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院志是指以方志的编纂体例,记录书院历史沿革、教育管理、规章制度、诗文等方面的综合性文献。宋、元时期已有书院志,明代书院志编纂渐多。清代书院兴盛,书院编纂志书亦颇为流行。据初步统计,清代有书院志155部,流传至今的有104部。从形式上看,清代多数书院志采取的是方志的编纂形式。就书院志的内容而言,无外乎是给定书院在时、空中的位置,然后对书院历史活动,间或书院所在地区文化的记录。但不同时期,书院志的主要内容有变化。清代书院志的编纂者,主要是地方官员、士人、书院人员三个主要群体,而尤以地方士人所占比重最大。他们编纂书院志,或出于记事补阙,或出于“明道继统”,但更多的是出于对书院发展的现实关怀。亦有一些编纂者隐藏了个人意图在其中。他们编纂书院志书,主要从书院旧志、地方志、正史、地方档案,以及私人著述等选取材料,间有官方颁布的政书等。书院志的编纂,也就是编纂者于书院所在具体的空间范围之中,搜罗与之相关联的材料,充实书院志的内容,同时给出书院在整个历史时期与地理版图中的定位。文本的形成,受文本创作者所处社会、个人情境的影响,书院志也不例外。清人在编纂书院志之时,士人知识网络中传统的记事体裁与有关书院的经典常识、编纂者所处时代的政治压力、学术变迁,以及编纂者的地方意识,是影响书院志编纂较为重要的情境。清人在编纂书院志之时,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都受当时流行于士人之中的相关知识的影响。书院志的形式,主要来源于方志这种传统记事体裁,且表现出很强的一致性。表面上,这一形式源于清代士人对有关记事的传统体裁的吸收与运用,但其实有更深层次的社会情境在其中。在内容上,白鹿洞规、四大书院、苏湖教法等有关书院教学、管理的经典知识是清代书院志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它们之所以能超越时空一直流传,乃是因为它们在当时试图回应的问题在清代依旧存在,经典具备现实意义。清代很长的一段时期内,文字狱盛行。政治、文化上的压力,影响到了书院志的编纂。以东林书院志的编纂为例,因东林与党争、明清鼎革之际历史的关联,牵涉到的政治禁忌颇多,强大的政治压力之下,无锡地方士人在书写东林历史之时,为避免触碰文网,将这段历史与政治分离,他们笔下的东林形象经历了由理学、事功、气节并著至道南传人的变化。其它书院志中,收录朝廷诏令、谕旨等代表官方权威的文件者,也较常见,这同样反映出志书编纂者所受到朝廷政治威权的影响。书院志编纂者中,士人是最大群体,他们对学术的敏感与关切亦反映在书院志的编纂之中。清初徽州地方尊崇程朱的施璜、汪佑等人,严守门户,他们编纂的《紫阳书院志》中,建构朱学在地方传承的脉络,隐没阳明学说在地方传播的历史,使得书中的新安学术史,成了朱学一派传承的历史。汉学兴起之后,经史考据风行。书院志中,有关经史阅读、研究的内容明显增多,一些书院志的编纂,则明显使用了朴学的方法。清人编纂书院志,除受政治、学术的影响外,还有一种地方意识在其中,这是影响书院志编纂的更为核心的质素。书院是处于地方社会、文化网络之中的书院。这种地方性,规范了志书编纂者的思想与修志实践。他们在编纂书院志的过程中,表彰地方先贤与学术传统,将地方人物、学术纳入全国性的道统之中,以此增重地方,彰显个人。地方士人亦借书院志的编纂,提升家族、个人的声望,获取文化资本。书院志地方性的特点,看似不言自明,但它确是理解书院志的关键。历史研究是研究者通过历史文献获取信息,建构历史的过程。但文献并不透明,它包含了书写者因应种种语境的个人意志在其中,这些因素制约着文本的形成及其对后世的意义。对清代书院志编纂的研究,不仅呈现出书院志这种文献的性质,其间反映出的政治压力、士人心态、地方社会,正为我们理解文本与历史书写、时代与士人思想提供了可资思考的维度,也为我们探索文本的形成过程,提供了个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