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实践中,大多知识产权案件的审理涉及技术问题,其专业性与复杂性超出了公众一般的理解范围,而法官在技术领域的局限性,使得在知识产权审判实践中,技术事实查明难的问题日益突出。针对这一难题,我国在知识产权诉讼中引入了技术调查官,并于2014年12月31日由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关于知识产权法院技术调查官参与诉讼活动若干问题暂行规定》(下文简称《暂行规定》)。我国引入技术调查官旨在弥补法官技术知识的缺乏,通过协助法官查明知识产权案件所涉技术事实,以提高知识产权审判中技术事实查明的科学性、专业性及中立性。根据《暂行规定》,我国北京、上海、广州三大知识产权法院均配备了技术调查官,其聘请的技术调查官主要是以兼职或派遣交流的形式任职。随后,各知识产权法院也相继安排技术调查官参与知识产权审判,协助法官查明案件所涉技术事实。本论文首先阐述技术调查官参与知识产权审判的试行现状,分析在试行过程中取得的积极效果及问题,为我国知识产权审判技术调查官制度的具体构建提供参考。我国引入技术调查官之前,知识产权审判主要通过司法鉴定制度、专家辅助人制度、技术专家陪审员制度以及技术咨询专家制度四种途径来查明案件技术事实。本论文分别对这四种途径进行介绍并分析其在知识产权审判中的局限性,试图从知识产权审判的外部环境分析我国引入技术调查官的必要性。同时,知识产权案件大多涉及技术性问题,技术性较强,为技术类知识产权案件。本论文也着重讨论了技术类知识产权案件的定义,提出在案件中需要进行技术事实认定的案件即为技术类知识产权案件。并分析了该类案件的特性,即技术性、广泛性、复杂性、更新性。技术类知识产权案件具有的特性决定了在该类案件审判中需要知识产权审判组织技术智力的“自给”,我国引入技术调查官是对这一技术智力“自给”的实现。另外,域外有部分国家及地区,针对缺乏技术知识的法官在查明技术事实上存有困难的问题,采取了不同的做法以实现审判组织的技术智力“自给”,建立并发展为较成熟的制度。如日本技术调查官制度及专业委员会制度,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技术审查官制度,德国的技术法官制度,英国的技术陪审员制度,美国具有专业技术背景的法官、法官技术助理及专家陪审员制度。本论文将对这些制度进行介绍,并在此基础上,讨论其对我国的本土可移植性,分析其对我国构建技术调查官制度的可借鉴之处。最后,本论文在前述分析的基础上,对我国技术调查官构建原则、诉讼职能以及选任管理、诉讼程序的参与等问题提出具体构想,以期为我国技术调查官制度在知识产权审判中发挥有效的、积极的作用提供学术性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