人口家庭化迁移水平在空间上存在相关性和聚集性。全局莫兰指数0.304表明我国流动人口家庭化迁移水平在空间上具有显著的正相关性,热(冷)点分析显示长三角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中部分省市的家庭化迁移水平有显著的高值聚集性,西北地区的家庭化迁移水平具有显著的低值聚集性。第三,各类地区流动人口家庭化迁移水平的影响因素既有共性也有个性。与较低水平相比,中等水平方面,年龄、户口性质、受教育程度、就业身份、住房性质、流动范围是三类地区中共同的影响因素;较高水平方面,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就业身份、住房性质、流动范围是三类地区中共同的影响因素,但作用机制有所差异。最后,根据研究结果,本文提出如下对策建议来促进流动人口家庭发展,缓解流出地与流入地的管理压力:分类逐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深化基本公共服务区域协作、保证流入人员的基本住房需求、综合考虑流动人口家庭化迁移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