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国际体系转型进入关键时期,诸多历史上的创伤性事件不断以现实热点问题的形式表现出来,增加了国际体系和平转型的难度。一些弱势行为体,因历史上屡屡遭受创伤性事件打击,对国际体系持怀疑和抵制态度,不利于国际体系的稳定,更不利于体系的和平转型;一些强势行为体在遭到创伤性事件(如伊朗的美国人质危机等)的伤害之后,对弱势施害方实行打击和排斥的政策,致使这些国家成为体系的挑战者;一些大国基于创伤性事件的思维所采取的政策,使彼此之间的关系紧张,增加了它们相互之间就国际体系转型达成共识的难度。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因此,研究创伤性事件影响国际关系的规律有着重要的意义。类似于一战、二战、冷战以及“9·11”等重大历史事件,不仅造成了物质财富的损失,而且造成相关行为体心理创伤。为给予上述事件的心理影响以应有和恰当的重视,本文将它们纳入统一的创伤性事件范畴,力图运用认知心理学的知识作出理论阐释。国际关系物质主义理论和以“挫折-攻击论”为代表的情绪驱动论,都还不能充分地解释创伤性事件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前者将人类视为类似于电脑那样只善于计算力量对比变化的机械行为体;后者则将人类简单地类比为只受情绪驱动的动物,走向了另一个方向。本文认为,关于创伤性事件对国际关系的研究,应立足于国际关系行为体的基本特征:国际关系行为体固然不可避免地受情绪影响,但更具有推理、判断等认知能力。国际行为是认知的结果。创伤性事件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在于引起了受害方对施害方、类似行为体乃至整个外部世界的认知模式变化,并进而影响到受害方的行为模式以及与外部世界的互动模式。由于包含施害方的成胁性和伤害性信息,创伤性事件常导致受害方倾向于对外部世界的信息进行威胁性解读,并采取相应的对抗行为,最终导致施害方的威胁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双方关系陷入恶性循环。对于美国人来说,2001年9月10日和12日是两个不同的日子。9月12日,美国人见到某个穆斯林的时候,可能将其视为潜在的恐怖主义分子,而在9月10日他们可能在一起喝过咖啡。这便是“9·11”事件的认知影响。1979年伊朗的美国人质危机是美伊关系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三十年来,美对伊的基本政策是抓住各种理由,对伊进行打压、遏制、制裁、以武力相威胁,这实际上反映了人质事件的一种难以消弭的后续影响,即改变了美国认知伊朗的模式。人质危机之后,美国倾向于对关于伊朗的信息进行威胁性解读:伊朗被定性为一个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政权体制被视为非和平的,决策机制被视为非理性的,核计划被界定为非和平的,拘捕英国水兵的事件被解读为人质危机。美国的对伊政策在客观上逼迫伊朗全力反击,采取支持哈马斯、黎巴嫩真主党以及伊拉克什叶派民间武装等方式,在地缘政治上与美分庭抗礼。美国所谓的伊朗威胁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人质危机影响美伊关系的模式同样适用于分析类似的创伤性事件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历史上西方殖民主义列强对非洲地区的侵略、征服、剥夺所造成的创伤记忆以及认知模式,仍然是制约非洲国家与欧美发达国家,以及它们与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关系发展的消极因素,甚至影响到它们与国际体系的互动;建立在“9·11”为代表的恐怖主义袭击基础上的美国认知伊斯兰世界的模式,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影响美国对相关地区的政策,及其与相关各方之间的互动;基于冷战创伤体验的冷战思维在很大程度上催生了美俄之间的战略矛盾以及美国对中国的防范和遏制政策,并将长期影响全球地缘政治格局。本文主要结论包括:一、类似于战争、冲突等重大历史事件不仅造成了物质损失,而且留下了心理创伤,其心理层面的国际影响主要是通过改变受害方的认知模式而不是情绪而产生的;二、威胁性认知模式不仅可能造成重大外交失误,而且也是与其他因素交织在一起,对国际地缘政治格局和国际议程变化产生影响,乃至造成全球性灾难的重要因素,所造成的代价是巨大的;三、受害方与施害方相互之间的全面互动能够传递更多的信息,是它们达成和解不可替代的重要渠道。