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科学语境下的模式是基于科学主义的，主要用于识别事物的概念、性质，一般与价值无涉，而社会发展模式应该是基于历史唯物主义视域的，它不但要回答是什么，而且更要有价值取向。　　 所谓模式基本上可分为两类层次，一类是经济增长模式，它的形成标志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一个工业民族，当它一般地达到它的历史高峰的时候，也就达到它的生产高峰。”但这类模式是单向度的，即“物的世界增值与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世界历史上发生的几种有代表性的模式基本上属于此类。第二类是社会发展模式，它是一种“以人为本”、全面发展的模式，即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全面发展，即物的世界增值与人的世界增值成正比。2010年，中国正式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基本完成了经济增长模式出场的条件，所以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也成为热点，但人们对中国模式的在场性始终存疑，科学发展观应运而生，它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精神高原上，总结以往各种模式的经验教训，彻底解决了它们无法解决的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矛盾问题，彻底解决了发展为了谁、发展依靠谁、发展成果有谁享用等重大问题，使得中国模式由一个单纯的经济增长模式发展到一个全面的社会发展模式，进而为构建马克思所说的“自由人的联合体”创造必要的历史条件。所以，如果把模式仅理解为经济增长模式，那么，中国模式已经成立，但如果升级到全面发展的社会模式，那我们还必须坚持贯彻科学发展观，脚踏实地、埋头苦干，大致到本世纪中叶，我国基本实现现代化，中国模式才趋于成型，至于要实现“自由人的联合体”这一远大目标，那就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几十代人的努力。所以，科学发展观一方面对以往的经济增长模式去敝，另一方面对中国模式澄明，使未来的中国模式趋于无敝和敞开。　　 中国模式证明了一个人口多、底子薄、经济文化落后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同样能够实现工业化、市场化、现代化，它大大拓宽了民族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径，促进了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发展；中国模式证明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同样能够实现工业化、市场化、现代化，粉碎了所谓的“历史终结论”；中国模式的和平发展道路也粉碎了所谓的“文明冲突论”和“中国威胁论”。　　 作为面向21世纪的中国模式的发展是多向度的，它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基础，以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为保证，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支持，以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愿景，真正构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全面的社会发展模式。　　 中国模式的发展还特别注重外部世界的反应与互动，在全球化的语境下，这既是处理好民族历史与世界历史的关系，也是处理好独立自主与对外开放的关系。在共同应对核危机、金融危机、生态危机和恐怖主义等方面，中国政府做出了相应的努力。　　 当然，中国模式还面临着各方面的挑战，主要有来自公平方面(具体表现在居民收入分配的差距、城乡收入差距、东中西部的区域差别)、资源与环境方面、执政党与政府方面(领导、执政水平有待提高，反腐倡廉任重道远，政府职能的转变等)这些挑战不应该成为我们怀疑甚至否定中国模式的理由，反而是激励我们更好地按照科学发展观加快改革开放，争取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那时，中国模式将会以一个崭新的面貌出现在世人面前!　　 辩证法是关于自然、人类社会和思维的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它应该成为我们研究中国模式的科学方法与指导思想。在辩证法的视域下，模式具有非普适性，任何模式都是具体国情、文化、历史的产物，根本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所谓普适性的模式；模式具有一定的可通约性，作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模式，既有共性，也有个性，但任何走向现代化的发展模式都离不开工业化、市场化、现代化的发展道路，在这些方面，所有的模式可以取长补短、相互借鉴。模式的变迁是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任何模式都经历“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曲折道路，从而实现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正如列宁所说：“发展似乎是在重复以往的阶段，但它是以另一种方式重复，是在更高的基础上重复(“否定的否定”)，发展是按所谓螺旋式，而不是按直线式进行的；发展是飞跃式的、剧变式的、革命的”。研究模式是为了探索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共产党的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探索，我们相信：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我们一定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上实现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