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贸易的发展、市场的扩大最终打破国家的界限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生产力发展和技术进步使得产品的生产过程分离,分工是贸易的基础,分工和贸易的紧密程度决定了一体化的程度。较早的关于一体化的理论论述基本上是建立在专业化分工的基础之上的,而欧盟一体化的成功实践使得一些关于一体化的研究多借鉴欧盟的一体化路径而忽略了差异的存在。但事实上,由于欧盟成员之间的分工已经比较精细,因而可以通过建立包含共同对外关税的关税同盟来获得贸易创造和规模经济的好处,但是东亚的区域内分工还未能达到这样的程度,产业的异质性比较明显,一体化路径也自然不同。东亚的经济发展有其特殊性,因而东亚经济一体化的演进也有其特殊性。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演进历程包含两种力量：市场的力量和制度安排的力量。前者也称为功能性一体化,是东亚13国经济融合的主导力量。在东亚过去的经济融合中,功能性的一体化进展顺利并被人们所认可,而这种力量的形成与东亚经济的发展过程密切相关。首先由于东亚区域内工业化进程中先行一步的经济体的早期的出口导向战略和为了避免贸易摩擦而进行的产业转移形成了雁行形态下的经济一体化雏形；进而东亚各个经济体不断进行优势积累和赶超的过程中进行的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促成了东亚的区域生产网络。但是这只是国际分工的特殊阶段,是一体化历程的一部分,这种力量带来的功能性的一体化进程并不是可以长久持续的。东亚作为世界分工体系中的生产基地,其经济融合与长期发展形成的分工和贸易模式相关：为外部市场提供消费品,而在内部建立服务于出口的生产体系,这种模式本身存在影响一体化进程的潜在因素,包括对外部市场的依赖、对外来技术和产业转移的依赖以及东亚对外部消费市场来说不断扩大生产规模形成的相互之间的竞争关系。从制度性一体化来看,进程缓慢并存在诸多的问题,似乎显得遥遥无期。但是从长期看,东亚的制度整合对东亚经济体的发展是有益的,而且由于推动功能性一体化的力量在减弱,而功能性的一体化又为制度性一体化的发展在分工和贸易方面奠定了基础,因而东亚经济一体化未来的发展应当是两种力量此消彼长、共同作用的。中国在融入到东亚的发展过程中其地位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可以从参与东亚区域内分工和贸易的情况体现出来,这也是东亚功能性一体化发展的一个结果,同时中国也积极主动参与东亚经济的制度安排。由于在短时间内中国在区域内分工和贸易中地位的上升还不足以给予中国领导者的地位,中国应当首先巩固在功能性一体化进程中的地位,扩大内需和提高技术,继而在制度安排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