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量的土地被征用为城市用地,失地老人的数量越来越多。这些失地老人既缺少中青年失地农民维持生计的竞争力,同时又不能享受与城市老年人相同的养老保障待遇,他们面临着生活和养老的双重困境。笔者在调查中发现,现实中,在失地后,一些有劳动能力的失地老人没有无所适从,他们或种菜卖菜、或做流动摊贩、或做临时工、或做正式工——在以自己的方式去获取更多的生活保障。文中将失地老人这些行动称为经济参与。那么现实中失地老人经济参与是怎样发生的?目前形势下,这些经济参与会遭遇许多限制,比如就业年龄限制、城市管理限制、观念排斥限制等等。面临这些限制,失地老人采取了什么策略来应对?经济参与行动又是怎样延续的呢?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深思。目前学界有关失地老人的研究,多集中在生活状况、养老保障、社会网络等方面,而缺少在积极老龄化视角下对失地老人经济参与行动的探讨。笔者认为,对失地老人经济参与行动的研究,不仅有助于对失地老人的日常生活进行深度剖析,而且进一步丰富了行动理论的研究。基于此,论文以失地老人经济参与为研究进路,选取苏中N市Z社区为样本地,运用质性研究方法,从行动空间、行动动机、行动策略、行动再生产等方面探讨失地老人经济参与的行动逻辑。从失地老人经济参与的行动空间来看,尽管,就业年龄的限制和市场排斥是他们经济参与的不利因素；然而,城郊区域多元化劳动市场需求、城郊治理滞后的行动“缝隙”、相同利益诉求下经济参与集体行动动员等能为他们的经济参与提供狭小的行动空间。从失地老人经济参与的行动动机看,他们行动的直接目的就是要改善自己的经济生活水平。除此之外,有些失地老人也希望借助经济参与来缓解他们在家庭关系、社会交往、认同等方面的尴尬处境。从失地老人经济参与的行动策略看,面对狭小的参与空间,失地老人有着自己参与的智慧,他们选择最擅长的经济参与方式,并进行最大限度的行动动员。一方面,他们利用郊区治理的困境为经济参与行动争取制度上的“默许”,另一方面则将弱势身份工具化,利用中国情境中的“情理法”去化解行动冲突。失地老人从事着个体摊贩型和劳务雇佣型两种不同方式的经济参与。前者以个体摊贩的种菜卖菜、流动摊点为主要形式,后者以劳务雇佣的临时工和正式工为主要形式。因为个体摊贩的经济参与行为会影响市容市貌,失地老人往往会借助合作共赢、获取同情、群体违规等策略获得行动的可能。在劳务雇佣的经济参与中,失地老人会面临年龄、技术能力限制和就业排斥,他们往往会选择低技术能力要求的工作,并利用“找关系”、“假年龄”、“低报酬”等变通方式来获得“准入”。需要说明的是,不管哪种类型的经济参与,失地老人的行为都违反了国家的相关规定,而失地老人的行动策略则不过是为了能改善自己生活境遇而不得不违规、不得不“变通”的行为。从失地老人经济参与的行动再生产看,在这里,再生产是指经济参与行动的重复性实践,是失地老人个体自我反思和对社会系统反思的结果。虽然失地老人经济参与行动是违规的,但从积极意义上讲,失地老人经济参与是其应对失地后困境的能动反应,这不仅能为他们提供更多生活保障,同时也在新的城市空间构建了一种“有序”秩序。在这种秩序中,失地老人有了自身的角色和生产方式,也有了与之相应社会关系、生活方式,这会为他们“失地”的不安换来一份平静,从而有效促进他们生活的稳定。在这个意义上,现阶段失地老人经济参与的行动再生产不可或缺,需要政府和社会通过正式的或非正式的制度给予支持。通过研究,本文得出以下三个研究结论：第一,“情理法”的工具性运用。失地老人经济参与是失地老人应对失地后生活困境的一种自发、能动的行为,也是现阶段城市管理情境下的的不规范行动。在缺少制度和社会支持的情况下,失地老人利用中国情境下的“情理法”策略来获取可能的“违规空间”。第二,“违规空间”下的自发秩序。“违规空间”是失地老人主体努力下的制度“默许”的结果。“违规空间”中的经济参与行动不仅为失地老人获取了生活资料,同时也重构了一种隐性不规范的自发秩序,它与城市空间中显性规范的制度秩序并行存在。第三,乡村性—城市性的行动表征。失地老人经济参与行动同时具有乡村性和城市性的特点。行动的乡村性指的是在农民身份和农民心理作用下,失地老人较多的选择从事个体摊贩型经济参与,且在行动中同质社会资本的运用。行动的城市性体现了失地老人在城市生活环境中的适应能力,表现在他们对劳务雇佣型经济参与的选择,以及在行动中业缘关系的社会交往和异质社会资本的积累。乡村性和城市性在行动中相互补充,不仅促成了失地老人在城市生活环境中新的生产方式的演绎,同时也在悄然改变着失地老人的生活方式、文化观念和社会交往,从而引导着失地老人的城市化转变。最后,论文进一步讨论,从城市化发展的趋势看,失地老人经济参与行为将发生转型。同时,为更好地迎接中国人口老龄化的挑战和回应失地老人的需求,政府应该以积极主导的态度,借鉴发展型社会政策和产出性老龄化理念,立足中国情境,去引导、去规范,从而为老人经济参与提供更广阔的规范行动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