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思想史的发展进程中,马克思主义和古典效用主义理论在基本立场和主导价值上看起来是两种互相对立的道德理论。在那时,古典效用主义理论甚嚣尘上,因此对马克思主义道德理论的研究无法忽视古典效用主义理论的重要影响。本文以效用、自由和幸福为切入点,将马克思的道德理论与密尔的道德理论进行比较分析,进一步发掘两种道德理论的内在契合点,以及马克思对密尔理论的批评与超越。本文从古典效用主义的内部分野入手,对密尔效用主义理论的发展及其基本原则做了梳理。密尔效用主义理论的最终目标是建立一个更好的社会,所以他将效用原则视为一切道德判断的第一原则,将所有社会事务都诉诸效用计算。然而密尔在效用主义范式下对不同道德原则的融合论证,不仅遭到了自由主义者的批评,而且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来看,密尔的论证也很难站得住脚。具体的说,根据密尔的效用主义逻辑,免于伤害的自由原则最重要的目标是划定国家权力或社会权威对个人自由进行干预的界限。也就是在消极意义上,通过一种强制性的自由理念,来维护个人最大限度地自由的实现。这在马克思看来是有局限的虚假的自由。马克思指出,人对自由的欲求不仅仅是消解外界对自由权利的干涉,更重要的在于实现自由的发展。根据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逻辑,真正的自由是一种免于干涉的自由,是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的辨证统一。不仅如此,密尔认为幸福内含一种平等意识,每个人都可以不受干涉的追求自己的幸福。但是由于快乐的质的区别,所以更高级的快乐是更有价值的。在密尔这里,以效用计算为基础的幸福理念,所指代的不是任何一个人的单个人幸福,而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与此相反,在马克思看来,幸福是一种主观的感受,是人的合理需要得到满足后带来的快乐体验。所以获得幸福的根本途径是劳动。古典效用主义理论虽然可以视为马克思理解与批判资本主义生产的入口,但是绝不能因此就将马克思的道德理论简单地理解为效用主义或非效用主义的。究其本质来说,古典效用主义在个人与社会关系的分析论证,以及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本质的揭示等方面的进步意义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它的阶级立场,以及将一切道德问题都诉诸效用计算等方面,却是古典效用主义理论发展的桎梏。而马克思的超越性就在于它立足于无产阶级立场,对行为动机本身和社会整体利益的强调。在马克思看来,涵盖所有社会成员的效用总量才是真正的最大总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